钟文典（1924.02~2010.11.05），男，汉族，广西蒙山客家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他于1946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先后就读于政治系、历史系，师从沈从文、王铁崖等著名学者。1950 年毕业留校工作，跟随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攻读研究生课程。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随北京大学土改工作团到广西柳城、鹿寨参加土地改革。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受广西大学之聘，任史地系助教，仍留北京大学师从郑天挺教授进修中国近代史，1952年到广西大学任教，1953年转入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系副主任、主任，兼任广西师范大学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

1978年评为副教授，1981年晋升教授。1981年起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并指导留学生。1983年评为广西先进工作者，1989年评为广西和全国优秀教师。1992年评为广西优秀专家，并获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二等奖。

先后出版《太平军在永安》、《金田起义》、《太平天国人物》(获广西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太平天国开国史》(1993年获广西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专著。主编或参与撰写《太平天国史》(丛书，21种)、《我的祖国》(丛书，4种，被教育部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指定为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获广西第四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广西近代圩镇研究》(获广西第六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广西通史》(3卷本，获广西第七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专著，发表论文80多篇。

2003年10月，在广西历史学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连任会长。曾任自治区社科联第一、二届委员会兼职副主席，桂林市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是广西儒学学会名誉会长。

60年前北大的先生与学生

在广西，在桂林，钟文典老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人物了。钟老生于1924年，与梁羽生是小学同学，1946年到195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先后就学于历史系和政治系，受教于沈从文、郑天挺、钱端升、王铁崖、俞大缜、吴恩裕、吴之春等北大诸先生。1950 年毕业后留校，任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的助教，接着还攻读了他的研究生，1952年受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莼先生之邀，回到广西任教。钟文典先生是国内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太平天国而称誉于海内外，曾任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等职。

6 月19日晚上，跟钟文典先生约好次日去采访，他答应得很爽快。 第二天是礼拜六，早上8点多起床来，收拾一番，整理好录音笔和相机，带上纸和笔，出门，在街口的婵娟蛋糕店买了块面包，一边啃一边打电话过去，正好是钟老接的，待报上家门，他忙一连声地抱歉：“老家要来几个客人，10点半到，今天一早才接到的电话，啊，实在很不好意思！”于是又改约周日，老先生忙说：“好好好，一定一定！”

今天得闲了，边啃面包边往回赶，回到家，打开电脑又丰富了一下采访提纲，查询几个人物的时候，刚好搜到凤凰大视野的节目，五四人物专辑，这一期正好是胡适，拍得很有意思，年纪轻轻的胡适博士，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27岁即任北大教授，提倡文学革命，宣传民主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登台演讲还是讲课，女学生皆掷花如雨，——其受欢迎程度竟如此。那是一个英雄登高的时代，星辰擦亮天空，民智得以启。

翌日，我又按时打电话过去，钟老说：“好，你来吧！”然后详详细细地说了一番路线图：“xx桥的南边，xx桥你知道吧？南边，第四个楼，那个中学的后门下来，门口有一对石狮子的，从那个门进，进来十几米，有个值班的木房子，你问那值班的人，他会告诉你的；他要是不在，你就再往左首走，也是十几米，三楼，出平台，再上来两层，就到了。”听他描述了这么多，我还以为有多难找，事实上却很容易，一下就找见了，似有神助。到了钟老家里坐下来，一杯茶早已经沏好了，还开了空调，看我满头大汗的，钟老拿来纸巾：“喏，你擦擦，擦擦！”眼前的钟老先生，清瘦，个头不高，穿一件白细纱T恤，束腰的裤子，很随意的装扮，一点也不像教授，倒像是邻家院子里侍弄花草的老先生。

“你写北大的那篇文章，我看过了，哎，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但这个你不好谈啊，所以我拜读你那篇文章以后，想说这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一个是不好谈，第二个是你谈出来，恐怕也不允许（发表），但是你不谈，问题解决不了，是不是啊？”一见面，他就说起我早前写的那篇《百年北大，何大之有》，“以前在北大，你有这个办学的自主权啊，蔡元培老先生，他不合适可以辞职不干，按照我的理念来办，我干；否则我就不干。现在你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大家抢着要干，所以这个很难进行教授治校”。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北大校长。

