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女，汉族，1964年2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

196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

1981年，进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中文专业学习。

1983年，开始写作。

1984年，在黑龙江省塔河县第二中学担任教师；同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

1985年，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担任教师。

1987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学习。

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

198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学习。

1990年底，到日本访问，有感于伪满洲国的历史，回国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试图还原伪满时期底层社会的生活图景。

1991年，担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专业作家；同年，出版长篇小说《茫茫前程》。

1993年，凭短篇小说《雾月牛栏》获得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

1994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向着白夜旅行》。

1996年，凭借《雾月牛栏》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

2000年，访问挪威；同年，凭借短篇小说《清水洗尘》再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并出版长篇小说《伪满洲国》。

2001年，因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里遇见了一位老人，结合自己之前听到的新闻，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小说《群山之巅》。

2003年，获得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

2005年，因了解到到鄂温克画家柳芭的故事，获得灵感，想要动笔书写这个民族的历史，她追寻驯鹿的足迹，找到笔下鄂温克女酋长原型，出版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2005年，出版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2007年，凭借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三度获得鲁迅文学奖。

2008年，凭借散文《光明在低头的一瞬》获得第三届冰心散文奖。

2009年，凭借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2010年，凭借长篇小说《白雪乌鸦》获得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同年，担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2015年1月8日，经过两年呕心沥血，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新书首发式。

2016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17年，凭借中篇小说《空色林澡屋》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2018年，小说《候鸟的勇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凭借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

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12月13日在上海发布，短篇小说《炖马靴》摘得短篇小说榜第一；同年，凭借短篇小说《炖马靴》获得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奖。

2020年1月15日，当选政协黑龙江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9月，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出版。

2021年12月16日，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22年11月，作品《喝汤的声音》获得第1届高晓声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2023年1月，当选政协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

迟子建的母亲是李晓荣，20世纪50年代，在漠河乡广播站当广播员。父亲是迟泽风，曾任黑龙江省塔河县永安小学校长，1985年冬季，因病逝世。丈夫是黄世君，原塔河县委书记，1998年，与迟子建结婚，2002年因车祸去世。

（参考资料：）

认知死亡

迟子建在作品中偏爱呈现死亡，借以死亡的方式呈现出世上的人性、人情。常态死亡指的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正如人的出生与衰老，在迟子建作品中，处于常态中的是人的衰老与死亡，而宿命般的死亡方式也是常态版图下的一种。对生命的关怀使迟子建终究不忍心让这一矛盾演化为一场血腥的暴力。迟子建深知只有当生命饱受死亡的威胁时，人性之中“恶”的成分才会被剥离，因为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迟子建笔下的人物形象多是“自然人”，顺乎自然天性的成长，顺乎合理的发展，顺应天命的死亡，其中尤其以边缘女人为代表，这类人或是处于偏远地区，或是处于文化冲突之下，或贫困，或饱经磨难。而她们的共同面对着生命中的衰老，在衰老笼罩之下，步入人生的尾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老女人虽面对人生之痛衰老与死亡的困境，但仍然表现出一种宽容和善的达观态度。在物欲膨胀的大都市里，古老的道德观正经受着挑战，传统美德正一点一滴被人抛弃，人身上美好的品质也逐渐丧失。

但同时，迟子建将死亡看作生命的一场转机，于是在作品中想方设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当健康善良的人性深陷欲望的沼泽不可自拔，这个时候似乎唯有生命的死亡才能警醒误入迷途 的灵魂，也正是如此，死亡才超越了本身实现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乡土情怀

迟子建在她的小说中竭力批判城市阴暗的一面，渴望以乡土文明的纯净来抵抗城市文明的浮华，但态度较为缓和。归根结底，其实是城乡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包括迟子建在内的一批由农村走入城市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痛苦和迷茫。所以，他们的身影总是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徘徊，他们的笔也在城乡之间游离。精神上的苦闷促使他们想要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个完美的乡土世界。这个充满了理想化色彩的故乡实际上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

热爱自然

迟子建在她的作品中花费大量笔墨来描写自然风景。她或以对自然风景的描写拉开一部小说的帷幕，最先进入读者视线的是绮丽多姿的自然风光，风景描写给人一种美感，它让读者还未深入文本就先在心理上获得了享受，在这种审美感受的刺激下读者往往会产生向下阅读的兴趣；或者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插入大段的风景描写，这就造成了叙事的停顿，让读者在中途小憩片刻；或者以风景描写结束全篇，使作品留有余味。而迟子建小说历来为评论家、读者称道的唯美主义倾向也和她对自然风景的诗意描写有关。迟子建笔下的大自然无论是风景还是动物都充满了无穷的魅力，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念念不忘。迟子建的自然书写中蕴含了她对生态失衡、对现代文明的理性思考。她对现代人所崇尚的文明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她看不出现代文明到底先进在哪里。在迟子建看来，所谓的现代文明不仅破坏了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打破了与自然为伍的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更为严重的是，它还使人们的思维模式变得越来越僵化，创造力越来越弱。现代文明的确是先进的，只不过它的这种光鲜亮丽是浮在表面的。

