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南，河北邯郸市大名县束馆镇后王家村人，老一代电影人、著名演员、戏剧家，原西南川剧院院长、原峨眉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原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

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初期以二野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一片的拍摄工作；

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教部电影处处长；

大区撤销以后，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

1958年干部下放，指派朱丹南同志为下放干部的领队，到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劳动锻炼，地委安排其为县委书记；

1958年底，被四川省委“峨眉电影制片厂筹备处”任命朱丹南同志为峨影厂厂长,并负责整个筹建工作；

1963年6月，在成都市召开四川省首届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选举

朱丹南为主席。

（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建立）

（2004-9-30）朱丹南（口述）王林（录音、整理）

（摘要）1958年，在大跃进的一片鼓噪声中诞生了峨眉电影制片厂。长期在部队和地方从事文化、电影工作的朱丹南同志担任第一任厂长。峨眉电影制片厂自初创到文革开始期间，先后拍摄了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嘉陵江边》、《达吉和她的父亲》、《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3部电影片。当《达吉和她的父亲》放映后引起文艺界激烈争论时，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对该片作出基本肯定的评价，以此鼓励和支持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在进入正题以前，有必要先说一段引子。

解放初期斯大林曾经派两个电影摄影队帮助中国拍了二部大型彩色纪录片，一部叫《解放了的中国》，一部叫《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偏重于经济、政治方面，《中国人民的胜利》偏重于军事、战争。苏联方面派出了强大的阵容：《解放了的中国》的总导演是戈拉西莫夫；《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总导演是瓦尔拉莫夫。两部片子的解说词都由著名作家西蒙诺夫撰写；摄影师许多都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中国方面，《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总代表是著名作家刘白羽；《解放了的中国》的摄影师是吴立本、徐肖冰。我就以二野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一片的拍摄工作；一野代表是陈播，解放后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后来又当文化部电影局的局长；三野是苏里，苏里后来当电影洗印厂的厂长；四野是王地子，他以后没搞电影，在总政文化部工作。

两部电影都是从开国大典开始拍摄。我和苏联同志一起，拍摄了开国大典，还参加了毛主席的开国大典宴会。摄影队里有苏联的同志，也有中国的同志。我们跟随着二野的行动路线，补拍了挺进大别山、抢拍解放了的城市。解放广州战役是二野的陈赓部队打的，我们就从北京赶到广州，走到半路上广州解放了，我们赶到广州以后，广州才举行入城式，等我们拍电影。然后从广州出发，沿着海边到广西的县份。应该说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大仗可打了， 但是广西的桂系军阀，比如白崇禧等，还有部分力量，所以桂南战役是比较重要的战役。陈赓部队的任务是，把雷州半岛的大门堵上，不让国民党的部队往海外逃跑。因此我们的摄影队也是从广州出发，沿着海边到了雷州半岛，从广东和广西的边境上，路过阳江、茂名到了廉江化县。眼看桂南战役就要开始，部队已是剑拔弩张，突然接到通知，正好碰上斯大林60大寿，让苏联同志到上海去参加庆祝活动。那时候对斯大林很尊敬，不参加不行，眼看着错过战役，心情很矛盾。参加了庆祝活动，从上海又赶到重庆时，重庆也解放了，也只拍摄了入城式，前赶后赶，总是没有赶上战争场面。

在重庆时，考虑到二野进军大别山是一个重大事件，苏联新闻电影是允许补拍的（我们不允许补拍的，认为是不真实了，苏联甚至可以请演员表演），所以苏联同志提出来要补拍二野进军大别山，设想的这一段内容是，在大别山鄂豫皖老苏区，一个红小鬼当了团长又回到大别山，和他的妈妈见面，这是苏联同志设计的。我们就安排：部队路过大别山，按照老区的样子，把标语刷出来，“打土豪，分田地”等，这些都好办，部队好布置；团长由我们的演员演，这也容易；但是文工团里的女演员能够在镜头前表演老太太的不好选。因此我就在重庆的大坪山坡上看中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建筑物和大别山一模一样。因为四川人很多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所以建筑物也有些相像。布置了环境，部队行军也布置好了。我头一天晚上去看地形的时候，发现附近一个老太太形象还可以，就请她第二天参加我们拍电影。我告诉她，情节就是，部队里的团长喊你“妈妈”的时候，你要用手拉他一下。只能这样布置了。结果当拍摄开始以后这个老太太很动情，我们的演员一喊她“妈”，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抓住演员的手不放。苏联的摄影师不停地叫：哈拉哨，哈拉哨（好、好）。他对我说，你简直是一个好导演。事后了解，这个老太太确实有一个儿子，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没有回来。看见这个“儿子”，就想起自己的儿子。真是碰巧了，事先没有估计到。这件事与我对以后搞电影工作的兴趣，很有关系。

