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是中国古代称呼用严刑峻法的官吏，是中国历史上的打黑策略之一。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就是热衷“打黑”。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

酷吏本意为执法无情的官吏，另有用残酷的方法进行统治的官吏之意。

《史记》、《汉书》等正史中有“酷吏列传”。

据司马迁所记，堪称有史以来酷吏第一人的郅都十分“公廉”，熟人的馈赠不受，亲戚的请托拒绝。《后汉书》记载酷吏董宣死的时候，“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

郅都执法严酷，甚至连列侯宗室都畏之如虎，称其为“苍鹰”。董宣更厉害，皇帝妹妹的家奴杀人受其庇护，董宣硬是在路上拦住了公主的车，将凶手格杀了，公主投诉，皇帝要董宣道个歉算了，董宣宁死不从。

郅都是得罪了藩王，太后硬要皇帝斩了他;有“虎冠之吏”之称的王温舒更惨，因人告发，被诛灭五族。

酷吏政治到了明、清时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酷吏的侦查网遍布全国各地。除了是官场勾心斗角的一种常态现象，还成为对付知识文人甚至吓唬民间普通大众的特务手段。

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代公开制造冤狱，实行株连政策，例如著名的“胡蓝案”，无论是宰相胡惟庸还是功臣蓝玉，罪名都是谋反，谋反的依据就是通过酷吏的刑讯逼供。蓝玉案，株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胡惟庸案，株连被杀三万多人。又如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毒刑锻炼”，借汪文言案大肆逮捕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二十余人，并将其中六人虐死于狱中。而许显纯或杀或贬，致使此案牵连官员甚广，曾一度导致朝署空虚。古代官场政治险恶到如此程度，足以让后人心惊肉跳。《明史·刑法志三》记载：“刑罚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清朝的康雍乾时代表面上谓之一代盛世，但康熙、乾隆着眼于思想统一，整肃异端，喜欢制造文字狱，借得关碍文字杀人，刀刀见血，而酷吏从中推波助澜，无恶不作。

1 侯封 2 郅都 3 张汤 4 赵禹 5 宁成 6 义纵7 减宣 8 杜周 9 周阳由 10 王温舒

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西汉的儒生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旧唐书》甚至将商鞅评价为酷吏。

由于独尊儒术和严刑峻法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公认秦国为虎狼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中对商鞅评价不高，他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 、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班固认为商鞅变法造成百姓贫富悬殊加剧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他还批评商鞅鼓励发动战争，致使横尸遍野、生灵涂炭。

郅都，生卒年不详，西汉时期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主要活动于汉景帝时期，是西汉时期最早以严刑峻法镇压不法豪强，维护封建秩序的“酷吏”。

汉文帝时，郅都踏入仕途，初任郎官，为文帝侍从。汉景帝继位后，郅都晋升为中郎将。他性格耿直，“敢直谏”，也能抛开情面，“面折大臣于朝”。

郅都随汉景帝到上林苑，随行的贾姬如厕时，突然一头野猪冲进厕所。汉景帝以目示意郅都去救贾姬，但郅都手持兵器，只保护在皇帝身旁，并不行动。汉景帝自己拿起武器，想要救人。郅都跪在汉景帝前面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另一位姬妾入宫。天下难道会缺贾姬这种女子吗？陛下如此轻视自己的安危，将社稷和太后置于何地？！”

听了郅都的话，汉景帝只好把贾姬丢在一边，还好虚惊一场，野猪没有伤人就跑出了厕所。

窦太后听说这件事后很高兴，认为郅都是个难得的忠臣，能考虑宗庙社稷，直言进谏，于是赐郅都百金。汉景帝从此开始重用郅都。

西汉初年，西汉政府倡导“无为而治”，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有的居然横行地方，蔑视官府，不守国法。如济南郡的瞷氏家族，仗着宗族户多人众，称霸地方，屡与官府作难。地方官循于常法，“莫能制”，于是汉景帝拜郅都为济南郡太守。郅都针对不法豪强目无国法、肆行无忌的特点，采取了以暴制暴的手段。到任即捕杀瞷氏首恶，推行严法，开西汉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之先河。瞷氏首恶被诛，“余皆股栗”，不敢再与官府对抗。他在任一年多，“郡中不拾遗”。郅都雷厉风行地打击济南豪强，影响极大，周围十几郡太守对他衷心敬服，视他如上司。

