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乌鸦》是作家迟子建200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民众在东北鼠疫来临之时遭受的灭顶之灾。

小说讲述了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东北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常生活。这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杂居一城，民族矛盾和文化融合渗透在五行八作的日常联系之间。这种日常联系，包括柴米油盐，包括买卖交换，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爱恨情仇。突然，鼠疫携带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幽灵般降临了。从老城的旅店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一座城瞬间陷入了恐慌。随着疫情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死亡一时间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整个城反而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不可抗拒，不如安之若素，静等其变，甚至不如将日子过得更为风生水起。

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季的东北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呈现出失控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白雪乌鸦》的故事就发生在鼠疫肆虐的傅家甸，讲述几户寻常人家在鼠疫来临后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那个时期的傅家甸地区毫无生气尤如地狱一般。于是作者迟子建根据这一事件创作了《白雪乌鸦》来表达心中的祝愿和祝福。

王春申

王春申为人和善，却又有点胆小。在现实的情感生活对于王春申来说是极度压抑的，他因妻子吴芬无法生育而被迫纳丑女金兰为妾，可是妻妾不和，家中永远是无休止的针锋相对和磕磕绊绊。无望的生活逐渐销蚀了他对家庭的热情，于是他以逃避不归和逛妓馆来换取在外的些许安宁与温存，同时面对妻妾斩断自己财路并公然在客栈偷情的行为，他亦表现得无谓和淡漠。然而，伴随着这场东北鼠疫，读者却清晰地看到了这个貌似麻木的心灵深处所埋藏的宽容与诗意。

傅家店的鼠疫是以王春申妻子吴芬的相好巴音的暴毙而拉开序幕的，接着王春申的家里也接连遭受变故，妻妾和自己最喜欢的儿子因感染鼠疫而死。但是，王春申在灾难前并没有屈服，表现出人意料的坚强，在如此打击下他仍然坚韧地活着，并热情地投身于消灭鼠疫的行动中，他那辆心爱的马车成为傅家甸鼠疫时期专拖死尸的工具。王春申还善良地原谅了所有伤害过他的人，当巴音因鼠疫而弃尸街头时，他并没有表现出众人期待的拍手称快的样子，反倒为其的不幸遭遇感到悲伤，并对巴音死后妻子吴芬的自私无情产生了强烈的鄙视；在吴芬病重期间，他嘱咐妾金兰要好好待她，妻子死后，他想到的都是妻子的种种好处，原谅了她对自己的不忠和苛刻而给予了厚葬；在金兰去世后，他同样谅解了她，并善待她与别人所生的女儿继英；就连金兰的相好、导致自己儿子惨死的翟役生，最后王春申也原谅了他。王春申这个情感不幸、表面窝囊的男人，内心却有着诗意般的情感世界，当长久以来一直是他情感寄托对象的谢尼科娃也在灾难中丧生后，他每个礼拜天都要赶着马车从她门前经过，幻想着谢尼科娃会从那座漂亮的房子走出来踏上车去教堂做礼拜。有一个礼拜天，他重走了每个礼拜天谢尼科娃走过的路，并去触摸了她曾经触摸过的门把手，想要感受已故去心爱的人的热度。当他来到钟表店时，看到那些停滞不前已经坏了的时钟时，“王春申的眼睛湿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到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迟子建的这段描写，将王春申的这种纯洁的单相思情感进行了唯美的升华。另外，王春申对与其相依为命的黑马也表现出了超乎常规的感情，在参加消灭鼠疫的行动中，他因考虑黑马闻不惯消毒水的气味，而不顾自身安危地加入了感染几率较高的抬埋队。

