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1880年6月29日——1944年7月20日），德国炮兵上将（荣誉一级上将），二战前德国陆军参谋长，后因与希特勒政见不合，被希特勒撤职。敏锐直率的贝克上将极力阻止希特勒在德军羽翼未丰之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世界大战的行动。他那番“如果今日的领袖们违背了自己的政治常识和良知而轻举妄动，历史就将为他们记下一笔血债”的话，令军官们沉思，然而努力未成而又谋杀元首失败，反被元首所杀。1944年的7·20事件后，身为组织者之一的贝克自杀未遂，随即被捕遭到处决。

路德维希.贝克1880年6月29日出生于威斯巴登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上阶层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铸铁厂的厂长，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冶金工程师。他父亲强烈的人文性格后来曾给贝克带来很大影响。虽然贝克的家庭并非军人世家，可是因为父亲的关系，黑森的一些军官是这家的常客。在他们的影响下，贝克走上了从军之路。

1898年3月，还没满18岁的贝克加入了德国陆军并被分配到驻扎在爱塞斯-罗瑞思的第15野战炮兵团服役。由于贝克出色的才能，他很快便在团里脱颖而出，升任为第15炮兵团一营副官。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在炮兵工程学校和柏林战争学院完成了进修。1912年他甚至被上调到总参谋部任职。

1914年8月，一战爆发后，贝克被分配到第6后备军司令部任参谋。在此后的4年大战中，他一直在前线各级司令部担任参谋。他先后担任过第117步兵师、第13后备师、德皇太子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的参谋。尤其是在战争最后两年担任德皇太子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的参谋期间，贝克积累了丰富的参谋经验并养成了勤劳不倦的习惯，这也极大的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因为每天都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他甚至放弃了唯一的业余爱好——拉小提琴。 然而他的工作却是卓有成效的，一战尾声时，他曾成功策划了西线德军的撤退行动，这些成绩都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名声并为他在今后的魏玛国防军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贝克顺利的被新建立的魏玛国防军留用，仍然从事他的老本行——参谋。20年代，他历任第2骑兵师和第6师参谋，第4步兵师作战处长，参谋长。在参谋任上，贝克表现出了一名出色参谋人员的才能，因而获得了上司极高的评价，在国防军中被泽克特将军列入经历丰富，能胜任多种工作，杰出而勤奋的参谋之列。1929年，贝克终于得到了他第一个指挥职务的任命——出任第5炮兵团团长。20年代末正值大萧条，德国国内同样面临经济崩溃，政局动荡的危机，各种政治势力风起云涌，就连德军内部也难免被波及，可这与德国陆军在一战后一贯不问政治的传统格格不入。面对军队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政治倾向，德军军官团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之间的斗争在1930年的“施林格”案件中达到了高峰（详情可参见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当时贝克的第5炮兵团里的3名尉官在部队中宣扬纳粹理论，并企图劝诱其他军官答应：“纳粹党一旦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不向这些起义者开枪。”后一项罪名可是叛国大罪。因此这3名年轻军官被捕并被押解到莱比锡接受最高法院的审判。作为这3名军官的上司，贝克虽说并不是纳粹党的拥护者，可他非常同情这3名手下的遭遇——贝克对上级逮捕他手下军官的做法提出了激烈的抗议，而且还在莱比锡法庭上为他们做了证——这让国防部长威廉·格勒纳（前帝国陆军上将）恼怒不已，并下令让他立即辞职。后来幸亏陆军总司令哈默施泰因将军（后晋升为大将）的力保，贝克才没有提前结束他的军事生涯。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随着他的名著《部队领导》的出版，让他在陆军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贝克不仅没有遭到军官团的打压，反而步步高升。到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时，贝克已经是第1骑兵师的中将师长了。

1933年10月1日，在陆军总司令哈默施泰因将军的大力推荐下，贝克接替亚当将军出任部队局局长，尽管如此，但由于贝克并非出身普鲁士贵族家庭，因此任命他这样一位出身工业界的将领为事实上的陆军参谋长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他出众的军事才能。