解放后我就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教部。文教部下边有电影处，我就到了电影处，当电影处长。那时候电影处计划在重庆搞一个制片厂，已经划好了范围，在重庆的五四路、青年路、沧白路、临江路一带，西南电影公司已经筹备好了，文工团也找到了房子，电影修配厂都在那一带，如果办好了实际上是一个电影城，正要买那里的一个教堂，大区撤销了，办电影制片厂的事不得不停下来。后来那一带被重庆市公安局看上了，成了公安城。大区撤销以后，我就调到四川来了，到四川省文化局。1958年干部下放，指派我为下放干部的领队，到会理县劳动锻炼，地委安排我为县委书记。这时就没有想到搞电影了，一心一意搞农村工作，劳动、大炼钢铁。到了年底，报纸上登出文化部放“卫星”的计划：省省有厂（制片厂），县县有院（电影院），社社有队（放映队）。有了这三大目标，省里边开始筹备建电影制片厂。年底省委通知我回来，参加筹建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所以，1958年年底我就回来了。

首先在盐道街文化局的门口挂上“峨眉电影制片厂筹备处”的牌子，同时任命我当厂长，参加筹备工作，我还兼着文化局副局长。然后找地方，就找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两个大队的交界处，战旗大队和石人大队。石人大队是营门口公社的，战旗大队是苏坡桥公社的。这个地方坟山比较多，因此不算是好地，修建的时候骨头到处都是。电影厂当时和132厂同时建厂，132厂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碎石路，我们走了几年的碎石路，周围都是耕地。那时候一环路刚有一个雏形。接着就开始厂子的建设。同时又提出，边建设边生产，当时正是大跃进期间，干劲很足，所以在筹备期间就准备拍电影。峨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拍了3部片子，第一部是根据沙汀的小说改编的剧本，沙汀小说的名称是《这就是战斗》，写隆昌气矿一个模范工人。旧社会时他就在那里当工人了，他很有技术，但是吃不开，帮人焊茶壶，所以电影最初的名字叫“焊茶壶的人”，拍摄过程中都叫的这个名字。还有一首诗：“老将跃马上新阵，剪裁新事著新文，料得影片放映日，满街争说焊壶人。”电影拍成以后，请专家审查，蔡楚生提出意见，认为“焊茶壶的人”总是不那么高雅，他建议改为“嘉陵江边”，因为故事发生在嘉陵江边，后来影片就叫《嘉陵江边》。

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我去探望阳翰笙，他是四川人，有名的作家、戏剧家，我搞川剧的时候，经常到他家里去，有时候我陪着演员去，他家里我走熟了。他问我，你又搞制片厂了？我说，是不是请郭老题写个厂名？他说，好哇。他就拿起电话，给郭沫若说，四川要建电影制片厂，请你给他们写厂标和片头。郭沫若说，好。过了3天，阳翰笙通知我去取，我就到郭老那里去取的了。所以厂名这几个字就是郭沫若的字。郭老不但厂标写好，而且专为峨影写了一个条幅，是他刚作的咏电影的诗，他的诗是很好的，作为峨眉电影制片厂的传家宝保存下来。他的诗写的是：

绘声绘色流芳远，有质有文着彩多。

银幕平匀翻宇宙，明星灼烁耀山河。

刹那谈笑成千古，世界和平共一歌。

打破红黄棕黑白，永叫玉帛代干戈。

这首诗我拿到荣宝斋表出来以后带回来。回来以后，我还不揣冒昧，根据郭老原韵，和诗一首，与郭老的诗同时在《四川文学》发表。拍摄《嘉陵江边》的时候，导演本打算让我扮演一个角色，因为我参加川剧团出国演出，没有演成。当时由省委宣传部明朗部长带队，他想带一个熟悉川剧的副团长，就把我挑上了。1959年7月出国，年底回来，影片还没有拍完，还是我收的尾。所以，《嘉陵江边》的开始和结尾我都参加了。影片的后期制作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因为这边的建设还没有完成。

