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朝阳区西部。东起针织路，西至北京核仪器厂，北起光华路，南至建国路。

“来嗨——约甜葡萄来——郎家园的尜尜儿枣来——买枣儿来赛冰糖啊！”这则老北京的吆喝叫卖，令人想起郎家园枣。

我们所说的“郎家园枣”作为北京独特的一个枣树品种，其栽培历史从前清算起至今已有数百年时间，但是其获得正式命名已经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儿。

之前，在民间也有“郎家园枣”这一称呼，但很可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品种名称，而是泛指郎家园一带所产的枣，其实过去郎家园一带所产的尜尜枣、马牙枣等也很知名。郎家园一带地处北京近郊区，又广植枣树，所以这里所产的枣在北京市场上肯定曾经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作为贡品的“郎家园枣”也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指某个具体的品种。

正宗的郎家园枣呈椭圆形，卵形、两端有尖，叫“尜尜枣”，曾是为乾隆爷宫种的廷御膳房贡品，更为慈禧皇太后偏爱，北京市场上也曾有“无枣不郎家园”一说。

到上世纪30年代，郎氏墓地附近，仍有郎家园枣数百棵。这种枣果实为长圆柱形，两边对称，平均重7.36克，大小整齐；果皮极薄而脆，呈均匀的浓红色，光滑美观；果肉淡绿色，质地细嫩，果核细小，吃起来酥脆多汁，酸甜适口，枣味浓郁；鲜枣含糖31-35%，每百克含维生素C86.46毫克，可食率95.7%，品质上等；9月上旬成熟。

解放后随着城市的发展，其原来的主要产地郎家园一带已经逐渐变成了工业区。北京仪器厂在郎家园建起了职工宿舍，郎家园枣“流离失所”，濒于绝迹。这其实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就是郎家园枣过于集中地分布于一片狭小的区域中，在北京的推广种植并不普遍，少量有移栽的，也多种在城里个人家的院落中。当然，此后以粮为纲的年代，大面积砍伐果树，改种粮食，对这种本来就种植不广的品种也是灭绝性的影响。

1982年，刚大学毕业留校的张铁强在北京城里进行枣树种质资源调查，跑遍了北京城，才找到了两棵郎家园枣树，“一棵在八王坟十字路口东南角，一棵在定福庄，都种在人家的院子里”。张铁强和同事们的那次调查，只是收集保存枣树种质资源，所以考察得并不全面。

在1985年前后，朝阳区组织人员专门调查现存的郎家园枣树，但跑遍了全区，最后也只找到了48棵。1986年，张铁强作为被邀请的专家之一，参与了对这些树的鉴定，确认它们的确是郎家园枣。此后郎家园枣的恢复和发展就建立在这48棵树的基础之上，育苗实验站随即得以建立，到上世纪90年代又把育苗基地移到王四营乡。郎家园枣种植的一个难题是坐果难、产量低。一棵自然生长十几年的大树，一年产果大概只有2公斤，所以销量不大。在随后的几年中，从山东引进的冬枣在京获得了大力推广，本地品种郎家园枣的发展“被搁置”。

作为枣树专家曾参与郎家园枣推广种植工作的张铁强回忆，朝阳区大力推广郎家园枣的种植是在2003年。“当时，朝阳区有闲置备用耕地约5000亩，按区政府的规划准备全部发展郎家园枣，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孙河乡，约有3000亩。当时，朝阳区想把郎枣发展成自己独有的特色果品，所以外地来买树苗，也不卖。但是，当年春天种到半截，赶上‘非典’，工作只好暂停。到2004年，国家政策提倡种粮食，并且种粮有不小的补贴力度。因这种形势的变化，朝阳区只种到3000亩左右，大约15万棵，就再也没有继续发展。”

刘洪刚所在的公司接手孙河乡郎枣生态园已是2005年。“在此之前，由乡政府牵头，当地农户分散经营管理。按理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可是这批郎枣种下后，当年并没能结出枣子来，第二年也只有少量挂果。这下老百姓沉不住气了，纷纷要砍掉枣树，改种粮食。”

刘洪刚说，“我们最初接手的时候，也认为枣树管理起来应该很简单，原来农村房前屋后的都有不少枣树，不用怎么管，不也照样结果吗？可是几年下来，逐渐认识到，这个郎枣不行，不管它，它就根本不结。我们也只能说是在逐渐摸索之中。”