前150年，郅都晋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亲领北军。他执法不阿，从不趋炎附势，也不看权臣脸色行事。丞相周亚夫官高傲慢，而郅都见到他只是作揖，并不跪拜。当时统治者一意恢复国家的经济实力，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因而人民受的剥削较轻，安居乐业，极少有百姓触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郅都行法不避权贵，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惩之。列侯宗室对郅都是又恨又怕，见他皆侧目而视，背后称他为“苍鹰”，喻指他执法异常凶猛。

郅都为人勇敢，有气力，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送礼，他不接受，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他常常自己说：“已经背离父母而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不能顾念妻子儿女”。

汉景帝庶长子刘荣，前153年4月被立为太子。前150年，因其母栗姬失宠，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之母王夫人暗中唆使大臣向汉景帝请求立栗姬为皇后，汉景帝大怒，废刘荣为临江王。

前148年，刘荣因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犯罪，汉景帝召刘荣觐见。刘荣一行由江陵北门出发。上车后，车轴折断而车被废弃。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

刘荣被传到中尉府受审。郅都责讯甚严，刘荣恐惧，请求郅都给他刀笔，欲写信直接向汉景帝谢罪，郅都不许。窦太后堂侄魏其侯窦婴派人悄悄送给刘荣刀笔，谁知刘荣向景帝写信谢罪后，便在中尉府自杀身亡。窦太后得知长孙死讯后大怒，深恨郅都执法严苛不肯宽容，准备用严厉的刑法处置郅都，汉景帝将他罢官还乡，随后却派使者持节任命郅都为雁门郡太守，不必到长安领旨，直接赴雁门上任。

汉景帝时期，匈奴铁骑连年南侵骚扰边境，边境数郡久不安宁。为此，汉景帝任命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人一向敬佩郅都的节操威名，得知郅都就任雁门太守，惊恐万分。郅都才抵达雁门郡，匈奴骑兵便全军后撤，远离雁门。至郅都死，都不敢靠近雁门郡。

匈奴曾用木头刻成郅都之形的木偶，立为箭靶，令匈奴骑兵奔跑射击，匈奴骑兵因畏惧郅都，竟无一人能够射中。

窦太后得知汉景帝再次重用郅都，愤怒异常，不加追究分辨，立即下令逮捕郅都。汉景帝替郅都辩解，说：“郅都是忠臣”。准备释放郅都。窦太后不忘孙儿刘荣之死，说：“临江王难道就不是忠臣吗？”在她的干涉下，郅都终于被杀。郅都死后不久，匈奴骑兵重新侵入雁门。

（？—前116）西汉酷吏。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人。纵少为盗，其姊义姁以民术幸于王太后，经太后推荐，得任中郎、补上党郡中县令，治政严酷，县中无逃亡事。迁长陵及长安令、河内都尉和南阳、定襄太守，依法办事，不避权贵，霞于杀戮。至定襄，一次就报杀400余人，郡中吏民皆不寒而僳。后徙左内史。元鼎元年（前116）因破坏告缗法被杀。

义纵，西汉河东郡（今山西省晋南地区）人。生年不详，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是西汉中期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地主的著名“酷吏”。

义纵少年时，曾伙同他人抢劫为盗。汉武帝即位后，他的姐姐姁，因医术高明，得幸于王太后。依赖这种关系，义纵被拜为中郎，任汉武帝侍从。在皇帝身边不久，他被派住上党郡任——县令。

任县令期间， 他敢作政为，《汉书》说他“治敢往， 少温籍，县无逋事”，意思是说，他敢于施行暴政，从不对任何人容情，使得县境之内没有盗贼容身之地。在考察政绩时，被举为当时第—。 随后，他又先后被迁升为长陵令和长安令。长陵与长安多贵族权贵，他们的子弟门客，依仅仗势，违禁乱法之事不断。义纵到任后，“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对违反法令者一律严惩。王太后外孙名仲，身为皇亲，有恃无恐，横行京师。义纵查知后，派人捕获，绳之以法。他的勇敢举动，得到汉武帝赞赏，认为有治民能力，提升他为河内郡都尉。河内郡豪强地主较多，气焰凶炽，义纵到郡，立即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河内郡迅速稳定， “道不拾遗”。义纵旋被提升为南阳郡太守。