拍摄的第二部电影是《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的同名小说发表于《新观察》杂志，在全国有影响，是一篇好小说，因此省委很重视。峨影有一个导演叫张波，很想抓这个剧。我刚从国外回来，《嘉陵江边》还没有完，这边就在议论怎么改编《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是很好的，但是我怕峨影厂的导演和摄影师达不到应有的标准，担心弄砸了。不是好导演，好摄影师，再好的故事也拍不好。那时候彩色片很少，剧本经过文化部审查通过了以后，才能决定你是否能用彩色片。这个故事不拍彩色片很不够味，因此我的目标是拍彩色片。但峨影厂的创作理念、艺术力量跟不上。因此我就想到了与长影厂合作。那时候《五朵金花》已经出来了，1958年拍摄，1959年放映，已经打响。我的目标是不低于《五朵金花》，省委非常同意我这个意见。1960年开第三次文代会，我去参加。长影厂的领导我很熟悉，我和他们厂长亚麻一说，他很同意。我点名要的导演叫王家乙，他是我解放区时候的老战友。他们厂长说可以，王家乙也同意了。我和四川艺术院的院长刘莲池说好，他出演员。我们俩在会议期间休息时坐飞机回到成都，向省委汇报交涉的经过。没有想到，王家乙当着省委书记就提出来，要我当导演可以，我有个条件，让朱丹南演马赫，让刘莲池演任秉清，我才干。省委书记说，你这一招厉害，一个是厂长，一个是院长，把两个头头都拉去，我们这两个单位怎么办？省委同意了。王家乙事后说，他这一计是一条绳拴三个蚂蚱，飞不了你，也逃不了他。

拍完这部电影以后，我也写了一首诗：

为在银幕映凉山，诗人急忙著新篇。

请个名家当导演，三个蚂蚱一绳拴。

这部电影拍出来以后，正好文化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在这之前全国文艺座谈会也是在新侨饭店开的，这两个会议接上了。我从长影带着样片参加会议，并送到文化部审查。开始文化部一审查就通过了。通过以后，拿到会议上来放映。这一放映，引起议论纷纷。那时候主要是两派，一派是“电影派”，一派是“小说派”。因为从小说到电影的修改比较大。小说是“争女儿”，马赫一听说有人来找达吉，从腿上拔出刀子来，“哪一个要认走达吉，我就和他拼！” 我给高缨说，这个情节要改，讲民族团结，要让。任秉清的身份也要提高一点，他是个老石匠，支援凉山建设，就是土工程师；马赫让他当社长，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都是共产党员。小说派以李希凡为首，他是权威，红学专家，调到中宣部任文艺处处长，又任人民日报社文艺版的主编。他在文艺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是提高还是拔高？》，认为电影的改动是拔高了人物形象，当时好像赵丹也是倾向小说派。我们感觉到压力很大，就提议把小说和影片都送给周总理，周总理原定的要对两个会议讲话，看周总理的意见怎么样。这部影片是作为七一献礼片准备在7月1号放映的，当时还没有公开放映。周总理看了以后，于6月20几号讲话，才解放了我们。他首先说，小说电影他都看了，他认为小说比较粗犷一些，电影就细致得多了。但是电影也有缺点，感情上还没有放开，受着限制。导演和演员都有限制（这是因为那时候经常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他说，有些地方好像是要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因为导演把人限制住了。这个缺点确实存在。周总理对电影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出版社曾经把对《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论出版了厚厚一本集子。当时争论是很大的，集子里的观点也是一派说小说好，一派说电影好。周总理不是一棍子打，而是说小说和电影各有各的长处。

在全国文艺座谈会和电影创作会议开完以后，大约6月29日或30日，周总理请了部分著名演员和电影厂厂长，有20多人到他家做客，吃饭和座谈。周总理在西花厅门口迎接，同来宾们一一握手，夏衍作介绍。轮到我时，夏衍介绍说，这是朱丹南。周总理说，我认识，他就是马赫老爹。夏衍又介绍说，他还是峨影厂的厂长。周总理说，好哇，我们就是需要领导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吃饭时，周总理举着酒杯到我们这一桌，专门给我敬酒，并说，希望再在银幕上看见你。我回答说，再拍三五部不成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文革，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建厂的时候，文化部把西南云贵川3个厂划给八一厂，在艺术上由他们辅导，也调了一些人来，如摄影师、车间主任，选址也是他们帮助选的。华北几个省划给北影厂，东北的几个省划给长影厂，华东几个省划给上海的两个厂。因此第一部影片我们是请八一厂的导演给我们导演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导演。《嘉陵江边》是在八一厂完成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中凉山的镜头只有几个空镜头，邛海、凉山的外景大部分都是在东北拍的。故事发生的地方在公社驻地尼古拉达顿，拍摄地是吉林省的四道沟；达吉采花，山上已经没有花了，都是塑料花。更大一部分是在摄影棚里拍的，比如我扮演的马赫救小达吉，当时下着雪，雪都是塑料雪，都是假山树林。电影不弄虚作假成本就太高了。