贝克走马上任之初，就面临着这样两个重要问题：第一，部队局也就是事实上的陆军参谋部在德军指挥体系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一战后由于凡尔塞和约的限制，德国陆军禁止建立总参谋部，虽然总参的职能被部队局变相保留了下来，可规模和所发挥的职能已经今非昔比，在一战后期权倾一时的总参谋长（部队局局长）已经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部队局只相当于陆军中的一个处，部队局局长的职权排在国防部长，国防军办公厅主任，陆军总司令之后，仅列第四位。事实上部队局局长在现行体制中只是陆军总司令的第一军事顾问，并没有指挥部队的实权。可在老总参谋军官的贝克看来，在未来战争中，陆军依旧是决定性因素，而陆军总参谋长则应该扮演更为重要的指挥角色（和一战时的总参和总参谋长的职能类似），因此他的这种思想和强调三军联合指挥的新任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新理念格格不入，他们之间（后来还包括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的争论后来一直持续到1938年初期勃洛姆堡下台并直接影响了二战中德军战略指挥体系。第二，则是和势力越来越大的纳粹党冲锋队武装的对抗。1933年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后，以恩斯特·罗姆为首的冲锋队提出要在德国进行“第二次革命”，要求“毫不留情的”“干掉”把持军队的“官僚军官们”，罗姆甚至要求以自己的冲锋队替代现有的国防军，成为德国唯一的合法武装力量。虽然希特勒出于稳定局势的考虑予以了回绝，但国防军和冲锋队之间紧张的关系并未缓解，而且还不时发生摩擦。由于这时的希特勒还羽翼未丰，为了取得军方的支持，1934年夏，希特勒终于下定决心铲除了冲锋队的威胁。对此，尽管国防军内部对于纳粹的态度仍有分歧，但将军们普遍持欢迎的态度。连后来成为反希特勒军官联盟核心之一的维茨莱本中将（时任第3军区司令）都认为希特勒的行动真是“太了不起了”。这种所谓的“欢迎”甚至发展到了当两位退役将军——施莱彻尔和布雷多在长刀之夜中被纳粹党谋杀时，他们的昔日同僚也无动于衷的程度。长刀之夜终于让希特勒取得了丰厚的回报，1934年8月2日，德国总统兴登堡刚一去世，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就宣布国防军将向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虽然这还只是名义上的。可是，从此希特勒开始了对国防军的控制步伐。贝克后来称这一天是他“人生中最为黑暗的一天”，但当时他也没有提出过很激烈的反对意见。回顾这一过程，我们很难对长刀之夜在国防军归顺希特勒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做出具体的判断（因为这其中还掺杂了对纳粹保有好感甚至支持态度的勃洛姆堡和赖歇瑙两人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德国军官团对于这一后果有着自己的责任。一战结束后，由于军队大量缩编，军官的晋升异常艰难，每个军人梦想中建功立业的机会几乎为零。尤其是对那些经历过德意志第二帝国辉煌年代的老派军官们来说，魏玛时代的德军更有虎落平阳之感。而这时出现的纳粹党和希特勒向他们许诺的美好蓝图无疑是有相当吸引力的。尽管他们中很大一不分人对纳粹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可是当他们面对这样的蓝图时，德军少谈政治的传统，很快让他们放弃了政治偏见，投入到纳粹的怀抱当中。

很快这样的蓝图就摆在了德军军官团的面前：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将恢复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德国陆军在这一轮扩军浪潮中将扩充到36个师。此外，希特勒还宣布将由他的心腹戈林建立独立的空军。1935年6月1日，部队局恢复陆军参谋部的称呼，而贝克的职务也变为陆军参谋长，这让他成为了一战后第一位有名有实的“陆军参谋长”，他的陆军参谋部在这次变革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原来部队局的4个处扩充为12个处。可是陆军参谋部的正名和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地位和权利的提升。首先，在恢复总参谋部的同时，国防部也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并进一步强化了勃洛姆堡作为德国三军总司令（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的权威。勃洛姆堡为了贯彻他三军统一指挥的理念，为今后建立真正意义上三军“总参谋部”做铺垫，大大扩充了他的直属参谋部——国防军局的职权。这实际上变相削弱了陆军参谋部的职业权威。其次，陆军参谋长仍然后部队局局长一样，没有指挥部队的权利，而且由于陆军总司令隶属于勃洛姆堡麾下，因此，按其地位，陆军参谋长只是陆军总司令的而不是战争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以德国历史学家格尔利茨的话来说，“以最高统帅部这种旧形式出现的陆军总参谋部永远消失了。”陆军总司令，陆军参谋部与战争部，国防军局的争执不仅表现在职权的划分上，还表现在他们对军队政治化不同的态度。如果说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陆军参谋长贝克代表着德国陆军旧有的传统，那么勃洛姆堡和国防军局局长赖歇瑙则代表着军队新的政治纪元。勃洛姆堡和赖歇瑙关心的是国防军如何与纳粹政府，纳粹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配合。而弗里奇和贝克则希望建立一支以传统为基础的军队，而不是一支纳粹党的党军。以上这些争执一直持续到1938年，到后来国防军局的军官在陆军参谋部的眼里成了德国陆军的“叛徒”，贝克甚至下令他手下的军官不得与国防军局的军官有来往。这使得国防军内部产生了微妙的分裂，而从中得利的恰恰是希特勒，他在冲突中扮演着时而调停者，时而旁观者的角色，一步步的攫取着权力。