和这样的老先生聊天，你会觉得时光又倒流如昨，于言辞间依稀可辨那个时代的底色，每说起一位老师，钟老都敬称之为“先生”。以前的老师不叫“老师”，叫“先生”，那真是一个温暖雅致的称谓。提到钟老读北大时的老师、北大西语系的女教授俞大缜时，他也是一口一个“先生”。世变事易，于女学问家亦称先生，这一点恐怕没有多少人讲究了吧！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就说起两个时代大学的变迁来。钟老颇不满意现在的大学，对如今这样办大学不满，对高校评估不满，“你说评估有什么用？”他这样质问。因此，在学校的离退休老干部会上，本来走走形式的会，他就说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个是大学是不是越大越好，他持不同意见，“现在一个大学几万人，你管得了么？一个管不过来，一个你也管不好，所以最初李岚清搞那个浙江大学合并、四川大学合并，我当时就有个问号。北大那时候也没有几千人啊，北大那时候才六个学院，还有一个先修班，就是一两千人吧，理学院人特别少，一个系只有几十个人。你现在比如说，像我听说有些人，一个导师带20个研究生，而且现在的研究生有些根本就没见过导师，这个不行哩”。另外一个问题，则是评估一条杠、一刀切，大学办不出自己的特色。为此，钟老还和别人开玩笑说：“现在评估谁要多少万字、出了多少部书，我说聂耳就写了几首歌，现在谁不知道聂耳？谁不怀念聂耳？他每一首歌大家都还在唱啊，激励了几代人的么。”我亦是，现在的大学办成这样，如今的教授和学生沦落至如此，我也不想说什么，你说了又有什么用呢？陈丹青不是以辞职相逼么，又有什么用？谁都懂 “以史为鉴”，谁都会说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说归说，却没有人听，听了也不愿意落实——空转的历史经验，空转的教训，南怀瑾说“人类的智慧永远停留在童年阶段”，诚如斯言。

说起现在的大学生，我说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太不懂那个时代，太不懂历史，即使是读了大学，也根本没有多少东西，比以前那个年代的毕业生真是差多了，钟老深有同感：“那是的，他们经过的也很少，所以我今年我跟同学们说，你们现在太优越了，应该自找苦吃！” 又说起教授，钟老对现今的老师也十分不满：“你要是做研究，一个是要有严肃的态度，这个东西呢，是社会责任的问题，第二个呢，要有严谨的学风，第三个要有严密的方法，第四个你要有严格的自我要求，这几条你要做不到了，那你就不要谈研究，弄虚作假没用啊，剽窃抄袭没用啊，所以我现在最感觉奇怪的连院士都搞（抄袭），所以这样你说，这个风气怎么办呐？所以我们为人师，是吧，首先你就这一条，你要正，这个最重要，中国人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一个导师本身你师风都不正了，那就不行了。”

因此，除了偶尔去校园里看看，钟老要么埋首于家，要么和老朋友聚一聚，之前的朋友里，有李宗仁的儿子李德邻、黄旭初的儿子黄永良，“黄永良有次还骑个烂单车来看我，一起吃了餐饭”，钟老笑说。85岁的老人家了，但老人家也有老人家的时髦，与年轻人一样，钟老也有他的“死党”，讲起他的“死党”贺祥麟先生来，钟文典老先生滔滔不绝。贺老比他大3 岁，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后又留学于美国艾莫黎大学，曾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第一、二届副主席，著有《再会了，美国》、《自学的向导》、《莎士比亚》等，既是教授，又是翻译家，还是作家，更是知名的莎士比亚专家。 1952 年，钟文典回到广西大学，跟贺祥麟同住在一座楼，两层的木楼，两个人是隔墙邻居，中间挡着竹篱笆，讲话都听得见，但就是这样的隔墙邻居，却差不多一个多月没有说过一句话，为什么呢？当时贺祥麟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西装革履，皮鞋程亮，而钟文典却是长袍大褂，还是北京老夫子那一套。贺祥麟说钟文典“像个孔乙己”，钟文典说贺祥麟“像个假洋鬼子”，所以两个人没说过一句话。当时呢，贺祥麟正在谈恋爱，有一天女朋友来，家里连开水都没有，他没办法，就来钟文典这里敲门借水，才搭上话，从那时候起，两个人才第一次交流了，后来感觉到彼此还不错，就慢慢在一块无话不谈了。

到后来反胡风的时候，贺祥麟受到牵连被关在家里，别人要钟文典站出来揭发，钟文典不揭发，说“对胡风我不懂，我揭发不了”。再后来，“文革”来了，也是双方面都要揭发，贺祥麟和钟文典两个人经常在一块，什么都谈，结果互相一条都没揭发。“我只要揭发一条，他就是现行反革命，因为他那个人呢，说话没有关拦的，我对他也是一样，心里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两个人一说话，先有个习惯，伸出手来拍一下（表示发誓），经过‘文革’这一关呢，我们两个彼此没有揭一条，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见忠心。”钟老这样说。

这样拉拉杂杂一路说开去，竟然聊了整整一上午，3个多小时，后来也不按提纲了，索性想起什么说什么，虽然漫无边际，却又趣味盎然，反倒聊出很多耐人寻味的事。临走，说要为老先生拍几张照片，“哎，哎，我这个，衣服要不要换？这个太不正式吧！”钟老扯着上身的白色细纱T恤，我告诉他没关系，我要的就是这种随意。又问老先生要以前的老照片，出生时候的，在北大时候的，都没有了，连毕业证和结婚证也都没有了，丢了，我说结婚证可以补办，钟老笑笑：“五六十年的夫妻了，亲戚朋友都知道，又不会有假。”

