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吉和她的父亲》是由高缨编剧，王家乙执导，陈学洁、刘莲池等主演的剧情电影。该片1961年上映。

四川凉山彝族区尼古拉达人民公社，来了一个支援公社建设水库的工程队。工程队的老技师任秉清，解放前是凉山脚下的一名穷石匠。公社社长马赫在自己家里为工程队开了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马赫的女儿达吉为客人们表演了节目，任秉清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姑娘，同时也使他回忆起往事：十几年前，任秉清有个女儿被当地的奴隶主抢上山去，以后一直没有下落。解放后，他也曾进山找过女儿，可当年孩子太小，奴隶主把抢来的人又随便转卖了，未能找到。他想如果女儿要是还活着与达吉年龄相仿，也会像达吉一样聪明、能干。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任秉清从达吉的很多特征里，终于认出达吉就是自己的女儿。但是他想如果认走自己的女儿，马赫社长也将失去亲如骨肉、相依为命的女儿。在万恶的旧社会，奴隶马赫从奴隶主手里救出了达吉，并含辛茹苦地将她抚养成人。任秉清不忍心将吉认走，给马赫带来痛苦。解放以后，马赫也曾为达吉寻找过亲人，希望她与家人团聚。当公社党委书记木呷告诉马赫，任秉清就是达吉的父亲时，虽然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很大震动，但出于崇高的阶级感情，他还是把达吉叫到身边，让达吉去认自己的亲生父亲。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达吉十分惊讶，她为能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相认而高兴，同时也因可能会离开养父马赫，离开可爱的凉山和自己的伙伴而不安。任秉清和马赫在这个问题上，彼此都为对方着想。马赫认为任秉清年过半百，为建设祖国东奔西走，应该让女儿达吉陪伴照顾他。任秉清却觉得女儿达吉与马赫社长生活多年，跟他在一起最合适。最后，任秉清搬进了马赫的家，与马赫和女儿住在一起，决心同彝族兄弟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凉山。这样，达吉既是汉族技师任秉清的女儿，也是彝族社长马赫的女儿，她与两个父亲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该片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色，它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较为细致，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和动作，发掘人物的内在感情。

它尤其注重挖掘和表现健康，真挚的人性和人情，将主人公之间的父女之情、兄弟之情表现得相当充分，真实地展示出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中复杂的心理状态，以及彝汉两族人民的深厚情谊。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影片对借物抒情、寓理于情等传统艺术技巧有较好的借鉴。

原峨眉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朱丹南回忆《达吉和她的父亲》：峨影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是《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的同名小说发表于《新观察》杂志，在全国有影响，是一篇好小说，因此省委很重视。峨影有一个导演叫张波，很想抓这个剧。我刚从国外回来，《嘉陵江边》还没有完，这边就在议论怎么改编《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是很好的，但是我怕峨影厂的导演和摄影师达不到应有的标准，担心弄砸了。不是好导演，好摄影师，再好的故事也拍不好。那时候彩色片很少，剧本经过文化部审查通过了以后，才能决定你是否能用彩色片。这个故事不拍彩色片很不够味，因此我的目标是拍彩色片。但峨影厂的创作理念、艺术力量跟不上。因此我就想到了与长影厂合作。那时候《五朵金花》已经出来了，1958年拍摄，1959年放映，已经打响。我的目标是不低于《五朵金花》，省委非常同意我这个意见。1960年开第三次文代会，我去参加。长影厂的领导我很熟悉，我和他们厂长亚麻一说，他很同意。我点名要的导演叫王家乙，他是我解放区时候的老战友。他们厂长说可以，王家乙也同意了。我和四川艺术院的院长刘莲池说好，他出演员。我们俩在会议期间休息时坐飞机回到成都，向省委汇报交涉的经过。没有想到，王家乙当着省委书记就提出来，要我当导演可以，我有个条件，让朱丹南演马赫，让刘莲池演任秉清，我才干。省委书记说，你这一招厉害，一个是厂长，一个是院长，把两个头头都拉去，我们这两个单位怎么办？省委同意了。王家乙事后说，他这一计是一条绳拴三个蚂蚱，飞不了你，也逃不了他。

