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由于长期的弱化军事，造成了对外的弱势，神宗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立志改革朝廷弊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排斥改革，引起的党争当时正烈。

案件简介

安陆的车盖亭看来似不起眼，却跟宋代的一桩诗案有关。这桩诗案的主角是由朝廷宰相贬任安州知州的蔡确，历史上被称作“车盖亭诗案”。

而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发生之时，北宋朝廷政治虽不如后来的“绍圣时期”和“崇宁时期”混乱和险恶，却也已进入乖张时期。

1085年，宋神宗英年早逝。次年，其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因其年幼，故由祖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宣仁太后早就非常痛恨王安石变法派，朝廷政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身，在野十多年的保守派重回朝廷，在朝的改革派纷纷被贬出朝廷。时任宰相蔡确，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追随者，被贬为陈州知州，不久又改迁为安州知州。从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确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中，他游览车盖亭，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

一、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三、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四、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六、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八、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九、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十、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

车盖亭诗案也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

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然而在新党官员看来，旧党上台后，对新党大打出手，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新党成员李定等人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而旧党借车盖亭诗案却打击了新党所有人。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新党众人怨恨、报复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狭隘凶险。

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

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

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

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

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另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个鹦鹉能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不久，琵琶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没敲过小钟。一天，蔡确因事误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又呼琵琶名字。蔡确触景生情，大感悲怆，赋诗一首：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

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伤害。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这里要说说章惇与苏轼的关系，苏轼小章惇一岁，是在很年轻的时候结识章惇的。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涧。深涧两侧绝壁万仞，道路断绝，下边湍流翻滚，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胆子大，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的悬崖上题词。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章惇却无动于衷地走过去，从容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完了又走回来。苏轼拍章惇的肩膀说：“子厚（章惇的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

1069年，王安石变法，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的激进改革的。从这个时候起，苏轼和章惇这两个朋友便划分成了两个阵营。苏轼这个人性子直，肚子里装不住事儿，遇到不平，不是谏就是写，这样肯定得罪许多人。

1079年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给贬到黄州，只有虚职。此时章惇已经干到了副相的位子，还经常写信规劝东坡，苏轼回函中有这样的句子，“平时惟子厚与子由（苏辙字）极口见戒，反复甚苦。”

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新皇帝九岁，皇太后临朝，重用苏轼，八个月之内，连升三次，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职位很重要，帮皇帝起草国书的。而此时，苏辙在京为右司谏，把和王安石一派的政客全部降职，章惇亦在其列。

1093年，宣仁皇太后崩。苏轼的大靠山没了，哲宗十八岁后都还没有亲政，而是直到宣仁太后死了才恢复权力，哲宗一生最崇敬自己的父亲，并且对宣仁太后长期联手旧党压制自己，废除父亲坚持了一生的心血的改革十分不满。所以哲宗听从改革派的建议，重新变法，启用了章惇。章惇将昔日的改革派全部召还至京都，委以重用。

新党经过这么多年的迫害，对元祐党人无不痛恨。1094年，章惇为相，贬苏轼等到岭南。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范纯仁等旧党终于还是自作自受了。

正是由于旧党等人对于新法，不论好坏，一概废除。对于新党，不论是否能办事，一概贬谪，且将一位新党宰相贬官致死。导致新党对旧党无比痛恨。当初王安石变法时的富有激情的新党不复存在。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