“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杆。”在中秋节即将来临的这些天，枣子作为应季的主打果品之一，郎家园枣深受欢迎，曾经卖出一块钱一枚。2009年是一个难得的丰收年，当年果园产量达到十几万斤，而且供不应求，30块钱一斤，不出园子就全部卖光了。

在广厦林立的北京CBD，建外郎家园万达广场的东北角路边，有一座久经风雨历尽沧桑的石碑，碑座是一座巨龟，雕工精湛，栩栩如生。碑身为石质上乘的汉白玉，碑顶盘着两条雕龙，刀法娴熟，惟妙惟肖。碑额上书“御制”二字，碑上汉文满文，字体遒劲。此碑立于康熙十四年4月15日。墓碑矗立在闹市中，是一道非常人文的街景。过往的行人可以体会一下当年“一抬头就看见了王八驮石碑”的感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郊大批兴建工厂时，石碑被圈入北京仪器厂内，任其周围杂草丛生，一片荒凉。直至2005年工厂外迁兴建万达广场时，当时施工人员欲把此碑拆除，幸亏建外街道办事处及时出面制止，这一历史文物才得以保存下来。为保护京城文化古迹，建外街道办事处可谓功不可没。

据《清史》记载：碑的主人是清朝工部尚书星纳，觉尔察氏，满洲正白旗人，四朝为臣，先后侍奉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四位清朝帝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帝时，星纳与蒙古作战，率兵将敌军射杀殆尽，授二等侍卫，兼牛录额真。清太宗皇太极时，星纳率20个侦察兵到张家口侦察，被明兵包围，坚守四昼夜，直到援兵到来。在攻占多尔济苏尔海部时，星纳率先登寨破敌。天聪八年，星纳协助额驸布颜代劝降俄尔塞图部族，并参与清军攻陷大同战役。论功行赏，授刑部参政。崇德三年，又与叶克舒一起攻伐黑龙江，官至三等甲喇章京。崇德四年，授巴牙喇甲喇章京，兼议政大臣。不久升迁至梅勒额真，授工部参政，后又擢升承政。清世宗福林帝元年，1644年随清军进北京，升至尚书一职。顺治三年，讨伐抗清名将张献忠，班师还朝，加封太子少保。顺治六年，讨伐姜瓖，星纳督战，命将士持短兵刃直指敌垒，歼姜瓖全部精锐部队，连升世职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正当星纳仕途中天的时候，大祸临头。顺治八年，英亲王阿济格被清帝治罪。星纳因是英亲王旧部，官也丢了，世职也消了，家产一半冲了国库。好在事隔不久，又恢复了工部尚书、议政大臣之职。顺治十年，已是日暮西山的星纳，告老退隐了。清圣祖玄烨帝时，星纳获谥名敏襄。康熙十三年，星纳驾鹤西去，康熙帝为纪念星纳赫赫战功，特立此碑祭文。

根据北京《地方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权度制作所”，位置在东皇城根、东华门偏东的地方，生产秤杆等量度产品。进入民国，成为私营企业，继续生产度量衡器，如杆称、台秤、地伻等。“权度制作所”可以说是北京仪表厂的前身。

私营北京新中度量衡工厂始建于1952年，是由9家资本家入股组建而成，1956年公私合营，成立北京度量衡工厂。1958年该厂从市区迁至昌平，更名为北京衡器厂，隶属于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公司，是原轻工业定点生产大型及专用衡器的重点企业。昌平厂区占地面积49824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24696.48平方米；固定资产5328万元，净值5758万元；资产负债率30%，全公司共有员工359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1人，管理、会计、统计专业人员26人。公司各种加工手段齐全，设有铸造、锻造、淬火、钳工、喷烤漆、电器等工种，能够加工各种衡器和其它产品。该企业在1986年曾荣获北京市文明单位标兵，1988年在全国同行业中首家获得“国家二级企业称号”2002年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2000万元，销售收入2400万元，利税460万元。1999年该厂化转到昌平区经济委员会，成为区属企业。

