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采用对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论今，抓住斯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等“不近人情”的行为，断定斯人是大奸，必然乱国祸民，表达了作者对其人其事的厌恶、否定之情；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但又未点明王安石。全文内容笔锋犀利，多论断而少事实依据，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有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之感，可作为古文观览的另类一阅。

辨奸论1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2。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3。月晕而风4，础润而雨5，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6，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7，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8？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9，而利害夺其外也10。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11：“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12：“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13，与物浮沉14。使晋无惠帝15，仅得中主16，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17。非德宗之鄙暗18，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19。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20，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21，私立名字22，以为颜渊、孟轲复出23，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24。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25，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26，食犬彘之食27，囚首丧面28，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29，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30，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31：“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32，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33，悲夫！

事物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道理有它正确的答案。天下只有头脑客观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看到未来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即是要刮风了，石墩上面返潮湿润，即是要下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然而即使是贤明的人，对身边的世事也会有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喜好和憎恶的情感搅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虑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他说：“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他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都将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说来，一些事情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不过，在我来看，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求贪图，只不过随波逐流而已。假使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搞乱天下呢？卢杞的奸恶阴险，确实也足以败坏国家，然而这个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巨源、郭汾阳二公预料的王衍、卢杞二人的未来，或许未必一定就是那种结局。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业，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而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与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驰，我看他们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体的角色，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讲得清啊！脸脏了不忘要清洗，衣服脏了不忘要浣净，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这个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穿的衣服，吃的像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脏似居丧，却又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之中圣人的言论，难道还合乎情理吗？大凡为人处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的人啊。用其盖世的好名声，来相助成就其尚未实现的祸心，虽然这世上有愿意励精图治的明主，有喜贤爱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举拔、重用他。如此，这种人将予天下带来祸患，则是必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能比得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是错了，而这个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了，这样谁又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的祸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祸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就太可悲了！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己任，倡导了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触犯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彻底性和执行中的种种缺陷，一开始就遭到不少权贵的激烈反对。后经“元祐更化”，变法终于破产，但斥骂之声几乎千年不绝。不仅有人把北宋之亡归罪于变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为祸乱天下、“败国殄民”的千古罪人。

苏洵与王安石一向不和。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年），则此篇作于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列于苏洵名下。这篇文章最早见于邵伯温所写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说：“《辨奸》一篇，为荆公发也。”苏洵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学术界认为此文显系伪托，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清代李绂、蔡上翔力辩此篇乃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这一争议尚无定论，即使属于伪作，它反映新旧党争的背景仍没有多大不同。

这是一篇优缺点都很明显的文章。它的优点主要有两方面，一在内容上，一在写作上。内容上，文中提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这话很深刻。所谓“静者”，就是不为“好恶”所乱，不为“利害”所夺的人，也就是在审视人事时能保持冷静、客观而又有见识的人，这种人才能发现本质、预见前知，这话很有道理。文中又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话也颇带警策。所谓“不近人情”，也就是矫情，也就是大悖人性，这类人固然也有性格乖僻的，不过确也有本性险恶、另怀深心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见微知著的锐识去辨认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为其所害，这不论是作为理论，还是经验，对于指导人们去防范、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骗子的伪装，都是有意义的。在写作上，论述的中心虽是“辨奸”，笔墨所指处处针对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点出王安石之名。这样写，读者同样清楚文锋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仅为责叱个人所局限，同时又让读者能体会到一种惝怳含蓄之趣、匣剑帷灯之妙。这是运虚写实、以虚指实的写法，用笔高明。文中句式整散结合，时有排比，显得词锋锐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选择句，如骏马注坡而收缰，看似退后一步，实则是以顿宕收煞，激起有余不尽之意，显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叹之妙。