陈雪卿

陈雪卿是满族人，气质高贵，性情孤傲，趣味不俗。她的丈夫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做了胡匪，后被抓自杀，丈夫死后，陈雪卿也绝然地选择了自杀。这个女人在迟子建笔下，简直就是一个绝美的化身，生前光彩照人，死时也是一副春天的装束，“好像一个去花园剪花的美少妇，为姹紫嫣红的花朵所陶醉，睡在花丛中了。”如此的安详足以见出，鼠疫的恐惧和死亡是完全游离在其视野之外的，在她心里，“情”才是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她的光芒只为一人而生。陈雪卿为爱而死，而且是那样得镇定决绝，但她的爱随着她的离去却获得了永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迟子建认为，或许陈雪卿和丈夫是该作中唯一圆满的一对。

于晴秀

她有才有貌有思想，能干、内慧，又真性情，于驷兴和傅百川I都十分欣赏她的才华和胸襟。鼠疫夺走了周家三代人的性命，面对如此打击，她表现出了一般人所难有的超脱和从容，坚强地挺了过去，只是在鼠疫结束，一切恢复平静的时候，她才在一次醉酒中大哭一场，释放了心底的压抑。从于晴秀身上，使读者深切体会到了在某些时候，活着的确比死去更加艰难。事实上，迟子建在这个人物身上投放了自己的影子，寄寓了她在失去丈夫时的伤痛，当然更表现了她对生命，对死亡的态度。

翟役生

翟役生内心充满了仇恨。他是一个饱受凌辱、被逐出宫的太监，父母死了，唯一的妹妹被拐卖到妓院，赎身后依然被人操纵，被迫卖身，所有的这些遭遇让他觉得这个世界是黑色的，让人绝望的，并对之充满痛恨，“他认定这世界就是坏人的天下，好人永远没有舒心日子过。想活下去，就轻贱这个世界。”因此，面对鼠疫给傅家甸所带来的毁灭性创伤，他是兴奋的，甚至希望所有的人都死掉。但即使是对这样一个人物，迟子建依然投入了很深切的感情，在最后交代翟役生的宫中经历时，饱含同情地讲述了他的非人生活，并对其出宫的原因赋予了一个诗意的爱情背景，让读者领受到在这个充满仇恨的内心中，也曾有过温暖的潜流。最后在傅家烧锅，王春申主动地把酒言和，这样的宽容是否对心中充满仇恨的翟役生是一种震撼和感动。至少作者想要给读者这样的一种暗示，“我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作者让恶人有一天能良心发现、自思悔改，因为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身上总会存留一些善良的东西。

翟芳桂

翟芳桂可以说是小说中最苦命的女人了，因为她的生命几乎就是由接连不断的灾难构成的，父母因信基督教而被义和团活活烧死在家中，她因当晚不在家而幸免于难，但却先后经历了被人强奸逼婚、丈夫死后又被逐出家门、投奔亲戚却被骗卖当妓女的厄运。然而在生活中受尽凌辱的她却始终以一种难得的平和面对一切不幸，“她的天下，是靠温顺打出来的。一旦想明白了自己这一生不会有太好的日子了，翟芳桂也就安静下来了。”她喜欢乌鸦，甚至可以说，乌鸦就像是她的写照——爱美坚强又现实，“首先它们会穿衣服，黑颜色永远是不过时的。其次，它们性情刚烈，不惧寒冷。还有它那粗哑的叫声带：“营满腔的幽怨，有人间的色彩”鼠疫是灾难，但它却在客观上给翟芳桂的生命带来了转机，欺压她的男人死了，留给了她一座粮栈，陈雪卿死前也将儿子和糖果店一并托付给了她，更有从未享受过真正感情的她也即将嫁给忠厚老实的鞋铺老板罗扎耶夫。可见在灾难一轮又一轮的撞击中，翟芳桂终以平和之心赢得了尘世的平凡幸福，度过了生命的寒冬。

傅百川

傅家甸是傅百川祖上经营来的，因此，可以想见他对这一方水土的感情。鼠疫发生后，面对一些商家伺机哄抬物价，发国难财的行为，傅百川心急如焚，联合商会抵制涨价风潮，并不惜牺牲自家生意，率先降价百分之二十来平抑物价。除此之外，他还尽己所能地协助政府抗灾，如召集当地中医商议药方，熬制中药发放给百姓，帮助缝制口罩，处理灾难中的纠纷等等，让读者充分领略到了一个商人“重义轻利”的优秀品质。