中间有几次，钟夫人出来倒茶，一脸和蔼，来广西50多年了，当年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还是一口的京片子，不过说实话，一个京城的小姐，能不远千里嫁到这里来，而且一待就是半辈子，那真的是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文革”那一段钟文典因为曾经参加过白崇禧组织的自卫队，当过自卫队队长，所以被诬陷成“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钟夫人那时候是共产党员，组织上要她与钟文典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他，和他离婚，她决不答应，一句也不揭发，更不离婚，结果还和主任顶翻 了。这样的患难夫妻，如今真的不多见了。

眼下，钟老正写一写回忆师友的文章，“我的启蒙老师，那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当时他一到周末就回家种田，但是也很尽心尽责，教几十个小学生，那在那里兢兢业业，教新学，旧学他也教一点，年纪也不老，当时他也就四十来岁，前清出生的，姓王。四九年解放了我回来，还专门想去找他，结果他们说呢，不知道还在不在，哎，有一天节日，刚好碰到他，他看见我他走，他可能以为呢，你读大学回来了，你在外面读书来的，我不好见你，我看见他马上绕到他面前，毕恭毕敬地鞠一个躬，他也很高兴，就问我的情况，读书的经过，他还勉励我一番，所以我的回忆师友（的文章）里面，第一个我回忆的就是他”。

区社科联资助老专家们出文集，钟老说，论文他一篇都不收录，全部是回忆师友的文章，他也不喜欢叫文集，而是在文集后面加了一个副标题，叫做“往事亦堪回首”。2002 年，李欧梵去上海拜见施蛰存，提出为他庆贺百年寿辰的事，施先生答道：“我是在等死，我是 20 世纪的人，我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钟老则说：“叫我往前看，我是看不了了！”

做完采访后下楼，我都转身走了一个楼梯了，一回头，看见钟老又打开门，开了个门缝在看我，我连忙回头说：“钟老，您回去吧，您回去！”他才恋恋不舍地关上门。这大概是像我这样有兴趣的毛头小子，或许他还很少见吧，偶然闯进来，和他翻翻故纸堆，扯扯旧人物，谈谈一个甲子之前的往事，而且还聊得那么有趣，难得调起他那么好的兴致。在桂林这个以山水闻名的小城里，一年四季全世界各地的游人都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而这个85 岁的老先生恐怕是寂寞的，写写回忆文章，编编书，偶尔去原来的老房子看书查点资料，虽然家里也经常有人来访，但恐怕多是冲着盛名而来，热闹纵然热闹，却也是用寒暄的辞令堆出来的，到底不能走到他心里，老人家即使跟着笑笑，怕也是被挟持着，强作欢颜。

从钟老家出来，已经12点多了，太阳正毒，白花花的，闷热，阳光从树叶间细碎地投下来，我出神地想：60多年前的北大和西南联大，年轻的“孔乙己” 和同样年轻的“假洋鬼子”，与现代学术史上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们求道论学，谈天说地，真令人久久神往。正走着走着，猛然被汽笛声一惊，前面赶上红灯转绿，几辆轿车、摩托车一起加大油门冲出去?时代，真的变了！

祖上与家世

林东林：钟家在蒙山也是名门望族了，您府上怎样？

钟文典：我是客家人了，祖宗上最早从商丘，那时候是归德府了，到安徽到江西到福建，再到广东、广西，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到了蒙山这里。我们祖上到蒙山，是道光年间了，晚清了，鸦片战争前期就过来了，后来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来变动就大了。我们的先辈在那里创业也比较艰难，我的祖父8岁就出来做事了，出来帮人家看牛，后来慢慢就自己开那个石头，石灰石啊，开石灰石烧石灰，卖石灰，后来就年长成家，夫妇两个打拼，后面就开个小商店，积累点钱了，但是客家人他特别重视教育，儿女的教育，我的祖父6 个儿子，都送去读书，不管家里多困难，结果有5 个中了秀才，那这个科举那个时候，一中了秀才就是地方的绅士行列，但是呢我祖父有一句话告诫儿孙，就是不让做官，说“做官钱，一阵烟；农商钱，万万年”，所以他注重耕读为本。你像我的大伯父，到了陆荣廷时代，叫他出去做县长，我祖父不给，所以没有一个当官的，不是办学就是做点生意，所以是这样慢慢发家起来的，到我们这一代，那就慢慢开始读书了。