关注生存

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坚守着民间立场的写作原则。她对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她的作品钟情于书写小人物在他们平凡的生命历程中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细数她的小说，描写底层人物生活的占了绝大部分。底层写作似乎成了迟子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迟子建为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平凡人。迟子建笔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他们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小人物们没有英雄人物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平凡的生命活动似乎只能与庸常联系在一起。迟子建对小人物命运的揭露主要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入手，这就使得她的小说带有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细细品读她的作品，少了一丝目下无尘的清高，看到的是一幅炊烟袅袅、鸡鸣狗吠的人间烟火图。迟子建不仅关注小人物们在物质上遭受的困境，对他们在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也满怀关切。造成这种精神上的失意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价值无法得到肯定。也就是说，他们的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发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得他们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迟子建热切关怀着小人物们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这种苦难或者来自物质上的，或者源于精神上的。更多的时候，他们面临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她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小人物的生存之痛的关注，其最终目的是想唤起人们来重新审视和思考普通人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视角艺术

迟子建的绝大部分小说都采用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这一视角也是中外传统小说中比较常见的叙事视角。在全知叙述中，叙述者的地位高于故事中的一切人物，叙述者往往处于所讲述的故事之外，他并不是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叙述者的视角不受任何限制，叙述者是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他或她既能够看到人物、事件的外部状态，也能够深入到所有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他们的所思所想进行感知，可以说，这是全知视角的最大优势。在迟子建的这些完全以全知视角来讲述故事的小说中，叙述者是积极干预叙事的，或者说叙述者对文本的干预是十分明显的，他或她积极的介入文本试图对人物的言行作出道德评价，以此来引导读者的价值取向。有时候为了追求特殊的表达效果，使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和接受小说的主题和内蕴，作家还会在一部小说中从多个视角出发来对文本进行叙述。

除全知叙述外，限制叙事也是迟子建小说重要的叙述方式之一。限制叙事类似于热奈特所提出的内聚焦叙事。不同于全知叙事，在限制叙事中，叙述者往往是所叙述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人物叙述者的视角也会受到一定地约束，他或她对故事中其他人物的内心想法一无所知。从人称上来区分，限制叙事通常包括两种情况，即以第一人称“我”或者第三人称叙述者来讲述故事。而就迟子建而言，她小说的限制叙事又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迟子建的这些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的作品在具体的叙述上还是有差异的。在这些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身份或者是儿童或者是成人。在叙述方式上，叙述者“我”或者是以追忆的方式对过去的事件进行回顾。

语言艺术

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中十分重视遣词造句，她的小说语言简洁凝练，颇有韵味，给人一种诗意的美感。迟子建在描写乡村面貌，描绘自然风光时就运用了这一质朴雅致的诗性语言，她将自己对故乡的深情，对大自然的热爱通过这种诗性语言表达出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她在用诗性语言进行文本叙述的过程中还时常将比喻、拟人、排比、通感、夸张等修辞手法引入。这些修辞格的运用有利于作家写景抒情，它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文本极富韵味。比喻也就是们俗称的“打比方”，它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最普遍的修辞手法，它的使用会使得原本平淡、抽象的描写瞬间变得生动形象，更加富有魅力。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比喻是她用得最多的一种修辞手法，她对比喻的运用几乎是信手拈来，除了比喻，拟人也是迟子建小说中常见的修辞手法。

迟子建在小说中利用长短句的结构功能来为主题服务，她将长句和短句搭配起来进行叙事。长句的结构比较复杂，它可以容纳较为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长句能造成一种舒缓的节奏，便于作家抒情。和长句相比，短句的结构就比较简单。短句的使用显得生动活泼，简洁有力，很有节奏感，作家在叙事、描写的时候一般会使用短句。而长短句的搭配将会增强表达效果，使整段文字错落有致，富有变化。正是因为将长短句搭配起来使用既能够抒发情感，又能够造成一种节奏感、音乐感，所以迟子建总是喜欢用它们来书写故乡、书写自然，从而来表现对故乡和自然的无限眷恋和深情。

迟子建在小说中还通过语言的日常化来揭示文本的主题。其小说语言日常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将东北的方言俚语运用到写作中。如《黄鸡白酒》中的“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闻着霜的味道，就开始猫冬了。”《腊月宰猪》中“礼镇的百姓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了。”《北极村童话》中，“新穿的棉靰鞡，还抗这么造？再下雪时，可不许出去跑。热炕头都烙不住你。”方言是指在一个区域内盛行的语言，它带有非常浓厚的地方色彩。方言往往和当地的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直接反映了当地的民风民俗。迟子建在对故乡进行书写时就将一些浅显易懂的东北方言俚语融入小说，这样做不仅为小说增添了乡土气息，还向读者展示了故乡的风土人情。

迟子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为了使读者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小说的深层意蕴，她还将语言色彩化。她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色彩词汇，期望通过这些色彩语言的运用来更好地凸显文本的主题。迟子建对童年、对故乡、对大自然的书写中就运用了这些色彩语言，她通过这些色彩语言向读者展现了故乡北极村和大自然的原始风貌，阅读她的作品时就如同在欣赏一幅幅美丽的画卷，生动、形象。

