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接中山一路，西北与领事巷、鼓楼街相连，金汤街并不长只有0.41公里，紧靠着重庆古城门通远门。从中山路慢步走来，越过一坡石梯坎，穿过通远门城门洞，城门内那条斜坡窄道，那就是金汤街。金汤街是取“固若金汤”之意命名，起名“金汤”是一种喻意，不外乎是说这街边屹立的通远门，高墙耸立，城坚如铁，易守难攻，固若金汤。
显而易见，金汤街是因通远门这道“固若金汤”的城门而得名的，金汤街与金汤门毫不相关，两者也并不同在一处。因年代久远，金汤门早消亡，史家在论及金汤门时，大多点到为止一笔带过，史家语焉不详，今人云里雾里，重庆古城十七门之一的金汤门究竟在哪？
依循《清乾隆重庆古城图》标注的位置来看，金汤门在南纪门与通远门之间，位于雷家坡上面临打枪坝这片山峰山脊间，城外是悬崖高谷，城门恰对着长江边上的珊瑚坝上首。始建于公元1371年的金汤门，清康熙四十六年被编为金汤坊，成为
巴县城区二十九坊之一，那时的巴县城即重庆城。
民国初年，沿袭旧习。直到1935年，在重庆城区行政区划重组之中，金汤门、金汤坊名号一起被废除。在《四十年代重庆城区街道图》里，竟然连踪影都全没了，金汤门像隐遁似的藏匿了起来，真让人难寻觅找。也正是从那时起，重庆人对金汤门疏远了、陌生了，甚至恍若隔世，或许距离之隔，使金汤门顿生了几分神秘色彩。
从
重庆人视野中渐行渐远，金汤门是道闭门，起名金汤，纯属应景。因地处偏僻，山高路险，无通衢大道，这里从未发生过战事，只留下“金汤门，木棺材，大小齐整”的歌谣唱唱而已。好在，金汤门内散落着有天官府、体心堂、仁爱堂还有些名气，总算给金汤门添色几许。
天官府，乃明代
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
蹇义，原名瑢，巴县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历
明太祖、
明惠帝、明成祖、
明仁宗、
明宣宗、
明英宗六朝。他的名字“义”是明太祖朱元璋赐的，明仁宗赐他“蹇忠贞印”，明宣宗又赏赐他京城和家乡府第各一座；他死后祖先获追赠，家属受封赏，子孙得庇荫，本人则被追赠为
太师。蹇义一生显赫不衰，所受殊遇，古来少有。吏部尚书，习称大冢宰，又称天官，乃百官之长。天官府气派宏大，建造别致，相传为明宣宗所赐。单看天官府门前那副对联，足窥皇家气派非同寻常：“祈天永命天官府，与国休戚国老家。
这座天官府保存了500多年，直到
辛亥革命后才消失，但天官府街名还保留。
抗日战争期间，时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
郭沫若就住在天官府6号，又名“寄庐”；第三厅及后来的
文化工作委员会则设在天官府8号。这两个宅院原是重庆市第一任市长
潘文华的内弟的私宅。1938年12月，郭沫若来重庆后在此居住和办公。后来这里成为中共南方局和
周恩来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文化工作路线的半公开的司令部，也是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大本营，被文化界很多朋友和青年称作“小延安”“民主之家”。
1951年1月，郭沫若携家眷旧地重游，专程来到天官府街旧居，提笔写下了《访天官府寄庐》诗一首“久别天官府，寄庐今尚存。危楼经弹破，坡壁透残蹾……”诗后标注文字：“天官府6号乃
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处，余租住4号院中靠西一首的三楼。房两间……夏季热不可挡。但周恩来同志每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在此座谈，有时竟多达六七十人，恒夜以继日。我的《屈原》《虎符》等剧均在此屋中草成。”
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重庆城区先后创办起了一些慈善机构，体心堂正是此时应运而生的。体心堂的宗旨职责是给养孤老、收养遗弃婴孩和无力自养的残疾男女，兼办济米、施药、施棺木以及临时赈灾。一个广施仁慈、授手救济百姓的慈善堂馆，自然深得人心。
仁爱堂与体心堂不同，体心堂是中国人办的慈善机构，仁爱堂则是法国天主教在渝开办的传教地和医院。重庆仁爱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其地今为重庆中医学校。明重庆卫指挥使戴鼎筑造的金汤门，其旧址就在仁爱堂、体心堂、中医学校这一带地区的坡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