傅百川有义亦有情，他常年守护因失去女儿而精神失常的结发妻子，为避免其再受精神刺激，保住性命，他决计不另讨女人，同时对其小心呵护，表现出了为人夫的责任感。至于自己内心深处对于晴秀的欣赏，也只能因为对责任的担当而始终止于默默的担心和关照，但这种美好情愫，也同样让人感受到了淡淡的温情。与傅百川一样，周济亦将傅家甸视为给予自己第二次生命的故乡，他原在家乡山西曲沃开醋坊，后因不堪官府衙役的侵扰而于盛怒之下砍掉其一只脚，闯下大祸，于是便带领妻儿一路出逃，来到傅家甸，从此在这里立足生根，因此，周家对傅家甸的感情亦不一般，“要说爱傅家甸爱得最瓷实的，就是住在祖师庙街的周济一家”。

鼠疫来袭，他一声令下，周家老少齐上阵，将点心铺改为伙房，给被隔离在火车上的人送饭，甚至最后祖孙三代丧命于斯，令人十分惋惜。跟周济一家经历相似的，还有一个豪爽刚烈的山东汉子秦八碗，所不同的是他的出逃是因为母报仇而毒死了财主的大狼狗，后几经周折被傅百川带回傅家甸，做了傅家烧锅的师傅。秦八碗能认他乡作故乡，深深地恋上了这里的寒流和飞雪，但他母亲却一直坚持回乡，于是秦八碗承诺母亲在她百年之后一定让她魂归故里。可不巧的是，秦母死在了鼠疫肆虐傅家甸之时，灵柩无法返乡，为了母亲灵魂不至孤寂，秦八碗毅然剖腹为母殉葬，将孝道演绎到了极致。

《白雪乌鸦》在表面上表现了灾难中的人们恐慌，但实际上却透露出人性的光辉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源泉，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和希望。

由老城爆发的瘟疫中造成不断的死亡中显现出生命的脆弱，这种脆弱会让人们感到无助和恐惧，以致于傅家甸往日热闹的街市变得落寞，行人稀少、店铺关张，王春申家的店铺更是成了魔窟无人敢来。随着巴音、吴芬、张小前等人的相继死去，鼠疫彻底拉开了大幕。而在鼠疫的大范围袭来，死亡人数骤涨的境遇下，生命的脆弱却使人们有了比平时更强的凝聚力。人们不再惧怕死亡，他们开始吃肉喝酒，出游交谈，甚至相互问淡然地比较着自己预备的寿衣和棺材。在这座四处弥漫死亡的孤城之中，车夫、掌柜、算命的，这些平凡的甚至卑微的生命开始直面死亡，与瘟疫抗争。他们不顾自我生命的危险，绽放出人性的坚韧之美。傅百川在傅家甸的混乱时期打击不良商贩发灾难财，抵制物价上涨，在对抗鼠疫的过程中积极配合防疫生产口罩；周济主动将家里的点心铺改为为病患做饭的伙房，祖孙三代每日不顾被传染，别样的死亡书写的危险前往隔离区送饭；王春申与他心爱的黑马自愿拉起了逝者；经常来到傅家甸的俄国人谢尼科娃也号召更多人捐款。就连一向天真单纯不懂世事的喜岁，也在乌烟瘴气的街市间，在狂风暴雪的鞭打中，混成人了。鼠疫带来了一座城市的厄运，而恐慌中的人们却选择用坚韧的意志反抗，用微薄的力量去改变死亡。