汉武帝时，重用敢于镇压豪强地上的官员，出现了不少有名的“酷吏”。关都尉宁成是当时颇负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非常富有，有陂田千余顷，尽数租佃给贫民，共有雇农数千家。他被罢官居家时， “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因此，宁成是一个本质上实属豪强的酷吏。即使这样，他也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而感到胆寒，当义纵出关赴任时，宁成极为惊恐，对义纵毕恭毕敬，亲迎亲送。义纵洞悉宁成用意，却不为所动，决心予以打击。他抵达南阳上任后，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恨究底，将宁成治罪。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它郡。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

时汉朝己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为保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义纵到郡，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200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200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400余人同日斩杀。全郡人闻讯吓得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汉武帝变更币值，将铸币权由私人手中收归中央后，各地盗铸五株钱者甚多，京师地区，盗铸者尤其猖獗。为刹住盗铸之风，保护汉政府财政收入，在元狩四年(前119年)， 汉武帝又把义纵与另一个酷吏王温舒调回京师，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督察京畿地区。由于这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盗铸者成分复杂，因此尽管义纵到任后大加捕杀，却不能彻底遏止盗祷之风，盗铸之事仍时有发生。

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汉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宫， 见沿途驰道久未修整，有所损坏，开始对义纵不满。这年冬季，大臣场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认为这会扰乱民生民心，未请示汉武帝，便派人把杨可的部下抓起一批。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义纵，并遣大臣杜式严查，最终定义纵为破坏执行诏令之罪，将其诛杀。

义纵为官多年，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曾枉杀了不少无辜百姓，应受遣责，但他卓有成效地“以鹰击毛挚为治”，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故司马迁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绩，并誉他们为“虽惨酷，斯称其位”者。

张汤（？—公元前116年12月），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构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张汤是杜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者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任职很久。

周阳侯田胜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张汤一心帮助他。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引见张汤遍见各位贵族。张汤担任给事内史，为宁成掾，因为办事无误、又被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

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推荐给武帝，补任为御史，令他处理诉讼。

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

不久，赵禹迁升为中尉，调任为少府，而张汤也升为廷尉，两人关系密切，张汤象对兄长一样对待赵禹。赵禹为人廉洁孤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食客。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

张汤为人多狡诈，玩弄智谋驾御他人。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皇上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上奏的疑难案件，一定预先为皇上区别断案的原委，皇上肯定的，便著为谳决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主上的英明。

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皇上拜谢，他还揣摸皇上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臣下愚昧，只及于此。”因而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皇上奏事，受到称赞，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他断决的罪犯，若是皇上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皇上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所断决的罪犯，若是豪强，定要运用法令予以诋毁治罪。若是贫弱的下等平民，则当即向皇上口头报告。虽然仍用法令条文治罪，皇上的裁决，却往往如张汤所说。

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拜见各位公卿大失，更是不避寒暑。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而那些严酷的官吏象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

丞相公孙弘多次称道他的优点。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都穷追狠治，彻底审理。武帝欲释放严助和伍被。张汤与武帝争论说：“伍被本来就曾谋划反叛之事，而严助亲近交结出入皇宫的陛下近臣，私自交结诸侯亦如此类，不加惩处，以后将无法处治。”武帝因此同意将伍被、严助治罪。他以审理案件排挤大臣作为自己功劳的表现，多像这样。

从此，张汤更加受到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 正巧匈奴浑邪王等人降汉，汉朝廷调动大军讨伐匈奴，崤山以东干旱，贫苦百姓流浪迁徙，都依靠官府供给食物，官府库存空虚。张汤从而禀承武帝的旨意，请求制造白金货币及五铢钱，垄断盐铁的生产和买卖，排挤富商大贾。还公布告缉令，剪除豪强兼并的家族，舞弄文辞，巧言诋毁以辅助法令的施行。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常至日暮，武帝甚至忘记吃饭。丞相形同虚设，国家大事都听张汤的意见。全国被搞得民不聊生，都骚动起来，官府所兴起的各项生产，也无法获利。官吏们从中侵夺渔利，从而又被严厉地依法治罪。因此，使得公卿以下的官员，直至平民百姓，都指斥张汤。张汤患病时，武帝曾亲自前去看望。皇上就是这样尊宠他。