拍完这部电影以后，我也写了一首诗：

为在银幕映凉山，诗人急忙著新篇。

请个名家当导演，三个蚂蚱一绳拴。

这部电影拍出来以后，正好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在这之前全国文艺座谈会也是在新侨饭店开的，这两个会议接上了。我从长影带着样片参加会议，并送到文化部审查。开始文化部一审查就通过了。通过以后，拿到会议上来放映。这一放映，引起议论纷纷。那时候主要是两派，一派是“电影派”，一派是“小说派”。因为从小说到电影的修改比较大。小说是“争女儿”，马赫一听说有人来找达吉，从腿上拔出刀子来，“哪一个要认走达吉，我就和他拼！” 我给高缨说，这个情节要改，现在讲民族团结，要让。任秉清的身份也要提高一点，他是个老石匠，支援凉山建设，就是土工程师；马赫让他当社长，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都是共产党员。小说派以李希凡为首，他是权威，红学专家，调到中宣部任文艺处处长，又任人民日报社文艺版的主编。他在文艺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是提高还是拔高？》，认为电影的改动是拔高了人物形象，当时好像赵丹也是倾向小说派。我们感觉到压力很大，就提议把小说和影片都送给周总理，周总理原定的要对两个会议讲话，看周总理的意见怎么样。这部影片是作为七一献礼片准备在7月1号放映的，当时还没有公开放映。周总理看了以后，于6月20几号讲话，才解放了我们。他首先说，小说电影他都看了，他认为小说比较粗犷一些，电影就细致得多了。但是电影也有缺点，感情上还没有放开，受着限制。导演和演员都有限制（这是因为那时候经常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他说，有些地方好像是要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因为导演把人限制住了。这个缺点确实存在。周总理对电影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出版社曾经把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论出版了厚厚一本集子。当时争论是很大的，集子里的观点也是一派说小说好，一派说电影好。周总理不是一棍子打，而是说小说和电影各有各的长处。

在全国文艺座谈会和电影创作会议开完以后，大约6月29日或30日，周总理请了部分著名演员和电影厂厂长，有20多人到他家做客，吃饭和座谈。周总理在西花厅门口迎接，同来宾们一一握手，夏衍作介绍　。轮到我时，夏衍介绍说，这是朱丹南。周总理说，我认识，他就是马赫老爹。夏衍又介绍说，他还是峨影厂的厂长。周总理说，好哇，我们就是需要领导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吃饭时，周总理举着酒杯到我们这一桌，专门给我敬酒，并说，希望再在银幕上看见你。我回答说，再拍三五部不成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文革，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建厂的时候，文化部把西南云贵川3个厂划给八一厂，在艺术上由他们辅导，也调了一些人来，如摄影师、车间主任，选址也是他们帮助选的。华北几个省划给北影厂，东北的几个省划给长影厂，华东几个省划给上海的两个厂。因此第一部影片我们是请八一厂的导演给我们导演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导演。《嘉陵江边》是在八一厂完成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中凉山的镜头只有几个空镜头，邛海、凉山的外景大部分都是在东北拍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在公社驻地尼古拉达顿，拍摄地是吉林省的四道沟；达吉采花，山上已经没有花了，都是塑料花。更大一部分是在摄影棚里拍的，比如我扮演的马赫救小达吉，当时下着雪，雪都是塑料雪，都是假山树林。电影不弄虚作假成本就太高了。

《嘉陵江边》是八一厂帮助拍摄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是长影厂帮助拍摄的，我们也配备了全班人马，王家乙作导演，张波、张其作副导演。这边的建设老是上不去，因为省委抓锦江大礼堂和锦江宾馆的建设，又扩建飞机场，我们就挂不上号，材料也很欠缺。厂里的职工提出，我们要单独拍一部片子。开始选的工业题材的剧本《十二个老矿工》；农村题材选了四川文学上发表的小说《东山女炮排》，但感觉条件还是不行。最后选来选去，我说《嘉陵江边》可以算是工业题材，《达吉和她父亲》也可以算是农村题材，是不是可以搞个戏曲片，因为我当过川剧院院长，一想就想到川剧。我当川剧院院长的时候，拍过一个川剧集锦，包括《秋江》、《五台会兄》、《评雪辨踪》，还可以，但是没有拍过整本戏。最后选到《鸳鸯谱》，这是个喜剧，演员现成，拍摄技术上要求不高，黑白片。那时候摄影棚还没有建成，有个大食堂，就把大食堂当作摄影棚；录音车间也没有，就半夜录音，因为半夜没有杂音噪音；洗印也是临时找间房子洗印，没有空调，从肉联厂拉冰来洗印片子，最后还是拍成了，名字改成《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用的成都市川剧院的原班人马，效果也不错，送审结果也很好，发行到港澳、东南亚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这部片子还没有拍完的时候，我带着厂里的要求到文化部去请任务，这已经是1962年。省人艺演出《抓壮丁》，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用原班人马拍《抓壮丁》。到了电影局，那时候电影局的局长是陈荒煤，他说，老朱阿，你野心勃勃，很可惜，国务院已经确定峨影厂下马，各省厂都要下马。而且这个题材八一厂已经定摄了。你说你们人艺演得好，八一厂定的是延安的原班人马，把你们的“潘驼背”也叫去了，吴雪演李老栓，陈戈演王保长，你斗不斗得过他们？结果完成了《鸳鸯谱》就下马了。

雷蕾，著名曲作家，父亲是更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雷蕾先后为《天音》、《热恋》、《便衣警察》、《渴望》等影视剧谱曲，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许多歌曲传遍大街小巷，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绝唱。还在雷蕾7岁的时候，《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导演就选中了她，让她扮演影片中的小达吉。有意思的是，影片中小达吉的养父、彝族马赫老爹的扮演者朱丹南20年之后竟成了雷蕾的红娘。经朱丹南牵线，雷蕾与她的丈夫李南冈相识并相爱，而朱丹南是李南冈父亲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