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屯(今属吉林省)为奉天省(今辽宁省)北部重镇。日军在此非法驻兵。自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护以巴布扎布为首的蒙匪退却,乘机挑起事端。1916年8月13日,奉天省辽源县郑家屯(现吉林省双辽市)的日本商人吉本殴打中国儿童，引起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八师士兵的干预,驻郑家屯的日军遂乘机向中国军队寻衅,并首先开枪。中国军队奋起还击,结果造成中国士兵亡4人伤数人、日军亡7人伤9人的事件。21日,日本关东都督照会中国奉天督军张作霖,要求将四平街至郑家屯沿线30里以内的中国驻军全部撤出。经中国当局交涉无效,张作霖被迫命奉军照撤。日本政府便又借机扩大事态,向中国提出惩办第二十八师师长等8项要求;其主要者,是要求中国承认“日本政府为保护管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日本臣民,于认为必要之地点,派驻日本警察官,南满洲中国官宪并增聘日本人为警察顾问”。北京政府对日本的要求虽然公开表示拒绝,但私下又予以默认。1917年1月22日,外交总长伍廷芳正式复照日本公使,应允申饬二十八师师长及处罚有责任军官,向日方道歉并付给吉本500元抚恤金。郑家屯事件是在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军部直接指使下进行的,是贯彻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后来制造伪“满州国”的最初步骤之一。

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土地后，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特别是侵占东北部分城市后，对郑家屯这一军事要塞觊觎已久。

1908年（光绪24年）日本侵略者以测绘为由进入郑家屯，为日后侵略中国做准备。1914年，郑家屯为辽源县（今双辽市）县治所在地，位于吉林、奉天（今沈阳市）两省交接地带，具有相当重要的交通和战略地位。根据早在1905年所签订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虽然获得了在南满地区有守备铁路的驻兵权，但是，郑家屯既不属南满范围，也不是铁路附近属地，日本毫无驻军理由。

1914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陷于欧洲战事之机，阴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支配地位，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更加狂妄了，对郑家屯窥视已久、垂涎三尺的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个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这一军事要地的侵占野心久蓄，从20世纪初就开始向郑家屯一带进行经济渗透，进而又进行了武装侵略，为大规模侵华做充分准备。

1914年８月17日，日本驻郑家屯大铁桥铁道守备队借口其在郑家屯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时驻在郑家屯的奉军头领闻讯后，立刻派驻郑家屯警察前去，双方在郑家屯附近发生冲突，互有伤亡。事后，虽然奉军头领向日赔款谢罪，但是日本铁道守备队一个连的军队竟然以“保护居留民（日本人）”为名，悍然进驻郑家屯。此事件是日本一手精心策划的，妄想借此挑衅，大动干戈，大肆侵占郑家屯以及东北各地，但整个事件毕竟使日本侵略者领教了中国人民抗日之神威。

1915年12月25日，反袁护国运动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立即调转风头，企图通过支持南方反袁的护国战争和伺机复清的宗社党，以达到“满蒙委任统治”的目的。

1916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以反对袁世凯推行帝制为借口,正式提出反袁政策,明确指出:“对于民间有志之士的反袁活动予以默认”。于是所谓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等人的活动更加明目张胆。日本陆军预备役骑兵上尉青柳胜敏立即与肃亲王的第七子宪奎王进入内蒙古加紧活动。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遣上校土井市之进及少校小矶国昭到达大连和川岛浪速等人进行秘密联系。

1916年7月，日本唆使清朝顽固分子组建的宗社党勾结蒙匪（清末民初时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马贼）头子巴布扎布，伺机暴动，被称为“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

张文琦介绍，当时巴布扎布收罗了5000余匪帮，以“反袁复清”为由于1916年7月1日（此时袁世凯已死）出兵辽宁、吉林。奉军将领吴俊升在突泉（位于内蒙古兴安盟）阻击了巴布扎布，击毙500多名叛军。随后，张作霖急派冯麟阁的第28师阻击巴布扎布。

巴布扎布计划进军郑家屯，并在那里补充弹药，然后折向长春以南的郭家店（位于吉林省四平市），再沿南满铁路向奉天（今沈阳）进攻。此时，驻铁岭的日本独立守备队为策应巴布扎布，以保护日侨为名，派一个中队来到郑家屯，准备接应巴布扎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与蒙匪勾结的真象,并阻止二十八师的追击,进而达到保护蒙匪和进一步制造侵华借口的目的。利用当时一起很小的中、日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制造了所谓排日大暴乱的“郑家屯事件”。

1916年8月13日,郑家屯一儿童误将瓜水泼在路经此处的日本商人吉本的衣上(另一说是因吉本欲买华童鱼,华童因其出钱太少,不肯出卖),于是吉本扭住儿童痛殴。驻郑家屯的奉军第二十八师冯德麟部士兵正好路过，见日商吉本喜代吉扭打中国男孩便上前劝阻，吉本喜代吉不服，将中国男孩推搡至路旁，吉本喜代吉又对中国士兵大打出手，中国士兵见吉本喜代吉如此蛮横，忍无可忍，被迫还击，狠狠地教训了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吉本喜代吉，围观的郑家屯群众纷纷讨之，吉本喜代吉见寡不敌众，逃之夭夭。