匈奴人前来请求和亲，群臣在皇帝面前讨论此事。博士狄山说：“和亲对我们有利。”武帝询问有什么好处，狄山说：“武器是凶器，不应多次动用。高皇帝欲图征伐匈奴，在平城陷入困境，于是与匈奴结和亲。孝惠帝、高皇后时，天下因此而得以安乐。及至孝文帝，要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北部边境萧然而苦于战事。孝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孝景帝往返于两宫之间，胆战心寒了几个月。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一朝始终不谈军事，国家富裕充实。如今从陛下开始发兵攻击匈奴，使得我们国家空虚，边境地区的百姓极度贫穷困乏。由此看来，不如和亲。”武帝问张汤，张汤说：“他是个愚蠢的儒生，没有知识。”狄山说：“臣下的确是愚忠，但象御史大夫张汤那样，却是诈忠。如张汤审理淮南、江都王谋反的案子，以恶毒的文辞肆意诋毁诸侯王，离间宗室的骨肉之亲，使蕃臣内心不安。臣因此知道张汤为诈忠。”于是武帝面带不快对狄山说：“我让你担任一个郡的长官，能不能不使匈奴人入境抢掠？”回答说：“不能”。再问“负责一个县呢？”回答说：“不能。”又问：“负责一个烽障呢？”狄山知道再说不能，便会被治罪，只好说“能”。于是武帝派狄山到边境负责一个烽障。一个多月之后，匈奴人砍了狄山的头以后离去。从此以后，群臣震慑，不敢再谈和亲。

张汤的门客田甲，虽然是个商人，但有很好的品德。当初张汤任小吏的时候，因为金钱的关系而互相往来，及至张汤当了大官，田甲又曾责备张汤行事中的过失，也表现出忠正刚烈之士的风范。

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第七年的时候。终于被免官治罪。

河东郡人李文曾与张汤有隔阂，不久担任御史中丞。为了泄愤，多次在上奏的文书中寻找对张汤不利的证据，都没有得逞。张汤有个心爱的属吏名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李文不满，便指使他人上奏影射李文有图谋不轨的奸邪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处以死罪。实际上他心里明白此事是鲁谒居所为。武帝问起这件事说：“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是怎么引起的？”张汤假装吃惊的地说：“这大概是因李文以前的熟人怨恨引起的。”鲁谒居患病住在里巷的一户人家，张汤亲自去探望，并为鲁谒居按摩双足。赵国靠冶炼铸造营利，赵王刘彭祖多次指控铁官，张汤却每每排斥赵王。赵王寻查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鲁谒居曾审理赵王的讼案，赵王对他心怀怨恨，上书告发说：“张汤是朝廷大臣，掾史鲁谒居有病，张汤却亲自到他那里为其按摩双足，我怀疑他们可能有什么大阴谋。”此事下到延尉审理。鲁谒居因病而死，事情牵连到他的弟弟，被拘押在导官那里。张汤也到导官的官衙审理其他囚犯，见到了谒居的弟弟，欲暗中帮助他，表面却装作不认识。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他的用意，因此怨恨张汤，指使人上书告发张汤与鲁谒居的阴谋，共同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告发李文之事。武帝将此案交给减宣处理。减宣曾与张汤不和，接手此事后，穷追狠治，并且不向武帝进奏。正巧有人盗走了孝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相约一起谢罪。至武帝面前，张汤暗想，只有丞相在四时到各国陵拜祭，此事只应由丞相请罪，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事，没有必要承担责任。丞相谢罪后，武帝派御史审查这件事。张汤欲图奏报说丞相知道盗钱之事，丞相庄青翟深感恐惧。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因此准备打击张汤，以罪名陷害他。