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王安石的指斥、比类是不恰当的。王安石诚然有忙于读书、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讲究饮食等等毛病，但是否到了“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地步有待商榷。即使如此，这不一定算是确切意义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败，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断定王安石是奸人。这些结论，恐怕读者都很难认同。文中还把王衍、卢杞以及竖刁、易牙、开方这些奸恶嬖丑同王安石相类比，更属不伦。文章的作者在以他的理论来攻击所谓的“今有人”、“斯人”的时候，显然带有很大的意气与私憾，这也恰好有违作者自己所说“静者”的立场。所以《辨奸论》提出的观人之法虽然有意义，但文中影射和攻击王安石的取向却是不可取的。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一：荆川尝论韩非子《八奸》篇，谓是一面照妖镜，余于老泉此论亦云。张文定公撰《老苏先生墓表》云：“嘉佑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已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

清·储欣《评注苏老泉集》卷三：“不近人情”四字，遂为道学正传，其不近人情愈甚，则其为道学愈大矣。余读《论语》《家语》诸书，夫子生平无一不近人情之事，无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后之号为颜、孟复出，且驾颜、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清·徐乾学《古文渊鉴正集》卷四十七：识见明到要从学问中得来，非亿中也。晦菴朱熹曰：“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彼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财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良，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祸乱极矣。”

清·吴楚材《古文观止》卷十：介甫名始盛时，老苏作《辨奸论》，讥其不近人情。厥后新法烦奇，流毒寰宇，见微知著，可谓千古观人之法。

清·王应鲸《唐宋八大家公暇录》卷四：不近人情，败坏天下，非明眼人，未易觑破。（储同人语） “见微知著”四字，是一篇主脑。即辨字的本领，从荆公之不近人情上，料其为奸，必乱天下，正老泉之见微知著处。而所以能先知，则原于一静，盖静则灵，明自然之理，非亿中也。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老泉料荆公止在不近人情处看出，以竖刁、易牙、开方为比，要知此三人之不近情止是图利，而荆公却是图名。原其始，亦非以祸人为心者，但以自许太过，而新法试行于鄞邑，又颇有效，以故执持愈坚，不知天下非一邑可概，且奉行之人，又未必人人如我。盖缘平日未尝向人情物理上细心体贴，以致如此，便是不近人情的流弊。竖刁辈是甘为真小人，犹盗贼手挟刀剑戮杀人者，荆公是要作伪君子，犹庸医苦泥方书，药杀人者。不可谓盗贼是杀，庸医非杀也。奸慝之名，宜不能免，文中推见至隐，忧时之意，直与洛阳闻鹃同调，其先几特识，更堪双绝千古矣。但篇末“巨卢”二字，余向疑无所考据，较诸善本皆同。或云犬之大者，夫犬何以有衣？果尔，则当云：衣巨卢之皮也。且下句用“犬彘”矣，上句复用田犬，岂不重复。一日偶读朱晦菴《宋名臣言行录》，内载：“衣臣虏之衣。” “臣虏”二字出秦文，对“犬彘”何等精切！然后知“巨卢”乃字之讹也。凡经朱夫子手定之书，必无差错。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三：虚拈辨字领局，其神直注信而用之者。援揣比例，情词危切，而寄意尤在起结间。神情遥照，以警夫倾信而误用者。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宋仁宗嘉祐初年与苏轼、苏辙同到京师，为欧阳修、韩琦所称重，荐之于朝廷，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等职，留京参与编撰《太常因革礼》，书成而卒，追赠光禄寺丞。苏洵的文章深受《孟子》《战国策》的影响，长于策论，其政论、史论辞风颖锐，行文简洁而有情致，有《嘉祐集》。

邵伯温（1057年—1134年），河南洛阳人，字子文，邵雍之子。元祐二年（1087年），以经行荐，授大名府助教，调潞州长子县尉。绍圣中，监永兴军铸钱监。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乃上书累数千言，请复祖宗制度、辨宣仁诬谤、解元祐党锢、分君子小人、戒劳民用兵等。历任知陕州灵宝县、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知果州、提点成都路刑狱等职。南宋初，除利路转运副使。后奉祠，提举太平观而卒。著有《易辨惑》《邵氏闻见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