林东林：您父亲呢，也是读书人吧，母亲出身大户人家么？

钟文典：我父亲是秀才，17 岁中的秀才，晚清秀才，一中了秀才第三年，取消科举，所以我父亲又去学新学，数理化啊，外语啊，等等，那时候我们那蒙山叫永安州啊，永安州还属于平乐府啊，所以就到平乐第十中学去，广西省立第十中学，跟梁羽生的父亲在那里是同学，所以我说我跟梁羽生几层关系了，两个人的父亲是同学、校友，我跟梁羽生又是校友，还有亲戚关系，我的哥哥和他的哥哥是连襟。我的家庭基本上就是这样，我哥哥学的是土木工程。按祖父来说，我是我祖父第18个孙子，倒数第二个，我父亲呢，儿子就两个，我有个哥哥；女儿有几个。到我这里，私塾就没有读了，父亲有时候教一点旧学，我的母亲是个贫农，贫农的女儿，所以在家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父亲教一点，不过我母亲尽管是贫农，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因为到底跟母亲多一点，到现在为止，我还怀念母亲对我的教育。所以这个待人接物，学习等等，都是受母亲的教育，父亲在外面工作，根本管不了。

我父亲去世得早，三八年就去世了，55岁就去世了，那时候我 14 岁。（我父亲）得了一场，那叫做肠热病，当时缺医少药，三八年就是抗战的时候，西药进不来，中药嘛也就那一点，治不了，所以父亲死了以后呢，主要就是靠母亲教育，所以我很怀念我的母亲就是这样。我的母亲是活了81岁，七四年去世的，所以我还接出来养了几年，那时候呢条件也差，运动也多，老人家有时候也经常为我们担惊受怕，所以我就说了，人家问我，你这一生有没有感觉到最遗憾的事，我说当然有啊，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是子欲养而母不在。父亲嘛，当时我还小，我没办法。

辗转求学的岁月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一级上将，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

林东林：正经念书的时候赶上抗战了吧，是什么样光景？

钟文典：我小学启蒙以后，在村小读了一年，以后就到了街上到了县城读小学，蒙山城南小学，那是全县最大的一个小学了。小学毕业了就考蒙山初中，三七年考进去，四零年毕业，毕业后就到桂林，先是受军训，受军训要受半年。四零年秋天了，军训完毕了，才转到桂林中学，所以就到桂林读高中，读完高中四三年毕业了，当时毕业了考大学嘛，自己也想考一个好一点的学校，但是战时要跑到其他地方去考也困难，所以我就在桂林补习外语，补习了一年，但是不到一年，湘桂沦陷了，就回家。 回家干什么呢？我在小学时同座位的一个同学，姓何，叫何鸿海，他做了汉奸，保安队的参谋长，一天到晚叫我出去帮忙，我当然不能当汉奸，因此我就跟他对头干了，他在他的保安队，我就参加自卫队，就是蒙山、荔浦、修仁三个县的指挥部，是白崇禧任命他的一个老部下组织的，姓陆的，叫陆超，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写我三次遇见到白崇禧。白崇禧呢，有一次是到我的老家去啊，蒙山呐，去那里干什么呢？就是快要沦陷了，到那就去动员大家，坚壁清野啊，成立自卫队抗日啊，所以我参加自卫队就是那一次。白崇禧他家里我都去过，就在那东震路，那时候我们是青年学生，他为他的母亲做生日，在他家里做，那时候何应钦啊、张发奎啊这些都来了，坐在他那院子里啊，摆了两三张八仙桌，上面摆了很多糖果，乐队等等，就是那个文长啊，都在演奏，那时候我们那几个年轻人过那里，哎，白崇禧给她母亲做生日，门口也没有说什么守卫的，也没有什么关拦，我们就进去了，不速之客，几个年轻人进去了，站在旁边，那些官员在那里谈笑风生，白崇禧看到，那周围站了几十个客人呐，都是不速之客，不请自来的，看热闹的，他端个盘子，上面放了糖果，说来来来，大家吃糖吃糖。讲桂林话，我们拿了糖，吃了就走了。

白崇禧那个人，看起来的确是一表人才的喔，很高大，很精明，他那个人就比较尖酸一点，他不像李宗仁这样，所以李宗仁论能力来说，不见得比白崇禧有，所以说帅才和将才是不一样的，帅才这个，一个是要用人，一个是容人，李宗仁他比较能容人，他你看那个解放，不是，抗战那个时候在王城里面做一场报告，就是一张桌子、一杯开水么，就在那儿讲了，讲了一两个钟头，我们当时列队在那里听他讲，他就从那个战区回来，印象比较深刻。

李宗仁（1891-1969），广西临桂人，字德邻，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家，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

林东林：后来怎么样，参加自卫队抗战胜利后又读书了么？

钟文典：后来八月十五抗战胜利，追赶日本人追到荔浦，打到马岭，后来八??一五就胜利，八??一八我的哥哥就叫我回来上学。所以我八??二零就出去了，八??一八到家，八??二零就出去了。当时我一个人，跟着一个上海的商人，从广西到了重庆。走了一个多月啊，到处去找车，没有车，刚刚胜利，到后来是差不多等了一个多月，到柳州，买了一张国民党的一个航空运输队的客票，到重庆。那时候大学刚考过完了，没有了，最后怎么办呢？后来，那个上海商人就走了，我一个人在那里，真是人地两生啊，一个人都不认识，就是有个中华大学，武汉的，私立的中华大学，那时候呢还招生，我想既然来就去考一考，就在那个林森路旁边，一个小巷子里，一个小竹房，竹门，就去考试了。考试呢回来一个礼拜放榜，考了第一名，当然我也不高兴，因为本来是想考其他学校的，后来回到住地一看，行李全丢光了，一样都没有了，身上穿多少就多少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哭鼻子了，我那个时候也考虑怎么办，要不要去找招工的，就去商店问要不要店员，工厂要不要工人，那时候根本不要，大家都复员回去了，所以没办法，就饿饭饿了几天。