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研读《春秋》。庄助派人游说朱买臣，朱买臣因为深通《楚辞》，与庄助一起受到皇帝的宠幸，授任为侍中、太中大夫，深受信用；张汤当时任小吏，要跪拜者请朱买臣等上前。不久，张汤任廷尉，审理淮南王谋反的案件，排挤庄助，朱买臣对此心怀不满。及至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朱买臣以会稽太守升任主爵都尉，处于九卿之位，数年之后，因为触犯法令被免官，降职为守长史。他曾去拜见张汤，张汤高傲地坐在床上，他的府丞和掾史对朱买臣也没有礼貌。朱买臣是楚地的士人；对此深为怨恨，常欲置张汤于死地。王朝，是齐地人，因为懂得方术，官至右内史。边通，学战国纵横家的说人之术，是个性情刚烈强悍的人，两次任官至济南王国相。他们的地位都曾比张汤高，不久失去官位，任守丞相长史，只好在张汤面前委曲求全、张汤多次代行丞相职权，知道这三位长史一向尊贵，所以常故意凌辱他们。因此三个长史合伙谋划说：“当初张汤与丞相相约向武帝谢罪，不久却出卖了丞相一；如今又欲以宗庙之事弹劾丞相，这是欲留取代丞相的地位。我们知道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他们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友人田信等，说张汤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屯积取利，与张汤平分。

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武帝向张汤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屯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

张汤听后；没有谢罪，还惊讶地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减宣又上奏了鲁谒居之事。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一一予以否认，不服。于是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赵禹见到张汤后，责劝张汤说：“阁下怎么不懂分寸，您审讯处死了多少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圣上很重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为什么要多次对证呢？”张汤于是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释放了田信。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西汉酷吏。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年轻时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为了抢夺路人财物，他常常在月黑风高之夜以锤杀人而埋之。这种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径，养成了他后来好杀行威的暴虐性格。后来，地方上让他试作亭长，这是一个乡村基层的官，管理一亭（汉制，十里为一亭）的治安警卫，兼理民事。但试了好几次，他都干不好本职工作，因而罢去。此后，他又在县衙门里充当小吏，逐渐升为廷尉史。不久，王温舒投靠张汤。张汤也以严酷著称，用其为御史，负责督察盗贼。他到任后，杀伤甚多。其暴虐性格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当时汉武帝主张全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厉打击危害专制统治的行为，在这种形势下，乐以刑杀为威的人往往提拔较快。故王温舒很快就升迁为广平郡（今河北曲周县北）都尉，辅佐郡守负责全郡的军事和治安，是一郡的主要长官之一。为了治理广平的治安，他从郡中仔细挑选了十几个果敢能任事、一往无所顾的人充当郡吏，作为自己的爪牙，去督捕郡内“盗贼”。王温舒之所以重用这批人，自有他的想法。王温舒了解到这批人以往都犯有重罪，只不过没有暴露，仍然逍遥法外而已。王温舒将此作为控制他们的重要手段，如果你督捕“盗贼”有功，颇得王温舒满意者，无论你以前犯有多么严重的罪行，他都不加处罚；而如果你督捕“盗贼”不力，甚至有意回避或加以庇护的话，那就不但诛杀其身，还要灭其全族。这样一来，这批人没有不竭尽全力的。至于是否滥杀无辜，王温舒是不管的。这种严酷的手段颇为见效，广平周围，齐、赵之效的“盗贼”乃不敢接近广平。广平以此号为“道不拾遗”。