张渔邨（1913—1992年），男，汉族，又名钧笏、秉书、慕樵，河北省南皮县人，民革成员。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震威军团”总队长、冀察战区冀北军区委员兼参谋处长。1938—1945年间，先后出任华北国民党党政军办公厅军事处长、十一战区少将参议兼暂编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军械处长、“震威军团”副主任等职。后辞去军政职务，担任过唐山大华兴业公司经理、天津达信实业公司经理等。新中国建立后，张渔邨曾被公安部门聘为“特情”，他公开身分为新中度量衡工厂经理。后新中度量衡工厂公私合营，并入北京度量衡工厂(北京衡器厂前身)，其公开职业是在此工作人经理、厂长。1989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4年在东郊八王坟组建“北京度量衡厂”（曾名中央度量衡厂），主要生产量度用仪器仪表，从生产杆称、地伻，到生产万用表、水压计、气压计、油压计等计量仪器。1955年，北京度量衡厂设计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200型分析天平，其感量为0.4毫克。1964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来厂里视察，当了解到该厂进行的真空设备研发及制造在当时正是国家急需的先进技术和产品时，他赞许地题写了四个字“精益求精”。

文革期间，北京度量衡厂更名为“北京仪器厂”，隶属于北京市仪表工业公司。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仪表厂迅速提高技术水平，产品及时更新换代。该厂的 “真空镀膜”技术，顾名思义就是在真空条件下通过气相沉积技术为产品镀上一层薄膜，是一项基础性精密技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如：光学行业（眼镜片、照相机镜头、光学镜头、望远镜镜头等）、机械行业（真空热处理、真空过滤、真空输送等）、冶金行业（真空冶金等）、航空航天（空间环境模拟、固体润滑、防腐等）、半导体行业（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硅片镀膜、电子元件镀膜等）、新能源行业（各种薄膜太阳电池、太阳能集热管等）、建筑行业（幕墙玻璃等）、食品行业（果蔬食品的真空保鲜、真空包装等）以及核工业、纳米材料、生物制药、LED显示屏等很多高端生产领域。毛泽东水晶棺的镀制设备即为北仪创新生产的 DMD-3800大型蒸发镀膜机，它还是中国科学院世界最优高能物理装置——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重要参与者和制作者，而最近的则是“神舟六号”飞船，其中也有北仪创新的镀膜技术和制作。

1998年，北京仪器厂利用搬迁改造的机会将资产进行盘活，用土地置换得到的资金，安置、分流企业退休、下岗人员数百人，并且在大兴开发区建设新厂房、改进技术、购买先进设备，并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进行了技术创新。2002年，大连万达集团把北京仪器厂和北京仪器厂职工宿舍区光辉南里全部拆掉，开始建万达广场。2004年北京仪器厂全部搬出八王坟厂区。

2002年，北京仪器厂进行体制改革，成立股份制公司——北京北仪创新真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仪创新”。

北京北仪创新真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现隶属于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最早的真空技术与设备研发和生产的专业企业之一。生产基地位于大兴工业开发区，占地面积3106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504平方米。2003年通过ISO-2000质量体系认证。共有真空获得、真空测量、真空应用三大类产品，从低真空到超高真空30多个系列160多个品种。产品广泛地应用于航天航空、电子信息、光学产业、冶金、建筑装饰、食品、纺织、电力环保及新能源等行业。

2002年，公司与韩国一家企业合资生产真空泵，成功实现资金换技术，之后，又将技术转化为资本升值，同时还保留下了原有的国内市场。进入新能源领域之前，北仪创新的主要业务是研发及制造真空设备，包括真空应用设备、真空获得设备和真空仪器仪表，产品覆盖低真空、高真空和超高真空领域共计30多个系列160多个品种的真空产品。

2006年，北仪创新率先成功自主研发出国内首条且所有整机设备国产化的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生产线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核心设备通过国家真空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形成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公司现已累计完成25MW生产线建设。该生产线生产的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的稳定转化效率达到大于6%的国际先进水平。公司已具备年产80MW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生产线的成套装备能力，生产的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已通过化学物理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的膜层厚度为1μm—3μm（1μm=0.001mm），不足传统晶体硅太阳电池厚度的1/100，同时生产中耗能低、零污染，符合绿色产业大的趋势。

