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泰之父
郑承宪官至从一品
都督同知，
万历十七年（1589年）郑承宪病卒，郑国泰向明神宗请求承袭父职。兵部进言神宗，承袭非例，需减职相授，故
明神宗授予郑国泰正二品
都指挥使一职。数日后兵科都给事中张希皋上疏神宗：“都指挥使只比都督同知低一等，系流官，按照会典，不应承袭。郑承宪已官居极品，国泰如今又得高位，如此优待皇贵妃家，那又应当如何对待皇后之家？”此疏不报，明神宗并不理会。
郑贵妃受宠，廷臣怀疑郑贵妃图谋国本，群言攻以郑国泰为代表的郑氏家族，明神宗概置不问。
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郑国泰减袭父职步入仕途，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太子
朱常洛册立、国本议定，其间郑国泰曾先后六次上疏明神宗建言立储之事。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郑承恩上疏弹劾给事中
戴士衡、知县
樊玉衡妄图离间骨肉，污蔑郑皇贵妃，明神宗将戴、樊二人发配边陲。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一月四日，明神宗上其母
李太后徽号，加恩皇亲，郑国泰因郑贵妃之故连升四级，官至正一品
左都督。有明一朝，皇贵妃及其以下，无论有多受宠，若无军功，外戚授职最高只有郑国泰一人，得到了一品武职左都督的职位。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发生
梃击案，在王之采、陆大受、何士晋的审问下，发现郑国泰有指示张差谋刺皇太子
朱常洛之嫌。因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欲息其事，免予追究郑国泰。
郑国泰第一次疏议国本是在
万历十八年（1590年）十月。当时距国本议起已四年有余，外廷奏疏“自阁部台谏诸臣前后不啻数十上”，明神宗通通不予采纳，或者直接“留中不报”。郑国泰上疏后，明神宗一面将其奏疏发至内阁拟票，一面却又不下册立之谕。因为郑国泰疏内有“
皇贵妃跪而诤之”等语，于是外界议论纷纷而起，认为郑国泰上疏是“皇贵妃姑令国泰塞责，皇上姑为皇贵妃解纷”，总之就是一场皇帝、贵妃及外戚为堵塞言论而联袂表演的政治秀。首辅
申时行等尽力居中调和，请皇帝“立决大计，尽释群疑”。面对舆论的质疑和辅臣的请求，
明神宗仍以皇长子体弱为由拒绝亟行册立，还将群臣数年的建储之议斥为沽名买直、离间天性。又称：“郑国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与卿知之。又思我朝戚臣未敢有言于国政者，而国泰出位妄奏，甚非礼制，朕姑且容之耳。其建储之事还候旨行，不必又有陈渎，徒费纸笔。卿等可安心赞襄，协猷共治，不可学此辈以激言之事虚文塞责。”以大义灭亲的姿态，严斥外戚郑国泰出位妄奏，欲图借此堵塞众臣之口。但神宗的这种做法显然并不能奏效，就连向以温和著称的申时行都激辞反驳道：“疏远之臣可以言离间，国泰乃皇贵妃亲弟，岂有反离间自家之骨肉者乎？”神宗却不再回应。
郑国泰见于记载的第二次疏言建储是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正月。同年二月、三月，他又接着连上两疏。这三份奏疏的内容都是奏请早行太子册立、冠、婚三礼。当时对言及册立、冠、婚等事的奏疏，
明神宗大多不予理睬，言辞激烈者甚至会受到严厉的处治。郑国泰这三份奏疏递上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月，科臣
杨天民、礼部侍郎
朱国祚等人纠劾郑国泰疏请先行冠婚再行册立，“颠倒其词，与明旨相背，恐酿国家无穷之祸”。这应算是郑国泰第五次就国本之事上疏。关于郑国泰的这次上疏及遭到参劾，在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中都有提及。不过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郑国泰本人并不承认上过此疏，并曾奏辩称冤，称此疏为戚臣都指挥使李承恩以私愤“假名轻率妄奏”，请求与部、科对讯，“庶人言可息而臣冤始明”。但明神宗并未予以深究，而以降旨切责李承恩并夺俸一年了事。郑国泰的原疏并未见于记载，受到处罚的李承恩也未见辩解之疏存世，因此无论是断言郑国泰确实提过先冠婚再册立的建议，或是受到李承恩的陷害，似乎都难令人信服。但从其受到纠劾之事至少可以看出，郑国泰在国本之争中的一言一行始终受到廷臣的关注和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