无论灾难下的城市地图叙述还是人物出场与小标题结构式的人物群像塑造。这些仅仅是迟子建的叙事设计。因为无论是谁，能在那场灾难的历史记忆中葆有一分对美的信念和渴望，才是作家真正想要寻找和发现的。尽管在鼠疫来临时生命消逝的过程不过一夜之间，尽管也有如纪永和、翟役生、周耀庭等人物借鼠疫之灾大发横财的卑劣行径，但恒常生命在那段历史时空里的参差对照样态却更能打动人心。且以小说里写到的几位女性人物为例．她们面对情感与灾难的不同表现让我们看到作家内心深处的执著所在，那就是任何时候小说都万方数据只能是对苦难中仍存留在时光深处的诗意勘探。翟芳桂是小说里一位着笔较多的女性人物。这位昔日的妓馆头牌“香芝兰”与小说其他几位着墨较多的女性人物相比可谓命运多舛。自己喜欢的徐义德没有能力替她赎身，而粮店老板纪永和替她赎身只是起因于算命之人的一句玩笑话。嫁给这一吝啬鬼后却依然被丈夫逼迫以身体为其赚取钱财，即使是抓两把粮店里的杂谷喂喂家门口榆树上的乌鸦也要遭到丈夫的唾骂。而就在丈夫纪永和因罔积大豆需要钱粮时竟然以她为诱饵立下了典妻字据，最终丈夫死后翟桂芳与鞋匠罗扎耶夫走在了一起。可以说这位女性人物的经历足以让作家写一部中篇小说。

迟子建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能在这沉重冷冽的寒风中写出一份希望，写出一份温暖。善于温情抒写的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将一群普通的百姓置于这异常扭曲的环境之中，灾难之下人性的温暖更显得真实动人。这份温情犹如点点萤光，总能在傅家甸人们生活的细节中冒出头来。秦八碗为母尽孝自杀、金兰住进隔离区照顾儿子的亲情；王春申与黑马心有灵犀的友情；傅百川与于晴秀纯洁的爱情表现出人类最纯真美好的感情在这死亡之城中无声地绽放。在危难之中的人们相辅相成，面对随时到来的死亡仍能保持人性最根本的情感，带给读者超越死亡的更深层的触动。在迟子建的笔下，温情是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散发，它会是平民最朴实的言语和最日常的动作，这样的温情贴近人心，使人温暖。

人性之豁然在人们以坚韧、温情对抗死亡的同时，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们更多了一份豁然与宽容。在鼠疫得到控制，一切回归到往常，傅家甸人们众多的恩怨情仇，也随着笼罩城市的死亡乌云的散去而一并消解了。面对间接害死自己唯一儿子的翟役生，王春申选择忘记仇恨，再聚时也能够安然地在酒馆中邀请他同桌喝酒谈话。对妻子金兰与他人苟且生下的女儿，王春申想“这世上的糊涂事情多着去了，干嘛非要弄清她的身世，一旦想通了，也就把继英当自己亲生的了。”‘阮’于晴秀坦然面对一家三代丧命的事实，收留了同样无依无靠的胖嫂；继承了纪永和粮铺的翟芳桂无私的帮助了顾维慈；对于周家唯一的败类周耀庭，官府也念在周家的巨大贡献将其放出了监狱。灾难与死亡无疑给人们带来撕心裂肺的悲痛，但面对至亲的逝去，面对破败的家园，更需要的则是这样的一份豁然的心境。在坟场痛苦悼念的人们，搭帮结伙回城的路上，就不那么哀切了，他们讨论着粮食的收成、花布的种类和鼠疫英雄伍连德会得到怎样的奖赏。正如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活下来的人们更应当忘记苦痛，积极面对生活，才是光明的开始。