北仪创新2004年搬迁到大兴工业开发区，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的“北京大汉”北仪创新总经理陶梦说，“现在每次去万达广场，我就会指着那里的建筑告诉朋友，那里是我们原来的厂房、那里是我们原来的食堂。”陶梦说着这些，带着很多感情。进入新能源领域之前，北仪创新的主要业务是研发及制造真空设备，先后获得国家级和北京市级的2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奖，其中2XZ-8直联高速旋片泵获得国优产品称号。主要产品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国内率先研制并成功产出直联高速旋片泵、以铝代银制镜镀膜机、离子刻蚀机、大型幕墙玻璃磁控溅射生产线设备、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生产线设备等真空设备，填补了中国国内的空白，一些产品出口远销至美国、德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家。

北京核仪器厂（核工业部261厂）位于朝阳区建国路99号，国贸桥的东北角，东起北京仪器厂，西至东三环路，北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南至北京汽修六场，占地面积10公顷，是集科研与生产于一体的大型军工企业，是我国最大的核辐射探测器的生产基地。

自1957年建厂以来，为我国国防、军工、航天、海关、气象、计量、环保、石油、地质、工业在线监测、医疗防疫及科研院校等各个领域和部门提供了急需的各类仪表设备.在堆工、核电站控制、测量仪表的研制生产中, 曾先后为我国近三十座各类生产堆、实验堆、动力堆、核潜艇、核电站提供了堆内、堆外探测器；控制、保护、核测量仪表、辐射防护、剂量监测仪器。为我国的两弹一艇、国内核电站及出口核电站建设做出了贡献,并在上述领域内保持国内领先水平。

根据当前国家核电发展形势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该厂斥巨资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南路3号建立研发制造基地。研发基地以核电和核技术应用为重点，加强研发能力，通过产、学、研结合和对外合作引进等途径，开拓新领域。

北京核仪器厂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直属的集科研与生产于一体的大型企业，是国内最大的核探测器生产基地，也是国内最早从事核仪器仪表生产的厂家之一。曾先后为国内外近 30 座各类反应堆、实验堆、动力堆、核潜艇、核电站提供了堆内、堆外探测器、控制、保护、测量仪表；辐射防护、剂量监测仪器。同时我厂为神舟号系列飞船、空间卫星、海军潜艇、第二炮兵、国内各核电站、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及全国卫生防疫部门、环境监测部门、各大专院校提供设备。为我国两弹一艇、核电站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上述领域内保持国内领先水平。

“新东方写字楼”位于大北窑立交桥北侧100米，路东，楼高6层，是由原来北京核仪器厂的旧办公楼改建而成，现对外出租使用，虽然盖楼已有40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这里位置显赫，对外出租价格不菲。北京核仪器厂的其它建筑早已经拆除，建起中服大厦。原厂区的北面还有该厂几栋六层的职工宿舍楼。

“中服大厦”甲级写字楼，位于朝阳区建国路99号，国贸桥的东北角，是一座集出租型写字楼、多功能服务、豪华商场为一体的高级写字楼，1992年建成投入使用。大厦外型呈圆筒形，高达126米，是该地区与国贸同期开发较早的高大建筑。开发建设单位是中国服装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服装进出口公司，原址是北京核仪器厂的厂区。

中服大师的设计师说：“大厦铅笔式的造型想造就一只服装设计的金笔。”可是大厦建材选料的糙劣，裙房立面设计的杂乱无章，在国贸大厦、航华科贸中心、银泰中心的映衬下，在国贸立交桥四个角建筑设计风格中，中服大厦不能不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建筑垃圾。其滑稽可笑的造型甚至引起外国人的疑问：难道中国人也搞生殖崇拜！

2008年，中服大厦的业主单位把大厦的产权转让给了实力雄厚的中国恒天集团。

一、万达广场

2003年，万达集团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万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它是大连万达集团在京的项目公司，首先选中北京CBD区的北京仪表厂旧址，建设“北京万达广场”。项目总占地10公顷，规划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以光辉里中街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侧是以国际商务港为主的商务区，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4组高层商务公寓、商业街、幼儿园、高档商务会所及大型中央绿地等各种配套设施组成。一期工程2005年年底完成。