固守内心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存在着一批白雪般纯洁、 净美的人物，他们拥有纯净的情思与自然的天性，是雪的化身。《白雪乌鸦》中，陈雪卿在丈夫死后， 绝然地选择自杀，外表的柔弱与内心的刚烈形成了 巨大的张力，在人间至爱面前柔弱的身体也可以散 发出巨大的能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尼都萨满是“我们”氏族的萨满，多年来他用神力挽救了许多 生灵的性命，肩负起保护鄂温克族的使命。纯净的 灵魂让尼都萨满在驯鹿替代列娜死去后仍心怀愧疚，表现的是尼都萨满如雪般纯洁的心灵；《采浆果的人》中的大鲁和二鲁是常人眼中的傻瓜，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不为利诱的美好品格正是现代“聪明人”所缺失的。“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他们也许会有种种缺陷，但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只有他们才值得永久地书写。

坚挺形象

迟子建在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带有坚韧性格的“白雪”形象。他们不惧严冬狂啸的北风，在突发的灾难面前迸发出生命强劲的韧度。《白雪乌鸦》中于晴秀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鼠疫夺去了生命，可上天降临的不幸没有压垮她，她隐藏起悲痛然后用强大的内心继续前行，于晴秀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她的经历中可以看到灾难中真正的人性，展示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又如《白雪乌鸦》中的傅百川担心自己再娶会打击已经疯癫的妻子，便绝不另讨女人，对于晴秀的欣赏也止于对家庭的责任。鼠疫爆发后，他竭力防止病毒的扩散。生活的不幸反而塑造了一个更有担当的傅百川，对抗灾难过程中的韧劲使他的形象更加光辉。

润物无声

迟子建小说中往往还有春回大地、雪花消融，以泯灭自身存在为代价滋养一方水土，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媪高娘、妮浩萨满和吉喜是“春雪”的代表，她们用自己的生命哺育下一代的成长，完成生命“圆”的轮回。《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媪高娘在死前的一刹那还在祈祷着把灾祸降给她一个人；《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妮浩萨满在生与死的面前，所表现出的洒脱和从容正是鄂温克族生死观念的体现， 一如埋葬拉吉达的严冬之后是春天，死亡之后便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逝川》中的吉喜宁可以放弃捕“泪鱼”消灾的传统，也不放弃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这其中蕴含的是吉喜善良无私的天性以及对生命的热爱。迟子建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春雪”的形象，他们以自己为“养料”供养下一代的成长，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中存在的善意。

反面形象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乌鸦”可以视为一种有意义的符号，带有强烈的隐喻意味，与“白雪”形成强烈比对。小说中部分人物形象具有人性恶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上与“乌鸦”不祥的意义产生碰撞。《白雪乌鸦》中的纪永和是良妓翟芳桂的丈夫，婚后的他仍逼着翟芳桂干老本行，全然不顾夫妻间的情义。可见表面的是非曲直并不代表内心的善恶，在“白雪”的背后也可能隐藏着深深的恶意。《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瓦霞谎称安道尔强奸了她，并不忠于自己的婚姻，甚至得知安道尔死讯时仍毫不在意，在妮浩萨满救人时言辞冷漠地“恐吓”贝尔娜，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瓦霞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迟子建的笔下还存在着这样一批人物，他们身上依然带有人性恶的方面，但究其内心而言并不算完全意义上的坏人，只是在其言语行为上已经趋近于恶。《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依芙琳时刻嘲讽娜杰什卡妓女的身份，阻碍达玛拉与尼都萨满的感情。但是她也全然不顾帮其他女人生产会缩短自己丈夫生命的忌讳帮“我”助产。可见，依芙琳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坏人形象，她的内心依然是有善意的，只是他人的幸福会灼伤她孤傲的自尊心，促使她在行动上表现出恶的一面。《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沙合力丝毫不敬畏山神“白那查”，勾结山外不良人员滥伐山林树木。索玛经常逃学，十四岁的时候就告诉她的母亲，她已经不是处女了。沙合力与索玛背弃了敬畏自然和遵守民族文化的传统，表现出在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民族文化产生碰撞时人内心的异变。

迟子建是当今文坛一颗耀眼的明星，她是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国首位）、一次获得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的作家，在所有这些奖项中，包括了散文奖、中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奖等。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国出版，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央视网评）

向后退，退到最底层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负悲剧的边缘者；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然后从那儿出发倾诉并控诉，这大概是迟子建近年来写作的一种新的精神高度。（评论家谢冕评）

在盈满泪水但又不失其冷静的叙述中，在处处悬疑却又诗意盎然的文字间，在命运相济而又态度迥异的女性人物里，作者向我们推演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悲剧，而是在寻觅悲剧背后的原因。天灾、人祸以及它的难以逆料和无法克服。比起简单的描写底层生活的小说，迟子建显然超越了表象的痛苦，直抵命运的本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颁奖辞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