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法，道家黄老派重要命题之一，明确地揭示了道与法的基本关系——法由道派生，是道这一宇宙根本法则在社会领域的落实和体现。《黄帝四经》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1、《黄帝四经》：“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2、《管子》：“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3、《鹖冠子》：“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

谷斌、张慧姝、郑开在注《黄帝四经·道法》“道生法”一语时说：“这是道家黄老学派的重要命题之一。意谓治理国家的法律、政令均为道所派生。黄老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是以天道推演人事，以形而上学为治国之术确立理论依据。由于法律、政令均由道所派生，从而道的属性与运行规律决定了法律、政令的属性及其所应遵从的规律”（《黄帝四经注译·道德经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白奚则评论说：“这一命题首次将道与法统一起来，明确地揭示了道与法的基本关系——法是由道派生的，是道这一宇宙间的根本法则在社会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这就不仅从宇宙观的高度为法治找到了理论根据，从而使之易于被人接受，而且也为道这一抽象的本体和法则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找到了归着点，使道不再高高在上、虚无飘渺，从而大大增强了道的实用性”（《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年，第120页）。

道家设想人间的秩序应仿照自然之道的秩序进行构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其本源都是同一的，只不过作用的形态不同罢了，故而“一”和“道”可以看作同义词。老子的“侯王得一为天下正”，“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思想，已包括了法由道生的含义，即要求统治者按道之“一”的标准立法。由此可见，“道生法”的过程，亦可以表述为“道→圣人→法”。圣人体知天道，运用在法制的擘画上，最终以法治天下。

道生法是道家黄老派的基本主张，它不但说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来源，也为道家治世铺平了道路。同时这一理念标志道家黄老派与法家没有区别，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法家主张“法自君出，君要为公“，而道家黄老派主张君主或者圣人必须“因道生法“，制定的法律必须考虑民俗民情。正如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样“道生法”的命题就有了与西方自然法类似的意义。

在战国时期，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黄老道家确立了“道生法”的原则，不但说明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来源，而且为道家思想治理国家铺平了道路。慎到等人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以致于后世学者以“道法家”来称呼他们；战国后期，鹗冠子等人又对立法问题进行探索，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黄老道家的这些观点，又都被当时的法家所吸收和借鉴，成为秦国和秦朝的治国指导思想，废除了一系列酷刑，比如人殉。但是，法家在秦国一波三折，随着商鞅被害，秦始皇去世，出现反复，奴隶时期的严酷刑法重新出现，

以致于恶法横行，民怨沸腾，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重新启用黄老道家治国。他们一面全盘接受前朝的法律制度，并任用循吏来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坚持了法治的原则。另一面又回到了“道生法”的立场，用道的原则修正前朝的法律，宽刑简政休养生息，先后废除了挟书令、连坐和肉刑等，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直到汉武帝出现，又出现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