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大金面具是商周时期的金器，其造型面部呈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长方形耳，耳垂穿孔，显得十分威严。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大金面具造型面部呈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长方形耳，耳垂穿孔，显得十分威严。是目前中国商周时期保存最为完整，体量最大的一件金面具。2007年2月12日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

金面具是用黄金制作的人头像面部装饰——面罩，是在专门制作的模具上捶揲加工而成。1986年，在三星堆祭祀坑中曾出土了6件金面具和24件铜人面具。三星堆的金面具是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据对三星堆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的分析，粘贴金面罩用的是生漆加粘土调和而成的粘合剂。从金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推测此器可能是附着在某种物体之上，应是古蜀时期的神祗面具。此件面具与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这再次证明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

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西北金沙村考古工地上，一块露出金色的泥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拨开泥土，原来是一件小巧玲珑的金面具，器高3.7厘米，宽4.9厘米，厚0.01厘米至0.04厘米，重5克，圆脸圆颐，双眼、大嘴镂空，鼻梁高直，嘴形似乎略呈笑意，富有极其神秘的色彩。小小的金片竟能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像，精致的做工让人们惊叹与佩服。2007年2月，在时隔6年之后，金沙遗址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为在离小金面具不远的一个小圆坑内，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件已被揉作一团、不能辨识器型的金片，经过初步延展后，一双大大的眼睛露了出来……这也是一件金面具！这件金面具形体较大，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其造型与小金面具有所不同，面部呈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长方形耳，耳垂穿孔，显得十分威严。

与两件金面具一同出土的还有数千件珍贵的金器、玉器、铜器、象牙等，于是，考古工作者立即对周边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探明遗址的分布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已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大型祭祀活动场所、居址、墓地等重要遗迹，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器及象牙等珍贵文物数万件，考古学家将这一区域的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从遗址的规模和遗物分析，金沙遗址极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

黄金，华贵雍容、色泽富丽，从古至今受到人们的珍爱。商代，中国北方地区、中原地区、西南地区都相继出现了金器，但在全国其他区域商周时期的文化中，出土的金器却很少，且基本为装饰品，黄金制品始终都无法取代青铜器的重要地位。与此相反，金器在古蜀文化中却是另一番景象，金杖、金冠带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象征“群巫”或祖先的青铜人头像上覆以金面罩来显示其高贵和尊崇，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也是如此。可以说，黄金制品在古蜀文化中具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甚至超过青铜器。

此外，对两件金面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表明，两件器物都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含金量均超过80%。其制作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用自然砂金加工、热锻成型，然后在专门制作的模具上进行锤揲加工，并采用了剪切、打磨、雕刻、镂空、抛光等多种手法，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证明了该器物对古蜀先民的重要性。

两件金面具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这里是古蜀王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在这一区域内，目前已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出土了6000余件制作精巧的金、玉、铜、石器等，以及数以吨计的象牙、数千枚野猪獠牙、鹿角和陶器，这些珍贵的器物都是古蜀先民用来奉献给神灵的神圣祭品。其中，在大金面具出土的小圆坑内还发现了许多红色的泥土。为什么这些土会是红色的呢？这是因为土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朱砂。远古时期，人们认为器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朱砂就是这些器物在奉献给神灵之后所流的血液，这实际上是古代血祭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此，金面具很可能是古蜀国举行神秘宗教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

经过考古学家的仔细观察，金面具表面虽打磨得十分光亮，但内壁却较为粗糙，且两件面具大小不一，因此，很可能不是用于活人佩戴的，那么，它在祭祀活动中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呢？考古资料显示，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祭祀坑中曾出土了6件金面具和24件铜人面具，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外，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此类型的金面具。三星堆的金面具出土于祭祀坑内，是用生漆加黏土调和而成的粘贴剂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这种粘贴剂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器物上也广泛使用，因此，专家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很可能也是粘贴在青铜人像或木质人头像上的。

关于铜人头像，有学者认为是“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形象”，还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或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祖先形象”。而中国古代巫师佩戴面具，主持祭祀仪式的记载在文献中早已有之，说明这是一种相当久远的习俗。巫师在降神过程中戴上面具，以仪式、献祭或歌舞的形式祈求神灵降临，与神灵融为一体，便能代表神灵说话。此外，面具又是神灵降临时寄居的场所，人们可能将其陈设于宗庙或祭祀场所内，以随时迎接神灵的降临，并接受人们的朝拜。面具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里，不仅是一种通神的工具，更是一种娱神的法器，以极其珍贵的黄金面具覆盖于青铜人头像上，不仅显示了其崇高的地位，更是为了让神灵欢娱，以此得到神灵的庇护。它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了古蜀社会祭祀活动的昌盛，反映了古蜀先民独特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金面具目前在中国先秦时期仅见于古蜀文化中，是古蜀青铜文明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蜀文明浓郁的地域特色。有关这一文化现象的渊源至今还是一个谜。在国外，早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古埃及和西亚地区就出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并向地中海沿岸、中亚、南亚等地迅速传播，迈锡尼古墓（约公元前1500年至前1400年）中曾出土过一件黄金葬礼面具，古埃及图坦卡蒙王陵（约公元前1350年）内也曾出土了一件黄金面罩。有学者据此认为成都地区发现的金面具很可能是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古代的西南夷通道、蜀身毒道（被称为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由古蜀人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尚未能证明这条通道在当时已经开通。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成都地区古蜀文明自成系统，有着自身的渊源和发展演化轨迹，金面具体现了基于中原技术的地方文化因素。那么，究竟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体现的是西亚近东外来文化因素还是自成体系？这还需考古学家们作进一步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