林东林：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其他办法吧？

钟文典：到后来呢有一天，在楼上，竹楼上面，有一个文化人，搞电影摄影的，姓朱的，叫朱今明，这位老先生，当时他有50 岁左右，他看见我，问我有什么问题，我说我行李丢光了，人地两生，没有办法。他还想了一下，说：“这样，晚上你跟我来。”跟他去干什么呢，他要复员回上海了，在重庆住了八年，是个摄影记者，很多老的电影片都是他拍的啊，就跟他去摆地摊。他要回上海了，旧家具、旧衣服、旧书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买，点上一根蜡烛，他蹲一边，我蹲一边，卖了多杀，第二天两个人就吃多少。卖了四五天以后卖光了，他跟我说：“老弟，对不起了啊，我要回上海了。”我呢，就一天到晚就转，我想总会碰到熟人，结果正是他要走那一天，我在朝天门那里，碰见两个初中同学，他们两个在中央警官学校里面学习，一看见我问为什么，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当时也没办法啊，他们就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白天到我们那边去，我们多领一份饭给你吃。”我说我过渡的钱都没有，他们就给我，但是吃饭呢这样总不是办法啊，吃一顿我就拿一顿回来，又到处走街。

有一天上街到一个地方，在公共汽车站对面那里，看见一个很摩登一个女郎，一看，她净看我，我也看她，似曾相识吧，她就过来了，高跟鞋，挎着一个皮包，神气得很，说你不是某某么？我说是啊，我说你不是某某么？她说是啊。原来是桂林中学高中的同班同学，她那个时候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里面当职员，那是在国家里面最富裕的一个单位。我告诉她这些情况，我当时已经十几天没换衣服了，胡子也长，头发也长，先去吃饭再说。吃饭时她就告诉我了，她说你赶快，有个地方没有考虑，就是战地失学失地青年先修班，还有五天就考试了，现在还可以报名，你赶快去报名。我说我一样东西也没有，她就陪我去报名，然后就给我笔啊等等啊，又买了衣服给我换了，最后考试过了一个礼拜放榜了，考取了，这样呢她又帮我置办行李啊、买船票啊，这个班在江津白沙，重庆上游七百多里，就是江油李白的家乡，还要上去，陈独秀当时在那里，在江津，江津县的一个镇，白沙镇。

林东林：那后来呢，在青年先修班的情况怎么样？ 钟文典：在这个先修班学了一年，四六年毕业，快读完的时候，大学招生考试了。哎呀，当时光报个名，就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五千多人报名，一个一个来报啊，就在那个操场里，后来就参加大学考试。这边青年先修班里就期满了，青年先修班分三个部，一个是我们这个二部，二部全是男同学，是个小部，只有280多个人，第一部、第三部在上游，长江上游，四千多将近五千人。我在那里苦读了一年，当时好就好在这一点，只人分数不认人，你在这一年全年的段考多少、期考多少，积累起来，然后从高分到低分，可以保送120个人。当时在一部放榜，我们在二部，还要走蛮远，白天还不敢去看榜，那时候年轻人，总还有点面子，总是忐忑不安吧。同学看榜回来，没说我们得，也没说我们不得，当时心里就打鼓了。到后来我个两个四川的同学，我们三个经常玩在一起，我们三个就晚上去看，不敢走大街啊，走长江边上上去，怕碰到熟人，到那里点了松脂在那看榜，当时都是从后面看前面啦，后面能有就不错了，一直看看看，都没有，眼睛也看花了，后来那个同学，忠县的那个同学说：“哎，老钟，你有！”我说老弟你别开玩笑，他说真的有了，结果一看还不错，我考了22名，几千人里面，很靠前了，后来就填志愿，可以保送了，我就填了清华、北大、南开，填了这三个地方，我是读文科的啊，但是保送哪里也不知道，所以就离开重庆到了南京，到下关上船先去教育部看榜，一看分到北大历史系，所以我就这样进了北大。 初进北大 林东林：在北大那几年，那还是解放前了，应该有很多故事吧？ 钟文典：1946 年 9 月北大就上课了，我又晚到了一个多月，所以里面故事也很多，因为我在上海等船，当时内战起来了，铁路不通啊，就靠水路，等船等了很久，我是10月17号才到北京，那时候已经开学一个月了，到北京第二天就报道，就上课了。