死亡无法抹灭的生机对作家迟子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种开始。正如作家在《白雪乌鸦》后记中写道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正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当傅家甸这场灾难性的鼠疫过去，烂漫的春光便将人间的囚笼给绽裂了，傅家甸又是焕然一新，生机重现。正是傅家甸人民的不屈与坚韧，他们的温情与豁然，才在累累白骨之上点燃了这份生机。小说的最终章“回春”中，冰天雪地的傅家甸换上了春装。一生命运多舛的翟芳桂终于熬出了头，在纪永和死后她继承了粮铺，按照陈雪卿的遗愿收养了陈水、接管糖果铺，并最终与疼爱她的罗扎耶夫成亲；傅百川的疯子老婆苏秀兰在鼠疫消散后又怀上了孩子；鼠疫夺去了于晴秀一家人的生命，但在一切风平浪静后给她送来了另一个可爱的仍叫喜岁的男孩，傅家甸的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平和的日子。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要记述历史，谱写出生命的挽歌，更多的是想通过历史的再现向读者展现出死亡之下的人性光芒，以及在灾难后的可贵生机，作者想要写出的是“死亡中的活力”。小说的名称白雪乌鸦，从字面上来说这一黑一白的两个冷色给人一副苍凉荒芜的景象。但在书中乌鸦的存在并不是厄运的象征，它是陈雪卿心中的吉祥鸟，给于晴秀带来了奶水以哺育新的生命。如此看来，谁又不能说是乌鸦带来了万物复苏的元气，唤醒了这片皑皑白雪，唤来了生机。死亡会带走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却无法抹灭人们想要生存的欲望。经历了生死后的傅家甸人，更能看到生命的可贵，在这片土地上绽放生机。

叙述结构

《白雪乌鸦》里则体现为小标题式的叙述结构。整部小说共有22个小标题，它们也是小说情节结构的22个章节。而每一个小标题都带出了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或某一关键物象或某种意境。比如小说第一个小标题“出青”带出了王春申这一人物及妻子吴芬、妾室金兰；小说第二个小标题“赎身”带出翟芳桂、陈雪卿两位女性人物及粮栈、糖果店的生活场景，同时“乌鸦”这一物象也在此出场；小说第三个小标题“丑角”则带出周济一家、报童喜岁及小说里首位因鼠疫而死亡的人物巴音。而接下来第五个小标题“捕鼠”则带出翟役生这一人物，至此鼠疫大规模来到傅家甸；第六、七、八个小标题“蝴蝶”“桃红”“烧锅”分别带出谢尼科娃、罗扎耶夫、秦八碗三位人物；而由朝廷任命的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则在第十二个小标题“殉葬”中正式登场。这样的叙述结构安排就意味着迟子建在构思《白雪乌鸦》时并未直接将灾难推至大幕中心，而是采用了仿佛明清笔记小说的写法，以单一人物的逐个出场关联起整部小说的人物框架，并在第十三个小标题“烟囱”之后的小说后半部分一一交代了人物的经历和命运，直到终章“回春”，小说里的人物和叙述又再次回到王春申和他的黑马上，只是初章是进城，终章则是出城。

《白雪乌鸦》中用沉静而饱满的叙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民众在巨大灾难面前复杂的人性，对死亡的恐惧将人性当中的许多最为本真的，在日常状态下也许自己也不能察觉的、隐藏在灵魂深处的诸如爱、恨、孤独、坚强、懦弱等元素，均得到了集中而充分的表现，使读者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感受到人在苦难历程中的生死悲苦和尘俗的芳华气息。迟子建从底层市民王春申的家庭纠葛开始写起，王春申的个人情感生活是极度的压抑的，家中妻妾不和，并公然红杏出墙，家中是永无休止的针锋相对，虽然他拥有三铺炕的小旅馆，但经营权却被妻妾掌握，他只能日夜与那匹被道台府淘汰的黑马为伴，并以逃避不归的方式驾着马车在外奔波，以期换取片刻的安宁。如果没有鼠疫的爆发，王春申在人们眼里只能被定格为一个软弱、麻木、甚至非常窝囊的男人，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他加入抬埋队以及在对待妻子吴芬、妾金兰和翟役生等行为上，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人性中的坚韧、善良、宽容、唯美与富有爱心的一面。