应该指出，封建统治者所指的“盗贼”，首先包括甚至主要是指那些走投无路、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群众。他们的斗争威胁了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所以封建统治者必须用最严酷的手段将他们镇压下去。王温舒正是起到了刽子手的作用。 广平郡内道不拾遗，使王温舒声望大著。汉武帝知道后极为赞赏，立刻提拔他为河内郡（今河南武陵县西南）的太守。他成为一郡之最高行政长官。 广平、河内两郡相隔不远，王温舒在广平时就知道河内的一些豪强之家。这些豪强不守法庭，称霸地方。他们不仅宗族势力强大，而且往往连成一体，沆瀣一气，官府对他们毫无办法。这当然对加强中央集权不利。汉武帝这次把王温舒派到这样的地方。正是要他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这批豪强。 这年九月，王温舒到河内走马上任。他立刻做了一系列的部署。鉴于当时官府的驿站传送文书速度太慢，他另外命令准备私马五十匹，部署在河内至京师的沿途上，作为另一套驿站。他要求凡有河内、京师的往返文书，一定要以最快速度传送。同时，他又仿照在广平的办法，挑选若干名曾犯有重罪而又果敢任事的人充当郡吏，让他们到第一线去逮捕郡中豪强。短短时间里，就以各种理由将郡中豪强大族基本上全部捕获。然后王温舒穷加审问，转相株连达千余家，当然其中有不少无辜平民百姓也被牵连进去。首战告捷后，王温舒立刻上书武帝，提出对这批人的惩处方案；大者诛全族，小者杀其身，无论大小其家产统统没入官府。过去，此种文书若通过官府驿马递送，往返费时很长。这次王温舒使用率先设置的私人驿马传递，书奏不过两日，汉武帝的允准诏书就已到达，河内官民对其如此神速莫不感到惊讶。诏书一到，一场大规模的杀就开始了。上万人成了刀下之鬼，“流血十余里”。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对那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地主来说，是咎由自取，但对大多数无辜被牵连的平民百姓而言，真是血海奇冤。 经过这番刑杀，也收到了在广平那样的效果。从九月上任到十二月底，短短三个多月，郡中安宁，无犬吠之盗。人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全郡都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当时尚有个别人闻风逃到旁郡，王温舒派人前往追捕，待捕获回郡，已是第二年春天了、按汉朝法律规定，秋冬行刑，春夏不准杀戮。眼看透到的人非要等到秋后处决，王温舒顿足叹道：“哎呀！假使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就可以彻底完成这个任务了。”杀人，对王温舒来说，已成为一种嗜好；人命，全被他视为草芥。 无辜平民和豪强地主的白骨为王温舒垒就了向上爬的阶梯。他在河内的“治绩”，很快传到朝廷，汉武帝把他视为十分能干的人，准备予以重用。

当时京师治安很成问题。汉初以来，由于政府、私人铸钱并行，从而使币制十分紊乱。武帝决定由国家收回铸币权，并以严刑竣法禁止民间自由铸钱。但利之所在，人不畏死。民间私铸钱币者仍不乏其人，京师一地尤盛。为了严惩私铸钱币者，武帝乃起用酷吏治理京师。先是任义纵为内史，作为京师一地最高行政长官，这次又将王温舒拔到京师为中尉，让他专管京师的治安。这对王温舒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飞跃。过去他一直是地方官，如今却一跃成为京官了。在京师，王温舒仍故伎重演，像在河内一样，以酷杀行威。他专门选用那些专好猜疑、心狠手毒、敢于祸及别人的好毒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当时义纵早以酷暴著称，它位又在王温舒之上。王温舒想干的一些事情如果事先没有请示义纵，义纵就对他加以凌辱。并从中掣肘，败坏其功。因此，在京师王温舒并不能像在河内那样恣行无忌，快其意而行事。不久，义纵因反对杨可告缗而以“废格诅事”被杀，王温舒辄被提为廷尉，成了掌管刑狱的全国最高司法官，为中央九卿之一。但王温舒此人酷暴少文，嗜杀成性，至于国家法律常被置于不顾。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昏昏不辨。显然这种人是不适宜担任最高司法官的。所以时隔不久，当接替王温舒为中尉的尹齐被免官后，汉武帝乃将王温舒廷尉一职免去，让他仍担任中尉，负责京师治安。而这正符合王温舒的心意。上次任中尉时因有义纵掣肘，因而不能不有所顾忌。、义纵已死，没有谁敢和他刁难，王温舒又可以肆无忌惮了。他对京师风俗人情十分熟悉，对一些豪强恶克也很了解，他就重用这些豪恶之吏。这些人善于深文周纳，巧低人罪，他们要想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你罗织罪名，谁也休想逃脱。而且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到头来，“大抵尽糜烂狱中”，极少能够生还。他们常常对下户中的奸猾之人采取这样暴虐的方法，使其身死、家亡、族破，意在警告那些豪强大户，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刑杀，在短时间里收到了成效。京师，似乎安宁了。