上课第一课呢，那就是外语课，那个外语老师是个老太太，俞大缜，就是国民党那个俞大维的妹妹，曾国藩的外曾孙女。那老太太很认真，也很严格，她一看有个新同学来，她就叫我起来念，我当时还没有书喔，因为我第一天报道，第二天我就上课了，我就拿了隔壁座位的那个同学，就是傅作义的儿子，拿了他的书，念完了，那老太太不叫我坐，走下来说：“你怎么开学一个月了，连课本也没有？”她看到我桌上一样没有，我当时从南方去，普通话也说不好，当然我也不好解释啦，我就在那里听她说，她就回到讲座，马上就测验，测验呢，我笔有一杆，结果第三天放榜了，成绩单公布在图书馆面前那墙上，用玻璃柜锁住，我的名字第一个，钟文典，59.5，用红笔写的，哎呀，我一看，糟糕了，全班有三个不及格，我是一个。结果第三天又上课了，老太太又叫我起来念书，我念了，念完她就说了两句话：“你的发音不错，就是说的太快了。”然后又问我：“你现在有书了没有？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了她情况，那老太太很好嘛，就说我错怪了你了。结果后来有一天，她要我到她家里去，冲了一杯咖啡给我喝，所以我第一次喝咖啡，就是在俞大维妹妹俞大贞家里喝的。北大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她不说对你有成见，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她就知道错怪你了。 林东林：那俞大缜后来呢，有没有去台湾？

钟文典：俞大缜没去，留在大陆，留在大陆呢，后来，所以说俞大缜先生这个人呐，很耿直一个人，后来不是罗尔纲先生呢，研究太平天国史，说是《李秀成伪降考》嘛，受了批判，受到围攻么，俞大缜先生呢就出来作证，说李秀成的确是伪降，她说我听我的先辈说过，说李秀成劝曾文正公做皇帝，曾文正不敢。是吧，他是讲策反的意思。当时正在批判（罗尔纲）的风头上，她敢出来作证，那是很不容易哦，我一看到这一段，我就想起当年老太太认真的态度。她而且还去找周总理，那不简单的啊，在那时候，风口浪尖上。

林东林：那时候曾招抡也在北大吧，曾国藩的孙子？ 钟文典：在啊，曾招抡那个时候是教务长，曾招抡不是搞化学的么，一天到晚穿那个黄呢大褂，洞很多，那个化学药品啊，搞的衣服洞很多。他刚上班的时候呢，有个笑话，（守门员）守门口不让他进，他那个时候是教务长，要上班呐，为什么（不让他进）？穿的是破大褂，鞋又穿错了，两个布鞋穿错了，人家一看呢，还以为他神经不正常，不叫他进来，不让他进，后来人家说这是教务长啊，你不让他进？才放他进来。他讲课还可以的啊，我听过他的报告，他的报告呢，在大礼堂做的，差不多坐满人了，站着听的都有。 北大那时候是这样，只要有报告，每天差不多十几二十场，随你听，有时候挤破人的也有，有时候十几个人的也有，照样讲，不会像现在这样正规，一定要到多少人，好像是有面子，是吧，十几个人好像就不行，那时候没有。

与沈从文的师生情谊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著名作家、历史学家。

林东林：沈从文那时候在北大教书啊，您见过吧，对他有什么印象？

钟文典：沈从文先生，我的大学国文第一课，就是沈从文先生上的。沈从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看，哎呦，沈先生是这样一个样子，很清瘦，个子也不高，戴了一副近视眼镜，外面穿一个大褂，讲课就像他的人一样，慢条斯理地，自己讲来讲去有时候还笑一笑，所以给我的印象，好像温文尔雅的一个君子。就这样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也聊过几次。 到了五四年了，解放以后沈先生就不知道去哪里了，解放以后他根本就没有工作，后来还是那个郑振铎帮他安排到故宫博物馆，文学搞不了了，他就研究服饰，所以这老前辈给我的教育很深就在这里，他研究什么成什么，他那个服饰史现在也没有人超过他啊，是吧？ 林东林：据说，解放后您去北京买文物还找他帮过忙？

钟文典：所以五四年，我去买文物，学校叫我去买文物，第一站我就到故宫博物馆，我看看有什么文物请教他们，他们说哎呀，这个你要问沈先生了，我说哪位沈先生啊，他们说沈从文先生，我说沈先生也在这里么？你看，就在那里，在那个大厅的角落里面，面向着墙壁，我就马上过去，我叫了一声沈先生，他抬头看，我向他鞠了一个躬，他说：“你是谁呀？” 我说我是谁，是你的学生。他说有点印象，就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告诉他，我说学校给我两千块钱，叫我来买文物，要建一个文物室。因为是师生嘛，他也很坦率，他说你不懂，明天八点钟你来，我带你去。结果第二天8 点钟，我就到故宫博物院找他，他还在那里等了我。 这样就离开故宫博物院跑到西琉璃厂啊，去买文物啊，我请他坐黄包车他不坐，一定要走路，故宫到西琉璃厂，蛮远的啊！一连三个上午，他一家一家挑，一件一件比，一件一件砍价，当时还没有公私合营啊，然后买完两千块钱了，他就去监督人家装箱，一一说明，然后告诉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剩下的我来帮你做得了，像这样的老先生，我非常感谢他！结果回来呢，先后为这个文物沈先生给我来了六封信，都是两页三页信纸，都是那个蝇头小楷啊，毛笔字写得很清秀的啊，当然我也给他写信。结果我临走，他就送了一块唐代的铜镜，他自己的，给我们文物室，到回来以后我就搞了个陈列室，叫做文物室。