《嘉陵江边》是八一厂帮助拍摄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是长影厂帮助拍摄的，我们也配备了全班人马，王家乙作导演，张波、张其作副导演。这边的建设老是上不去，因为省委抓锦江大礼堂和锦江宾馆的建设，又扩建飞机场，我们就挂不上号，材料也很欠缺。厂里的职工提出，我们要单独拍一部片子。开始选的工业题材的剧本《十二个老矿工》；农村题材选了四川文学上发表的小说《东山女炮排》，但感觉条件还是不行。最后选来选去，我说《嘉陵江边》可以算是工业题材，《达吉和她父亲》也可以算是农村题材，是不是可以搞个戏曲片，因为我当过川剧院院长，一想就想到川剧。我当川剧院院长的时候，拍过一个川剧集锦，包括《秋江》、《五台会兄》、《评雪辨踪》，还可以，但是没有拍过整本戏。最后选到《鸳鸯谱》，这是个喜剧，演员现成，拍摄技术上要求不高，黑白片。那时候摄影棚还没有建成，有个大食堂，就把大食堂当作摄影棚；录音车间也没有，就半夜录音，因为半夜没有杂音噪音；洗印也是临时找间房子洗印，没有空调，从肉联厂拉冰来洗印片子，最后还是拍成了，名字改成《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用的成都市川剧院的原班人马，效果也不错，送审结果也很好，发行到港澳、东南亚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这部片子还没有拍完的时候，我带着厂里的要求到文化部去请任务，这已经是1962年。省人艺演出《抓壮丁》，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用原班人马拍《抓壮丁》。到了电影局，那时候电影局的局长是陈荒煤，他说，老朱阿，你野心勃勃，很可惜，国务院已经确定峨影厂下马，各省厂都要下马。而且这个题材八一厂已经定摄了。你说你们人艺演得好，八一厂定的是延安的原班人马，把你们的“潘驼背”也叫去了，吴雪演李老栓，陈戈演王保长，你斗不斗得过他们？结果完成了《鸳鸯谱》就下马了。

1965年又重新上马，当时的背景是，国务院决定上海迁一个厂到四川来。周总理说的，“海燕”就让她在海边，“天马”行空就让他到四川来。这是为了配合三线建设，迁一个厂到内地来。为了迎接天马厂，原设计的摄影棚改成简易棚很快建起来了，宿舍也建起来了。白杨、金焰、顾而已、项堃等都在天马厂，项堃、顾而已等几十人到厂里报了到，而且到农村去了。这已经到了1966年，演员正在乡下体验生活，搞基建的也铺开摊子，有些机器也用轮船从上海运来了，包括食堂的板凳桌子，结果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们都回去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工人。

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把峨影作为战备厂，打起仗来新影、北影都要搬到这里。峨影厂原来的人，特别是走资派，一个都不要，这时我才离开的。从1971年到1973年都是这个状态。我走了以后，派了成都市委宣传部的李映青到这里任厂长。文革中也拍过片子，要求反映走资派，以支边为内容，在云南拍景，把李映青累病了，还是残废。又派杜天文来当厂长。滕进贤拍了几部电影反应还不错，后来成为第四任厂长。腾进贤调任电影局长，又由吴宝文任厂长，吴宝文调广电厅以后由李康生任厂长，这已是第六任了。

〔口述者简介〕朱丹南，原西南川剧院院长、原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原省文化局副局长

〔整理者简介〕王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

朱丹南与冯喆、童恩正、杨昌林、雷蕾等

冯喆，对于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观众来说，冯喆确实是一住家喻户晓，且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凡是看过由他担任主演的《南征北战》、《羊城暗哨》和《桃花扇》等影片后，无不为他那自然质朴、敦厚儒雅、英武果敢、从容潇洒的表演所折服。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电影制片厂布局进行调整，上海的天马厂与成都的峨影合并，在首批来峨影的主创人员中，就包括了著名影星冯喆。时任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朱丹南非常赏识来到四川的冯喆，可说是他在电影事业上的最后一位知己。在牛棚岁月里，朱丹南也是陪冯喆一起度过的人，得知冯喆结局后无比痛悔，并尽力为他讨要说法。