周纭。东汉人。上任伊始，他就先了解洛阳城里有哪些豪强大姓，平日里是否作威作福，结果下属报上来的并非豪强大族。他一怒之下，严厉训斥，限期上报，所以很快他就摸清了全城豪强与他们的胡作非为，一经审理查实后毫不留情予以镇压。他奉公执法，不畏豪强皇亲国戚。外戚窦笃权倾朝野，其家族中人所为不法之事，都受到周纭的追究查办。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周纭的不畏强权，秉公执法，使得京师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就为之一清，治安明显好转。遗憾的是周纭秉公执法将既得利益集团得罪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挤下，周纭丢官家居。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官员不为污浊官场所容，吏治也就江河日下，豺狼当道了。周纭丢官，窦氏家族立即对与他们有旧仇宿怨的人，寻衅打击报复。周纭自忖难过此关，干脆在家坐等窦家前来问罪。谁想，这窦笃良心未泯，还懂点事理，认为周纭虽法办了窦家不少人，却是公正无私的，并不来找他麻烦。周纭于是得以善终。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并非所有酷吏都能落个好下场。

周纭为官清廉，家给不足，自己带了妻儿做砖坯卖以贴补家用。但他“奉法疾奸，不事贵戚”。如果他贪赃枉法，同流合污，完全可以过着衣食不愁，甚至花天酒地的生活。比较起来，两汉时期的酷吏大多廉洁奉公，贪赃枉法的远少于唐代。唐代的酷吏几乎是无一不贪。贪污受贿的手法往往是赤裸裸的，收了被告的，再收原告的。凡被卷进案子中的人，最后几乎无一不是倾家荡产，性命还是不保。而这些酷吏一个案件办下来，就可以一夜暴富。事后还有皇帝的赏赐。从酷吏身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这样的认识：低薪不一定贪，高薪不一定不贪。

来俊臣：天资残忍，按诏狱，前后夷千余族。作罗织经，后诏斩于市。人皆相庆曰：今得背着眠矣，争抉目，摘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孑余，家属籍没。(酷吏传)

来俊臣唐朝万年(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人，官任御史中丞。

武后临朝执政时，疑忌天下人图谋叛变，便设置铜匦，令人检举告密，并宠用来俊臣等，按问推审告密事宜。来俊臣天性残忍酷虐，迎合武后意旨，每推审一人，必定逼诱板引出数十百人，辗转牵连，造成冤狱，以逞其能，邀取功赏。又私自养无赖数百人，专令告密，撰写罗织经，网罗无辜，织成谋反罪状，心想陷害一人，便教其党徒，以相同事状，在数处告密，于是立即拘捕，用严刑拷讯，逼他诬服，以报私怨。所用酷法有：定百，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

当他审讯囚犯时，常用烧醋灌入犯人鼻腔或用铁圈梏犯人头，外加木楔，致使脑裂髓出，或掘地做牢，犯人进入，不死不得出，种种酷刑，惨不忍睹。犯人见那刑具，便已魂飞魄散，惊骇战栗，因此往往随口诬供。由他所经办告密案件，前后诛杀多达一千多族，天下人心惶惶。

后来俊臣蓄意谋反，想将满朝权贵次第害死。不久罪行揭发，被拘系狱中，备受严刑拷讯，终被处斩于市。当时的人都互相庆贺说：“从今以后，可以安眠无忧了”。众人争相抉出其目，摘取其肝，剖心割肉，以马践踏其骨，顷刻之间，了无剩余，全家籍没。

来俊臣只知迎合意旨，以邀功赏，张其权势，不惜泯灭天良，杀害无辜，残忍酷烈，结果落得悲惨下场。 噫。自古以来，小人得到功赏、权势，只有促速其死，结下无穷怨业而已。

酷吏陈瑛是安徽滁县人，明洪武时任御史；明建文初年，调任北平佥事。有人告他收燕王金钱，与燕王密谋，被建文帝逮治，谪贬广西。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召他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他“无情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明史·陈瑛传》）。陈瑛一上任，接二连三劾治建文旧臣十余人。如侍郎黄观、修撰王叔英等，不仅将其本人斩杀，还将其妻女胡乱地发配给兵士奸淫，整个家族都受到牵连。“给配其妻女，疏族、外亲无不连染。”如大理寺少卿胡闰和其子都被杀，受株连“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陈）瑛亦色惨”。但陈瑛却说：“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明史·陈瑛传》）这句话反映了陈瑛残暴变态的真实心态，他把建文旧臣都定为“叛逆”，自己则属于正义，对他们惩治得越严厉，越显得自己对新主子的忠心。