意象表达

白雪和乌鸦构成的正是黑白两种最鲜明的颜色，黑色显然与死亡有关。而白色，正如于晴秀所说：白色多亮堂啊，银子是白花花的，大米是白花花的，砂糖是白花花的，雪花也是白花花的。但就是这种亮堂的颜色，却成为死亡的预告者，而相反，乌鸦是黑色的，但盘旋在傅家甸上空生生不息的乌鸦，却成为生的一种延续。《白雪乌鸦》中，傅家甸的死亡以大雪展开，以大雪停止、春回大地结束。这里的雪，是一场死亡的见证，预言着死亡的到来。老婆吴芬死后，王春申失眠的夜里，太监翟役生嚷着，姓金的，外面下银子了，还不快出去捡!由此，大雪过后，一个令人惊恐的消息传遍了这里：鼠疫来了。白雪是死亡的预告着，正式揭开了傅家甸灾难的序幕。而小说结尾，一场大火将几千具尸体焚毁，火舌把因大雪封冻而坚硬的土地给烧化了，土地变得松软，鼠疫慢慢消失，大地重新回春。相反，小说中的乌鸦倒显得颇为可爱。正如小说中翟芳桂所认为的，它们性情刚烈，不惧寒冷。到了冬天，那些色彩艳丽的鸟儿。都扑闪着翅膀南飞了，乌鸦却在北方的雪野里站立着。还有，它那粗哑的叫声，带着满腔的幽怨，有人间的色彩。就是这些带着人间色彩的鸟儿，自始至终在傅家甸的上空盘旋。乌鸦由于吃了纪永和下的毒药而集体死亡，却随之带来纪永和的报应，纪永和染病而死又使翟芳桂获得了精神和物质上的解放。一场灾难里，一个女人平和坚韧的态度，对生命不堪重负的忍耐，仿佛是乌鸦为翟芳桂带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瓶生。大年初一焚尸的这天，傅家甸的坟场上，伍连德从衙役手中举起燃烧的火把，引燃第一堆棺材。可是有几只乌鸦，却无所畏惧地飞来了。它们落在坟场上，身披黑衣，端端立着，好像要为这些无辜的死者，做最后的守灵人。尽管有无数的人因鼠疫死去，但乌鸦却一直以顽强的生命力盘旋在上空，乌鸦的生生不息仿佛预示着同样经历集体性死亡的傅家甸人也将挺过这次灾难，它们见证了傅家甸灾难的尾声。在点心铺主人于晴秀那里，乌鸦又再次扮演了生命的催生者。

鼠疫后，于晴秀生下孩子后没有奶水，喝了傅百川打的乌鸦做的汤后，奶水充足滋润起来。白雪和乌鸦，两种色彩的对比为全文塑造了黑白肃穆的世界，使小说笼罩了沉重感。但白雪和乌鸦作为两种意象，已然被迟子建赋予了与生命有关的意义。生与死恰是生命的一道轮回，但只要生死相连，那么死亡过去后总会拥有新生。自雪和乌鸦本是毫无关系的意象，却被迟子建道出了生命的意义。

温柔和豪迈的沉淀对于女作家来说，能把酒写出精魂来并不容易，但迟子建显然没有这种性别写作立场，在《白雪乌鸦》中，她把酒与傅家甸人的亲密关系写得尽致淋漓，无论男人女人，都能因为酒而显出最真的一面，温柔或者豪迈，都表现了一种生命的姿态。傅家甸传奇人物傅百川经营着各色店铺，唯有傅家烧锅他投人的心血最大。因为在他眼里，烧锅是男人的精魂。傅家烧锅的经营，显示了傅百川作为一名商人，骨子里带着坚硬的北方气节。在他眼里，酒是男人的血，不能让洋酒所混乱。而在其他方面，傅百川同样显示了一个正义商人的气节。这样一个重义轻利的商人，正像傅家烧锅的酒一样，浓烈而滋味绵长。在傅家甸，酒是一种生命的形态，面对巨大的灾难，男人们成群结队喝酒解忧，以酒赋予的豪气来抵挡对死亡的恐惧。而当灾难过去，更是每天必须喝够三家酒馆才罢休，并且不忘先洒酒祭奠一下已亡人。酒贯穿傅家甸人生活的始终，它象征的正是傅家甸人宁折不弯的骨头和豪爽的品性。酒对女人也有特别的意义。点心铺的于晴秀对酒的热爱是小说中非常出彩的部分。她平时不比其他女子独特多少，“但她喜欢喝酒，每隔十天半月的，总要痛饮一番，醉上一场。”她醉的时候爱在街上游荡，见到人、车马、树木、飞鸟甚至晚霞都要打招呼。于晴秀因酒还原了天真直率的本性。傅百川对她的暗恋与敬重，还缘于一次她来买酒时所写的酒联：一碗忘忧不说人间俗事，三碗轻身总把银河做长笛。酒对于于晴秀，仿佛是才情的催发剂，还原了于晴秀富有诗意的本色。但酒也给予了她男人一般的坚强品性。鼠疫使她一夜间失去了公公、丈夫和儿子，但她却没有被打倒。但一次醉酒后，她却跑到一棵树下放声大哭。这是于晴秀商对灾难的第一次流泪，是一个坚强女性最具有韧性的一面，酒对于于晴秀，对于女性，同样给予她们生的气血和力量。喝下去的酒，刚开始烈性十足，过后却是如沐春风的舒坦。酒的特性，就像人的品性，既坚强又温柔，迟子建借酒还原了傅家甸男女既温柔又坚强的品格，它显示了傅家甸人面对灾难的一种姿态，那是生命的姿态，一种倔强的顽强和恋生的渴望。