尽管和战争部关于指挥权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不可否认，贝克是一位出色的总参谋长。贝克天性谨慎，办事认真，通晓军事史，颇具学者气质。在陆军参谋长的任上，他的业务才能得到了同僚们的广泛尊重。虽然一些思想前卫的年轻将领对他的“老派思想”颇有微词，但并非贝克的所有做法都有问题。例如，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于贝克对德军新生的装甲部队的“阻挠”就多有抱怨。原来在1935年德军建立了3个独立的装甲师之后，贝克就冻结了新建装甲师的计划，而改之以建立轻装师以作为骑兵机械化的手段并致力于将步兵师摩托化。这些举措在古德里安眼里简直就是浪费德军有限的资源，阻挠装甲部队的建设。可是，当我们站在陆军参谋长的角度来看，贝克的做法并非不合理。因为，古德里安身为德军装甲兵的先驱，他所关注的焦点局限于装甲兵这个兵种的发展上。而陆军参谋长所要考虑的除了国家的整体战略之外，还要思考如何将正在迅速扩充中的陆军带入正确的发展轨道，即必须着眼于部队的全面性发展。因此，在古德里安眼里，贝克的措施很自然就成了装甲兵发展的“阻碍”。台湾军史专家滕昕云在他的《闪电战-迷思与真相》一书中对这一问题做了精辟的诠释：

“许多人常忽视一件事，当德国恢复征兵制，开始扩充军备，创立了3个装甲师之后，当时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构想仍然是一种守势战略的姿态。连古德里安也是如此认为，即装甲师乃是用于防御作战的用途。于是在成立了3个装甲师之后，德国是否还要耗费大量资源再编成类似的单位即是一个问号。在整个扩军的过程中，贝克利用有限的资源而平均分配给各主要的战斗兵种的做法当然也遭到了古德林的抨击。贝克将军将机械化的工业资源平均分摊给各兵种，让步兵，骑兵甚至炮兵都有机会进行机械化。而不单独将重心放在装甲兵上。一个参谋总长重视全体陆军的均衡发展是合理的做法。而且那个时候，也还无法证明装甲兵当时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随着纳粹党和希特勒在德国逐步夺得军政大权，德国也开始踏上了武力扩张的第一步——进占莱因兰非军事区，而由于此时的德国陆军正处于大规模扩军的调整时期，因此战争部和陆军首次意见一致的表示反对。但是英法的退缩却成全了希特勒的这次军事冒险。这让军方备受羞辱，而且让希特勒开始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而无视将军们的专业意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类似的情形一再上演，使得军方在国家战略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同时，希特勒也开始插手军方事务，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召开的会议上向他的主要军政顾问宣布了他规划中的武装侵略蓝图（这次会议后来以霍斯巴赫备忘录而闻名），这次会议让将军们深感不安。这都让贝克越来越感觉到纳粹党和希特勒一味的军事扩张政策将最终使德国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再次落入战争的深渊。因此，他开始与军官团内部的反希特勒团体产生接触，试图推翻纳粹政府。不过，这个团体的影响力开始并不大，因为一方面德国军事力量的迅速扩张迷惑了很多军人。另一方面，反对希特勒将意味着双重背叛：既背叛了祖国任命的领袖又背叛了他们宣誓效忠的希特勒本人。而这种背叛对以忠诚和服从为信念的军人来说是十分不齿的。而且军方公开或秘密的反抗活动在38年初军队高层遭到大规模清洗后更是受到重创，一大批反纳粹的老派高级将领被解职，其中包括贝克的上司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大将。随后希特勒迅速改组了国防军的指挥体系，将其纳入到他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希特勒在这一过程中成功的搞定了他在战争道路上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德国国防军。弗里奇大将去职后，刚上任的布劳希奇大将还缺乏稳固的权利基础和反抗希特勒的勇气，因此在与希特勒的屡次交锋中并不敢太坚持自己的看法，显得“底气不足”。贝克本人虽然并未被这次内部清洗所波及，可由于得不到像弗里奇大将那样的强力支持，实际上他的影响已经被大大削弱，而备感孤立。