童恩正，曾在成都任教，同时在峨眉电影厂任编剧，既是学者，又是编剧，是著名的“两栖人”；他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被拍成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他也由此被誉为科普界“四大金刚”之一。1997年4月20日，我国历史学家兼科幻作家童恩患肝病在美国住院治疗，因换肝手术失败猝然离世。

1959年夏天，童恩正跟着四川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到四川忠县渰井沟考察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然后，他又和另外两个对考古感到兴趣的历史系同学自愿放弃暑假，到巫山大溪去参加另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工作。这里的景色壮观而惊人，“浩荡的长江在这里被两岸耸立的大山束缚成一条狭窄的激流，红色的山岩从江边垂直矗立，高高地耸入云霄，日光只有在中午才能射进这阴暗的峡谷。江水汹涌着冲击在狰狞的礁石上，激起了翻滚的波浪，卷起了巨大的旋涡。瀑布从高山上倾泻下来，在空山中发出可怕的轰鸣。险峻的高山下，奔腾的江水在这里以它的粗犷、它的雄伟震慑着人，激动着人。”更为震慑人、激动人的时间是夜晚。当晚上八、九点钟，一轮圆月在阴森的峡谷黑黝黝的大山后面缓缓升起，照亮了咆哮的大江时，童恩正感到了古峡的庄严、肃穆，对大自然产生了一种原始的敬畏。正是这种对大自然神秘、恐怖气氛的原始敬畏，加上对考古学、冒险生活的热爱，童恩正回成都后，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写出了《古峡迷雾》。上海少儿出版社1960年出版了年轻大学生的作品。作品一发表，便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古峡迷雾》的出版，几乎改变了童恩正的命运。1961年，童恩正大学毕业。那一年，著名电影演员冯喆由上海调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他看到《古峡迷雾》以后，便去找童恩正。著名演员来找一个普通学生，使童恩正感动至深。交谈中，冯喆称赞童恩正有想象力，会编情节，这两点正是一个编剧必备的品质。他建议童恩正去当编剧。后来，冯喆将童恩正介绍给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朱丹南。朱丹南很欣赏这位青年作者，童恩正大学毕业后，便将他要来峨影厂担任编剧工作。他到峨影厂工作以后，开始改编《古峡迷雾》的电影剧本。改编还未完成，四川大学将他又要回学校，担任冯汉骥教授的科研助手。从此，他开始在考古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里纵横驰骋，过起了身兼两个工作领域的“两栖人”的生活。

《古峡迷雾》的出现，在中国的科幻小说史上，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早期的科幻作品，与其说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儿童科幻故事，远离文学正道，不理解科幻小说的本质。《古峡迷雾》则以小说的形式出现，文情并茂，在主题构想、情节安排、人物刻画和意境描绘等诸方面都展现了小说和科学幻想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这篇小说的问世，犹如石破惊天，予人以震动和清醒剂的感觉，为中国科幻小说揭开一个新篇章。

杨昌林，1941年生于四川什邡的杨昌林，小学8册辍学，于1955年5月考入什邡县川剧团，师承生角名家赵炳益先生，专攻川剧正生。现为四川省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四川省文化艺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八、九届省政协委员。

1971年，部队在地方选招文艺骨干，杨昌林被二炮调干入伍，到昆明演出京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杨昌林演李玉和、杨子荣，今天八一厂的徐光明则饰鸠山、座山雕，时人有称妙配。此后，全军在广州演出，杨昌林汇报的节目却只是唱歌了，是一个小合唱的其中一员。客观地说，由川剧到京剧再到歌唱，川腔秦韵，使杨昌林开阔了眼界，积累了唱腔艺术经验，但他的心底，总割舍不了他的川剧正生，毕竟他的根茎在川剧。赶巧，时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朱丹南在观摩现场，他责备杨昌林：“你一个川剧演员，不去演现代戏，跑出来唱什么歌？”当得知杨昌林愿意回川演戏后，朱丹南旋即打报告给部队，几经曲折，得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将军的特别批示，杨昌林方才回到四川省实验川剧院，这已是1975年的5月。

雷蕾，著名曲作家，父亲是更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雷蕾先后为《天音》、《热恋》、《便衣警察》、《渴望》等影视剧谱曲，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许多歌曲传遍大街小巷，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绝唱。还在雷蕾7岁的时候，《达吉和她的父亲》的导演就选中了她，让她扮演影片中的小达吉。有意思的是，影片中小达吉的养父、彝族马赫老爹的扮演者朱丹南20年之后竟成了雷蕾的红娘。经朱丹南牵线，雷蕾与她的丈夫李南冈相识并相爱，而朱丹南是李南冈父亲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