恒常生命的参差对照与苦难中的诗意气息

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对女性人物故事的讲述过程里时刻牢记“引而不发”四字。无论是写另一女性人物于晴秀与傅百川I间的彼此欣赏，还是写王春申对演员谢尼科娃的真挚牵挂，或娜塔莎对哑巴艺人彼洛夫的钦慕，它们都仅仅是停留在情感的美好与诗意般的圣洁之处，未杂一点功利或欲望色彩，更没有为赚取眼球而滑向暴力和色情边缘。而这样的诗意书写又因为苦难中人与人的惺惺相惜、彼此宽容更显得弥足珍贵．因而也更流光溢彩。比如小说里的人物秦碗因鼠疫封城无法送母亲灵楸还乡最终以身殉葬，陈雪卿在给每家每户送完糖果后也追随远在城外的丈夫而死。这些人物的死亡尽管不是因为感染了鼠疫，但他们毅然绝然赴死的行为在小说里的存在又怎能不令人感喟叹惋。所以。“文学倘要有力地抓住都市。就必须首先认清都市人的空间生存方式和他们的灵魂的关系”，惟其如此，文学才能成为发现更大叙事现实意义上的城市文本。在迟子建的小说《自雪乌鸦》里面，有嚷实的生活存在于尘世之中，在她眼里：“尽管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也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她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确然，对于时间的虚无之感让任何创作都面临被埋没的可能，而如果关于文字的神圣不是来自心灵的感悟，那么这速朽的命运是必然的。所以对于让写作与生命相通的作家迟子建来说，在她的心灵世界里，说所提供的位置只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它们所显现的那些同历史、人性有关的纠缠与迷失。那些苦难与诗意，那些生死悲苦与尘世芳华的关联都在作者的小说叙述里保持了文字的鲜活。也不断滋生着来自生命经验的丰沛。

《白雪乌鸦》对哈尔滨百年大鼠疫进行挖掘，考察和重现了历史场景的氛围及细节，在戏剧张力下刻画了普通百姓的生存遭遇和曲折命运，在特殊情境中凸显了人性的光明与幽暗、复杂与深邃。　 ————网易新闻

读完《白雪乌鸦》，对迟子建的这部新长篇，首先产生的竟是一种“非文学化”的阅读感觉：就像驾驶一辆四轮驱动的越野吉普，在高速公路上将速度拉升至两百迈以上，仍然稳健而不飘忽，有一种从容不迫而又“抓地”的沉实感。

————大连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

迟子建，女，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出版有六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听时光飞舞》《我的世界下雪了》《迟子建散文》等。出版有《迟子建文集》四卷、《迟子建中篇小说集》五卷以及三卷本的《迟子建作品精华》。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文等海外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