尽管在这之后，贝克仍然直言不讳的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和布劳希奇的软弱表示反对和批评，可他的意见仍然被忽略。在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区后，贝克终于忍无可忍，1938年夏，他企图组织陆军全体高级将领集体抵制希特勒的战争政策，甚至不惜以辞职相要挟。1938年7月26日，他在准备与布劳希奇开会时写到：“历史将会对那些不依循政治智慧和诚实原则来行事的领袖给予血腥的惩罚。他们的服从是有限度的，他们的诚实和责任感将会阻止执行命令。如果他们的警告不被接受，那么他们有权辞职。如果他们都不妥协，那么就不可能会执行战争的政策。他们会因此解救他们的国家。如果一个高层的军人仅单纯的执行他的命令而不理会整个国家的责任，那么是对任务意义的不了解。” 8月4日，在贝克的强烈要求下，布劳希奇召集陆军高级将领在柏林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议上贝克宣读了一份措辞十分强硬的反战讲稿，不过，可惜的是，在会上，将军们并没有决定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他们没有勇气能够像他们的先辈在霍亨索伦皇帝和帝国总理面前一样，要希特勒悬崖勒马。”（威廉·夏伊勒的评价）这次密谋是德国陆军最后一次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的公开反抗，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公开反抗。然而，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德国的高级军官们的平庸无能——没有一个人充满“神圣的激情”，而且缺乏杰出的人物。另外，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好虚荣，追求名利，贪图安逸，而且过分喜爱与晋升俱来的勋章，并把战争看作捞取这些好处的一种途径”（威廉·亚当大将语），这次反抗失败了。

对此，希特勒也很快做出了回应，8月10日，他将陆军各个集团军的参谋长，海军四个舰队的司令等人召集到伯格霍夫开会，向他们宣传对捷战争的可行性并借此向他的将军们传达“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决心”。显然将军们的怯懦和希特勒的强硬已经注定了德国的未来。当5天后，希特勒在特堡参加阅兵时，已经“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或者说获准——再发一言表示反对了。”至此，贝克已经彻底心灰意冷，8月18日，他正式提出辞呈。3天后，希特勒批准了他的辞职。可为了避免暴露德军内部的分歧，贝克辞职的消息一直到2个多月后才被公之于众。令贝克感到更为失望的是，在同意并支持他反战立场的将军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效仿他辞职。尤其是布劳希奇的表现让他极为愤怒。在若干年后，每当提到他这位上司时，贝克总是激动得浑身发抖，喃喃自语：“布劳希奇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1938年10月31日，贝克正式退出现役。作为他40年的奖赏，退役后，他被授予荣誉陆军大将军衔。贝克退休后，积极的参与了反希特勒的秘密集团，并担任了密谋集团首脑的角色。在7·20政变中，预定出任政变后新德国政府元首这一职务。对希特勒的暗杀未遂。后来由于政变败露，加上后备军总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大将的背叛，7月20日午夜，贝克只得被迫自杀，但开枪自杀未遂，在弗洛姆的命令下被一位士官枪杀。

1898年候补军官，1899年少尉，就读于炮兵工程学校，1908至1911年军事学院学习．1912年被派去总参谋部，1913年升上尉，1914年起在14军团总参谋部，1917年起在普鲁士威廉太子的陆军总参谋部，被国防军接受，继续担任高级参谋．1922年在第6师参谋部，1923年升上校，1929年任第5炮兵团团长。1931年升少将，1932年升中将，1933年任国防部军队局负责人，1935年任陆军总参谋长，尝试参政。1938年升为炮兵将军，3、4月短期担任西线总司令，1938年要求全体将军辞职，避免战争风险，辞去上将衔。

1898.10.08;陆军候补军士

1899.08.18;陆军少尉

1909.09.17;陆军中尉

1913.10.01;陆军上尉

1918.04.18;陆军少校

1923.04.15;陆军中校

1927.11.01;陆军上校

1931.02.01;陆军少将

1932.12.01;陆军中将

1935.10.01;炮兵上将

1938.11.14;荣誉陆军大将

191_.00.00;二级铁十字勋章

191_.00.00;一级铁十字勋章

1917.07.17;普鲁士冯·霍亨佐伦皇家佩剑骑士十字勋章

作为德国陆军在一战后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被称为“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瓦尔特·戈尔利茨语）。

古德里安评价：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Beck），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Marshal Helmuth Graf von Moltk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