南侧二期工程，规划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设计为五星级酒店和5A级写字楼以及综合商业街。二期工程是万达广场的核心，西座为白金五星级酒店，中座与东座为国际标准超5A写字楼，建筑高度达100米，地下3层，地上22层（酒店23层）。二期新世界彩旋百货建筑面积31000平方米，于2007年3月21日正式开业。2007年写字楼的对外销售价格为32000元/平方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万达广场为北京首个采用柱网结构12.5米的写字楼项目，且具有全国写字楼项目中罕见的4.05米层高，严谨而理性的建筑线条；简洁而隽永的设计语言，使万达广场与西侧的国贸中心、东侧的华贸中心联接起来，相映成辉。

二、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万达索菲特大饭店”位于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12号楼，是由法国雅高集团在北京管理的第一家五星级索菲特品牌饭店，2007年开业。饭店楼高23层，共有417间客房，其中包括43间套房。饭店宴会厅面积1368平方米，还有4间餐厅：西餐厅、日餐厅、法国餐厅及中餐厅；并设有法国葡萄酒及雪茄吧。

法国雅高国际酒店集团在140个国家拥有158000名雇员；是全球最大的酒店、旅游及企业服务集团，主要从事两项国际业务，分布于90个国家的4000家酒店，超过455000间客房，旅行社、餐厅及赌场。

三、万达国际影城——发展最快的影院

万达国际电影城是万达电影院线在北京投资建设的第一家影城，开业以来已取得非凡业绩，2007年6月至今，票房成绩始终位居北京前三甲，单月票房和观影人次均位居北京首位。万达国际影城的出现，为东部CBD地区的白领们提供了方便而时尚、高档的观影服务。影城内共有9个观影厅，可容纳1500人同时看片。其中最大的一个厅拥有458个座位，银幕宽度达17.4米，可以让最先进的国际大片在此播放出最好的效果。

四、万达集团

万达集团创建于1988年，在大连以生产塑钢建材起家，1992年转制为股份制企业，是东北三省首批股份制试点企业之一。北京人知道大连万达，一是万达塑钢窗打入北京市场，二是甲A大连万达足球队，尤其是以大连万达集团灌名的大连万达足球队，连续六年获得全国甲级足球俱乐部冠军，多次冲进亚洲足球俱乐部联赛，“万达足球队”的大名胜过“万达塑钢建材产品”。

万达集团于1994年闯入房地产业。现已发展成为拥有总资产400多亿元、占地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员工5000多名，涵盖机电、化工、轮胎、地产开发四大产业，拥有十亿工业园、万达高科技工业园和东营市开发区万达高科技工业园三大工业园区，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注册免冠行政区划的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企业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中国优秀民营企业、2007年度中国制造业500强、2007年度中国大型工业企业500强、2006年度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第六名）等。

2003年大连万达集团闯入北京房地产市场，凭借其强有力的经济实力，没有像任志强、潘石屹那样专做商品房，买了地、就卖房，最后二手空空，就剩下“钱”了。大连万达集团在北京主要做了二个项目，都在长安街上，东长安街延长线有八王坟“万达广场”，西长安街延长线石景山也有一个“万达广场”，二个“万达广场”总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左右，市价值160亿元，这就是商业地产的“魅力”。

王健林，1954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农村。父亲是老红军。1970年入伍，198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同年7月进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9年进入房地产行业，1992年8月任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总经理。1993年3月任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2003年进入北京房地产。

2012年8月15日，胡润研究院第六次发布“胡润房地产富豪榜”，王健林以450亿元资产被评为中国大陆“首富”。24年来，万达集团及王健林个人对社会的各项慈善公益捐助累计超过27亿元，是中国慈善公益捐助最多的民营企业之一，四次荣获中华慈善奖。2010年11月8日，王健林个人向金陵大报恩寺重建工程捐赠10亿元人民币。 据悉，这是迄今为止，中华慈善史上最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赠。

王健林经营诀窍：就跟红色政府打交道；基本产业建材不能丢，“小钱儿”也是钱；给政府出主意“变地为金”；看准经济动向开辟新战场；借钱、改造老城区掘金；与足球联姻创经典玩法，实现企业知名度提升；与跨国零售巨头结盟，商业地产切入跨国公司价值链。