下午16时，日商吉本喜代吉、日本警士河赖以及中尉井上松尾带日兵20余人，全副武装跑到二十八师辨认同其发生冲突的中国士兵，河赖和两名日兵抢先将二十八师岗兵缴下枪支，其余日本兵一哄闯进院内。与此同时，一个中国士兵身背手枪从屋内走出，日本兵立刻扑将过去争抢枪支，争抢中日本兵借机开枪，奉军被迫还击。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混战，击毙日兵7人，伤9人，二十八师士兵死6人，伤3人，中国行人伤1人。

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凌晨，日本军队从四平街（现四平市）派来援兵，并在郑家屯郊外架起5门大炮，扬言要炸平郑家屯。与此同时，在郑家屯城内的日本兵到处张贴布告，“从郑家屯到四平街，不许华人进入，违者格杀不赦。”县知事靖兆凤闻讯后立即召集商务会长和当地土豪劣绅以及名流30余人前往消尔沁日军营地与日军军官谈判，靖兆凤知事首先表示歉意，并说发生这样的事件纯属误会，希望以和谈形式解决此事件，日军中尉井上松尾向靖兆凤知事提出要求，把二十八师撤出辽源县城，不得停留。靖兆凤知事和二十八师商量，同意日军要求。

17日19时，日军骑兵120余人、步兵320余人先后到达辽源县郑家屯，他们抢占了二十八师驻地。21日，日本关东军督照令张作霖，要求郑家屯到四平街铁路沿线30华里内的中国军队全部撤离，张作霖被迫接受。23 日，日本召开内阁首相会议，商议处理“郑家屯事件”的有关事项。

日本人吉本寻衅, 引起路过中国士兵的愤慨, 最终导致双方的争斗。中日两军的冲突也是由于日本守备队松尾中尉用军刀砍断中国二十八师司令部门卫的右手, 而引起两军的冲突。事件发生后, 日本陆军及关东都督府以当地日本驻军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为名, 积极派遣援军, 并以强硬的姿态架设军用电线, 逼迫中国军队后撤到三十里之外。还在当地大肆派驻警察, 实际占领郑家屯。从郑家屯事件前后的日本对华政策上来看, 日本在郑家屯事件上的强硬态度是和其在满蒙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尽管郑家屯事件的真相如上所述, 日本大隈内阁仍然在8月29日, 以日本方面酒勾领事的事件调查报告为基础, 作为事件的解决案, 向中国方面提出八条非常严苛的解决要求。9月2日, 在北京的林权助公使将此解决要求案提交中国政府。

9月2日，驻北京的日本公使林权助向外交总长陈锦涛提出8条无理要求即：

一、严责28师师长冯麟阁；

二、严惩参与军事冲突的军官和士兵，将28师所有将领免职；

三、中国政府向日本士兵公开道歉，并令东北各路长官不准自己的士兵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

四、日本警察所在驻守在南满所有地区；

五、在南满及内蒙，中国军队可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

六、聘请日本人为军事教授；

七、给日本死者家属以赔偿；

八、奉天督军向日本国谢罪。　　

10月，日本军国主义乘机在郑家屯开设领事馆。11月10日，又强行在郑家屯增设警察派出所。　　

1917年1月，“郑家屯事件”交涉完结，中国政府驳回了日本关于增设警察所及聘请日人顾问等无理要求，但却屈辱地接受了申饬二十八师师长等要求。时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亲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赔礼道歉，抚恤日商吉本喜代吉并惩办了相关的奉军官兵。上述五项要求实现后，1917年4月14日，日军撤离郑家屯。

郑家屯事件发生后，由于中国军队撤出郑家屯，使原拟包围巴布扎布的计划落空。巴布扎布蒙古叛军全部换上日军军服，在日本军队的保护下，炸毁饶阳河铁桥，切断奉军北调部队追击的去路等，无恶不作。

“郑家屯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整体侵华阴谋之一，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妄图以军事暴力迫使中国承认其“二十一条”，进而吞并“满蒙”所实施的一个重要的侵华步骤，是15年后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郑家屯事件”发生后，虽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日本不顾中国政府再三的抗议，继续非法驻军。日本乘机在郑家屯设立“日本领事馆”，包庇怂恿日本人在郑家屯的一切侵略行径，恃强保护日本驻郑家屯的侵华机构。日本宪兵队和守备队两队也相互配合，到处放哨巡逻，戒备森严，并收集情报，为日本政府侵华提供信息与资料，在郑家屯干尽了坏事，成为日本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之一。从1908年至1937年8月，在这长达30年的岁月中，日本侵略者在郑家屯连连发起事端，杀害无辜百姓，对郑家屯人民实施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精神摧残、暴虐屠杀，制造一起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对郑家屯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