皇太子朱高炽在监国时，曾当面痛斥陈瑛：“卿用心刻薄，不明政体，殊非大臣之道。”（《明史·陈瑛传》）但因明成祖当时正宠信他，所以皇太子对他也无可奈何。

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嘉兴知县李鉴奉命要籍没住在嘉兴的“奸党”姚瑄，但他没有将姚瑄的弟弟姚亨一起逮治。陈瑛见状，立即向明成祖弹劾李鉴，说他对应当连坐的人没有全部抓起来治罪，有“包庇嫌犯”之嫌疑。于是，立即将李鉴抓起来押送京师。

在明成祖面前，李鉴毫不畏惧陈瑛的淫威，而是用巧妙的方法，极力保护姚瑄的弟弟姚亨一家子。他向明成祖解释说，掌管抓人之事的都察院在给自己的行文中，只有姚瑄的名字，而没有他弟弟姚亨的名字，因此没有抓捕。“初奉都察院文止瑄，未有亨姓名。”（《万历野获编》卷十八）明成祖听了这话，觉得也有道理，心里也动了一点善心，认为李鉴这样做，是属于“慎重之意”，因此命将其释放。后来，李鉴提升为御史，在其职权范围内，又解救了许多无辜受株连的百姓。

永乐九年（1411年）春，陈瑛因犯罪被抓进监狱，处以死刑。人们闻此消息，无不拍手称快。“下狱死，天下快之。”

明朝的许显纯，是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号称“毒刑锻炼”。他曾借汪文言案大肆逮捕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二十余人，并将其中六人虐死于狱中。而许显纯或杀或贬，致使此案牵连官员甚广，曾一度导致朝署空虚。

毓贤，字佐臣，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出身。他本是一个监生，后来靠着捐官的办法获得了“同知府”的身份，并很快得到了实缺，先后担任山东省曹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关于毓贤此人，晚清民国间的文人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有专门的一节叫做：“毓屠户”，并对其有一段极为精到的评论：“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

毓贤是清官，同时更是晚清时期最有名的酷吏。许指严将他称为“毓屠户”，当不是激愤之语。毓贤出道之始，任山东曹州知府，以“善治盗”著称。其实，他的“善治盗”，就是中了“乱世用重典”的余毒，在地方上搞严刑峻法式的恐怖主义政策，滥杀乃至虐杀无辜罢了。毓贤在曹州的所作所为，《老残游记》中有生动的描写。刘鹗所写的这一切均可在晚清的一些史料中得到参证。据说，他在莅任曹州之后，不到三个月就处决了2000多人。按一些笔记作者的说法：其中有九分半是良民。

正如《老子》所云：“民不畏死”。毓贤的苛酷激起了曹州地方的数起民变不说，他自己也承认“盗风仍未绝迹”。实际上，他的嗜杀不仅不能治盗，反而逼着那些真正的盗贼图谋“变身”。他们迎合李秉衡、毓贤等仇恨西方世界的特点，改以练习神拳为名，打出“灭洋教”的大纛行劫掠之实。这就是日后给中国造成巨大震动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滥觞。

庚子年春夏之际，毓贤一味鼓噪“义和团民心可用”，极力主张清廷的激进派向11国宣战。在担任山西巡抚后，他积极执行“仇洋灭洋”的极端主义政策，鼓励山西省的义和团滥杀外国人和一切与“洋”字有关系的中国人，并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原大屠杀”。

毓贤极端仇洋人，但对于洋人他其实是个色厉内荏的懦夫。当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的武装干预后，他一再上书，讲些纸上谈兵毫无意义的大话，并表示随时率领义和团“勤王”。但内心里，他对洋兵怕得要命，迟迟没有动作。最后，才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起兵东进。而此时，联军已经攻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正在“西狩”的途中……

实际上，像毓贤这样的一个祸国殃民的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后只能成为清王朝庚子年“大发癔症”之后的牺牲品。1901年2月22日，毓贤在流放新疆行至甘肃兰州时，被清政府追加刑罚，就地正法。应当说，这样的一个人有此下场可谓是死有余辜。但正因为他有“清官”的虚名，所以死前在兰州民间激起一片同情的浪潮。近人柴萼在《梵天庐丛录》说：当时，很多人张贴告示，主动组织起来向朝廷请命，要求对毓贤免死。据说，兰州民间还有人在死后为他修建了祠堂，后被清政府下令拆除。由此可见，清官在中国民间的号召力实在到了“一俊遮百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