中信集团建设北京最高建筑“中国樽”，高度超过500米。

2010年12月7日，对北京市国土局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天。经过一年多的等待，包括中服地块在内的北京市CBD核心区六块土地，终于将迎来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招标。7日，20余家进入第二轮招标环节的企业提交了标书和报价，评标结果将于三个到七个工作日后出炉。

这次土地出让，几乎毫无疑问将诞生北京市土地出让总价“地王”。而且，这六块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合计有望超过200亿元，创下北京市单次推地金额最高。更重要的是，这也许是北京CBD最后的一次大规模供地——如果没有大规模拆迁，今后北京市CBD核心区将无地可供。

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2010年8月2日，共有超过60家企业参与第一轮竞标，提交的单体设计方案达到200多份。其中不乏具有非凡经济实力的SOHO中国、万达、富力、远洋等知名地产企业，几乎囊括了中国做商业地产的知名企业。此次推出的这12个地块，土地面积11.6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在186万平方米，均为商业金融用地。而最受关注的要数位于国贸桥东北角的中服地块。按照新规划，该地块将拆分成4个地块。

根据规划，中服北京仪器厂地块将建起400米的高楼，高度超过330米高的国贸三期，也超过刚刚在丽泽商务区奠基的360米高的国家金融信息大厦，它将成为北京市标志性建筑。据悉，中服地块全部是商业金融用地，虽然规划中允许在该地块上建设酒店式公寓，但建成后要求开发商“仅用于持有出租或整体转让，不允许分割销售”。

此次出让的6幅地块的招标要求中，均有对拿地机构 “最少持有10年，期中不得转让”的条款，而加上多幅地块均早已明确产业功能定位，鼓励产业类型多为金融机构，就已经注定了许多“拿钱砸地”的传统房企的出局。取而代之的，是金融、保险类企业在第二轮竞标中占据半壁江山，不逊于以万通、远洋、万达三家房企为代表的开发企业。

截至2009年年底，中信集团总资产为21538亿元，当年净利润282亿元，该集团业务覆盖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业务和房地产、能源等多个领域。

如此苛刻的条件，致使到了12月7日的第二轮招标环节，仅剩17家竞标者，且大多是有金融北京的国企大巨头。

有不少企业选择激流勇退，没有现身第二轮招标。也有的企业望洋兴叹，SOHO中国第一轮招标的成绩很不理想，最高只得到了5分（满分为20分），因此参与第二轮招标对它已没有太大意义，但2010年12月7日SOHO中国的负责人仍现身国土局“围观”。

现场情节不断。大连万达对Z15地块的报价低于底价，成为CBD核心区土地出让环节惟一的废标。这让同为Z15地块竞争者的中信集团十分不解，万达集团被指“故意给中信难堪”。

更有11家企业化敌为友，组成史上最强联合体共同参与竞标，成为Z14地块的惟一竞标者，结果皆大欢喜。

2010年12月21日，备受关注的北京商务中心区(CBD)核心区两地块各归其主，其中，Z14地块招标底价为31.79亿元，规划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只有1家单位参与第二轮竞标，由正大置地等11家企业组成的联合体，中标价格为41.14亿元。

Z15地块规划建筑面积为35万平方米，底价为50.575亿元。Z15地块便呈现出中信、海航“二选一”的局面。在第一阶段的评标中，中信集团取得了满分20分，由于第二轮评标当中，价格因素分值为40分，中信集团报价63亿元，最终胜出，创下本市单个地块出让价格的新纪录。

中信集团表示，Z15地块上将建成未来“北京第一高楼”，名叫“中国尊”，根据最终公布的招标方案，建筑高度将可能达到500米，根据中信的设计方案，这座第一高楼将是中间收窄，逐步向底部和顶部放大的双曲线造型，这个地上118层的建筑被命名为“中国樽”。根据他们的设计方案，这座第一高楼设计为地下4层、地上118层，容纳办公、公寓、酒店三大功能，地下则会有商业，与CBD其他地块的环形商业空间和连接地铁的步行环廊连通。其中大厦顶部的几个楼层设置了可为公众开放特色餐厅和酒吧，而最高层的顶部为全玻璃幕墙，“不过该方案现在还是在建筑概念设计阶段，最终的方案还得经过多方论证以后，才会进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