到了六零年，是六零年还是六三年我忘了，他呢就到桂林，到文物室去看，很高兴，说我这个破烂东西（铜镜）也在，我就说我特地用个玻璃盒装起来，注明是沈从文先生捐。这个还有一套钱币，完整的，从古代的彝币一直到清代的铜钱、钞票，都有，他说这一套我们当时没有买啊。我说是没有买，我说这一套你记得没有，我们交易最多那一家文物商，临走了他送了一套到我家里去。我爱人就是北京的啊，就西琉璃厂附近。那个文物商送给我的，当时标价不高，24块钱，所以沈先生看了很高兴。

沈先生，是这样，一直到现在我都想念他，等到我八八年去宝鸡开会，我在火车上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当时很伤感，所以一到宝鸡以后我就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所以沈先生这个人，做老师是不错的。

与胡适有关

胡适（1891—1962），字适之，汉族，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林东林：1946 年10 月，胡适主持的北大的开学典礼，当时您在么？ 钟文典：我当时在啊，那是我第一次见胡适先生，后来就见多了。所以我为什么请胡适先生题字呢？帮我那个村小题字，就是我启蒙的小学，就是有一天我从图书馆出来，我就往北走，他呢，就从他那个办公室绕道往南来，刚好就在图书馆那儿相遇了，路不宽，就这么宽的（比划）。我看到他来当时我就站住了，向他鞠个躬，他也脱了帽回礼，问我：“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么？”我说：“报告校长，没有什么事。”他说那好。 刚好那时我家乡那边搞了一个小学，用我的祖父命名。我有一个堂兄呢，他的母亲去世了，回去奔丧，就把家里剩下的几十亩田，捐给村里小学作办学的经费。我呢跟他谈了这个事情，我说胡适校长这个人，尽管那么有名，但是对学生还是非常客气的，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他说哎，你请他帮写个校名啊，我说可以试试看，然后就拿了那个校名条子，在他办公室外面转悠了三天，到第三天又碰到他了，我就走上去，跟他说了这个情况，结果他也帮写了，写的是：“定荣纪念学校，胡适题，一九四七。”据我了解，帮一个农村的学校题写校名的，就只有我这一家，好像还有帮一个教会学校题字的，云南有一家。 林东林：唐德刚说：“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江冬秀您见过没有？

钟文典：江冬秀江夫人我也见过啊，我到后来当助教、当研究生，就住在胡适先生的对门啊，江冬秀人胖胖的，有时候出门来，胡适先生拿一把纸扇，穿着大褂，江夫人是布鞋、白袜子，两个人就这样慢慢走。胡适先生对她很好，而且江夫人头上还插花。 这些老先生啊，还有李大钊夫人啊，当然李大钊我没见过，我是听说，李大钊的夫人比李大钊还大啊，也是农村妇女，但是有客人来呢，李大钊还要帮她扯扯衣服什么的，梳理一下，要出来见见客人才回去，所以这些老先生在婚姻问题上也有做得好的。

林东林：在北大四年，没去听过胡适先生的课么？他做校长怎么样？ 钟文典：胡适的课我倒没上过，做报告去听过，他当时也没有开什么课，有外国学者来啊，他去介绍，胡适先生演讲可以，那很不错。胡适是这样，他很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胡适先生学问大啊，涉及的面也广。 胡适做校长也可以的，他那个，当时好像有点无为而治，当时也没有像这样复杂，因为它真的是这样兼容并蓄，你譬如说，我就亲自敢尝的么，那个天主教会，美国的神父雷鸣远，在红楼西边的一个教室，在那里讲，做报告，讲那个解放区啊，共产党怎么杀人啊，怎么放火啊，怎么奸淫掳掠啊，讲的一塌糊涂。但是呢在东边，二楼上边，有地下党的进来了，就在那儿讲解放区的怎么怎么。我去听听雷鸣远的，因为对教会这个，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很多教徒在那里念“阿门”，低着头，闭着眼睛，吓了我一跳，我一看看，就走了，又到楼上去听听解放区那边去，所以它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兼容并包。

林东林：1948 年12 月，胡适乘蒋介石派去的专机飞离北平，北大当时什么情况？ 钟文典：当时是这样的，当时学校分两派，一派主张迁校，一派主张留在那里，胡适先生呢当时很会做工作，他在红楼亭上摆两个课桌，两个本子，赞成迁校的，反对迁校的，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到后来反对迁校的多数，所以就没迁，胡适先生本来他也不想走，到后来闹得厉害，就走了。解放军进城么，我也看见了，我们就是去欢迎啊，欢迎解放军进城啊，那个时候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当时是围城的时候，实际上学校就在那里做保护。当时呢，就是说护校运动，护校运动的名头叫做“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呢，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要让蒋介石抢走，不要给他接走，所以一个教授家里都住了四个到五个同学。我当时分配到哪里呢？分到中文系著名的楚辞专家游国恩先生家里，游国恩先生他是江西客家人呐，我就住到他家里去，那时候教授的房子也不大，那都是地板，他睡床上，我们就睡到他床面前，吃饭也就在他家里吃，当时名头叫做“保护老教授”，实际上呢就是稳住老教授，不要让他走，游国恩先生后来也留下来了。 所以北京解放以后，总理到北大去，召开一些资深教授的会议，30几个人吧，就在觉民纪念堂那里开，总理坐下来以后，第一句话就说：“可惜胡适走了，如果不走，北大校长还是他来当。”说明共产党对他当时还是寄于希望的。这是后来钱端升先生告诉我的。

罗尔纲(1901-1997.5)，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训诂学家，晚清兵志学家。 林东林：胡适的大弟子罗尔纲，您的老朋友了，跟他有什么故事么？

钟文典：罗尔纲我就跟他比较熟，罗老也是一个很扎实的人，很随和，他得到胡适的欣赏呢，也就是因为帮胡适做他父亲的文稿，因为他父亲的字很难看（得懂），几个人做做不下去，罗老在那里搞了一年多两年，把它搞清楚了，所以胡适先生很欣赏他。 另外呢，就是请他做家庭教师，罗老呢也是尽心尽责的。他的《师门五年记》本来叫《师门辱教记》，到后来胡适先生帮他改（书名），胡适先生在台湾，60大寿的时候，特别自己出钱印了400本，凡是来祝寿的人每个人一本。罗尔纲先生呢，后来批判胡适么，（人家叫他批判）他就说那我不批判，所以呢传到了台湾去，传到了国外去，（有人就告诉胡适）说罗尔纲也批判你了，胡适先生很坦然，说尔纲不会这样做的，我相信他是违心的。这个话又传回来，传到罗先生那里，罗先生就整整一天不说话，在那里流泪。

林东林：金岳霖那时候也在北大吧，梁思成、林徽因他们？ 钟文典：在，在呢但是在不长久，金岳霖那时候我见过一面，后来就不在了。林徽因我没见过，梁思成我见过，梁思成不是因为那个天安门牌坊的事，反对拆么，古城后来还靠他反对，后来陆定一说了一句话，才没有（拆），毛泽东还想拆的呀，连故宫都想拆的呀！ 俞平伯在，贺麟也在，俞平伯先生也很有意思，他近视眼，又不修边幅，那个，学校有个邮电所，很多老师啊、同学啊在那儿寄信，他近视眼，他一进去一挤把两边人都挤开去，他先来。我一看呢，我说这不是俞先生么，他好像也蛮不在乎一样。

亦师亦友间

钱端升（1900—1990），字寿朋，著名法学家，24 岁荣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林东林：刚才听您说钱端升，钱先生是法学大家了，他跟您也有来往么？ 钟文典：钱端升先生他是法学院院长，我们当时交往也比较多，我到过他家里面很多次。 他是这样的，钱端升先生呢，他讲课，因为他是浙江人，口音比较重，所以呢，听课呢，你听他的课，你要集中注意力听才行，要不然听不懂，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是当时国民党的三门大炮之一，参政会里面的，他一个，许德珩一个，周炳琳一个，三门大炮，经常向国民党开炮的。所以呢，上课时候牢骚很多，议论时政，所以他呢，一上课，见了桌子骂桌子，见了凳子骂凳子，见了什么东西骂什么，有了什么新闻先发一顿牢骚，然后一看表，还有十分钟下课了。一讲课，这个人家听不懂啊，所以同学递条子给他：“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出师表》里面的两句话，表不是用那个表，是这个表。我看了表，到底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看到这条子他也笑，摇头。

但是我想呢，钱先生是国民党的时候30多个院士之一，你说他没有学问说不过去，美国人经常请他去讲学，他的著作也不少，《比较政府》啊什么啊，都不少，所以我说我就要下决心听听他那十分钟的课，一听，那的确是，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可以给你启发很多问题，让你去思考去，他的功夫就在这里，所以呢，真正的，你不要说好像一般我不听了，你只要认真听进去了，他有学问的。跟他接触过程里面也是一样，他的话语不是很多，你比如说四九年一解放了，那时候解放不久，广西刚解放不久，我要回来，想看看我的母亲，我临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文典啊，你回去你要注意喔，如果有什么问题，你马上告诉我们。说明他非常关心我们，我就非常感谢他，所以我说钱先生，我说我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