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人权和女权活动家，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西部，4个月后，随传教士父母赛兆祥和卡洛琳来到中国淮安。先后在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其中在镇江生活了18年，她在镇江经历了她人生的早期岁月，因此她称镇江是她的“中国故乡”。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首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然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1900年因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赛珍珠首次回到美国故乡。

1902年，赛珍珠重返中国镇江。

1917年5月13日，与美国青年农学家约翰·洛辛·布克结婚。婚后迁居安徽宿州。

1921年下半年，赛珍珠随丈夫布克来到南京，受聘于美国教会所办的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并住进了校内一幢单门独院的小楼。在赛珍珠和布克三四十年代先后离开中国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即今平仓巷5号，南京大学北园赛珍珠故居）。布克（J.L.Buck）是一位农学家，教授农业技术和农场管理的课程，创办了金大农业经济系并任系主任，因出版《中国农家经济》等书而被视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外语系任教，并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教育学、英文等课。她既要备课、批改作业，又要参与社会工作，会见中外各界人士，还要修剪家中花园的大片花草，忙得不亦乐乎。在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赛珍珠即在家中腾出地方，让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博士和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的泰勒博士住了进来。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

赛珍珠于1922年在庐山牯岭开始尝试写作。1923年赛珍珠写出了处女作《也在中国》，此后便屡屡有作品发表。1925年，赛珍珠还写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了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罗曼故事，以“影射”她与徐志摩之间的恋情。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也有赛、徐恋情的影子，甚而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的情形，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党家庄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四处留“影”徐志摩，寄托着其心灵深处的难忘与不舍。

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南京时，社会失去了控制，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真是危机四伏，所以她沦落为“洋难民”，离开了南京。当1928年夏回到南京的家园时，尽管整座院落成了马厩和“公厕”，但她却在一个小壁橱里惊喜地翻出一个木箱。士兵和劫匪掠走了她的大半家产，却把这个木箱留了下来，箱中完好无损地放着她在母亲去世后为其写的《凯丽的传记》一书的手稿——这部手稿排成铅字时书名便改成了《异邦客》。赛珍珠继续创作，不久给美国的朋友戴维·劳埃德寄去了一篇曾经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一位中国女子说》，同时还附上了未曾发表的续篇，建议将两者合成一部长篇，书名定为《天国之风》。

不久赛珍珠的新作《王龙》又从南京金陵大学寄到了纽约庄台公司，沃尔什又热情地答应出版，只是觉得《王龙》之名很难为人接受，而书名应“扣人心弦，富有浪漫情调”，建议改用“大地”之类的名字。1931年春，装帧精美的《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好评如潮，销量飙升，《大地》一下子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书。并且，很快就有了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译本。庄台公司也因此从一个负债累累的出版社一跃而成为纽约著名的出版公司。沃尔什与赛珍珠双方还愉快地订下并切实履行了这样的协议：赛珍珠写什么，他就出什么。所以赛珍珠后来写成的《大地三部曲》之《儿子们》、《分家》以及其他多种文学作品，都是由沃尔什的公司出版的。

赛珍珠1934年离开了中国，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真切而且取材丰富，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39年出版长篇小说《爱国者》、剧本《光明飞到中国》、散文集《中国的小说》，1940年获西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出版儿童读物《儿童故事集》。1941年担任《亚洲》杂志助理编辑、编辑。创办自在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东西方协会”，担任主席职务。1942年3月，应美国之音、英国BBC电台之邀，用汉语广播向中国介绍美国人民如何理解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久，最后一次到中国，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收集创作素材，深入进行宣传。1943年7月，邀请中美作家、学者到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寓所聚合，讨论中美关系。会后，就支持中国抗日等问题，向美国朝野发起声势较大的宣传。1946年辞去《亚洲》杂志编辑职务，专事写作。不久，《亚洲》杂志停刊。

1949年10月12日，“艾奇逊（Dean Acheson）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项条件……由于中国新政府尚不符合这些标准，美国现在不能给予承认”。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两大阵营的对立与冷战割断了赛珍珠与新中国的联系。赛珍珠在美中对立、国共对立夹缝中异常矛盾。赛珍珠的《朋友之间》（1958年版）一书记载了她与菲律宾外交部长卡洛斯·P·罗慕洛的谈话，他们坦率地谈到美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冲突问题：美国政府想用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新中国的一举一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这些代表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标准均起源于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与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相距甚远。赛珍珠希望中国和美国能找到一种互相容纳的机制，但这两个国家却兵戎相见，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

1949年创办“欢迎之家”，帮助收养具有亚洲血统的美国弃儿。1964年获人类特殊贡献奖。创设赛珍珠基金会，旨在帮助美国军人在海外与亚洲妇女非婚所生弃儿。1972年尼克松总统宣布访华后，赛珍珠不顾年迈，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积极准备重新访华，但是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份严酷的拒绝信函。1973年，她带着种种疑惑和遗憾离开了她的两个世界。赛珍珠给一位朋友信中曾写道：“我想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得多，我帮助美国人民了解和热爱中国人民。尽管我们目前和中国大陆互不往来，美国人民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中国人民。”

1973年3月6日，赛珍珠逝世于佛蒙特州丹比城，骨灰安葬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绿丘农庄，享年81岁。

赛珍珠的作品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历史。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从小接触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使她看到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国式写作，获得了对中国小说的完整概念和印象，从而了解了中国早期小说的特殊的局限性并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她发现，中国小说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内容和艺术特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历史上种种文化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时她也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西方作家从中国文化视角出发去认识中国小说，他们作品中所涉及的中国人无疑是缺乏真实形象的“空中楼阁”。无论是“圣贤”还是“魔鬼”都不是真实的中国人。因此，赛珍珠要用手中的笔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了解真实的中国人民。只有这样，她所倡导的彼此接受，彼此包容，互相融合的相对主义文化理念才能实现。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

在赛珍珠之前，出现在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从来都是“他世界”的化身。赛珍珠开启了西方作家创作中国和中国人的新纪元。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又名《一个中国女子的述说》。从题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赛珍珠要为无声的中国说话，赛珍珠要让无声的中国说话。她采取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并且叙事者是一个中国女子，这必然要颠彼以往的模式，从一个中国女人的视角看世界，看西方。

在赛珍珠的作品中，主角几乎都是中国人，而西方人多是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的配角。这无疑颠覆了以往西方白人是作品的主宰，黄皮肤的华人“他者”的传统写作。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中，赛珍珠把她的目光牢牢放在了占中国人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在赛珍珠之前还没有哪个西方作家关注过中国农民，就是中国自己的作家对于农民投去的目光也十分吝啬。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赛珍珠的脉搏始终与中国妇女一同跳动。她作品中中国妇女形象真实、生动而且全面，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普通村妇都成为赛珍珠笔下生动的中国形象。

纵览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从阿兰、母亲被束缚而不自知，到桂兰、吴夫人开始萌生对自我的渴望和要求，再到玛丽梁、梅琳勇敢争取自由等，清晰地展现了一条广大中国女性逐渐觉醒、追求女性自我价值的成长道路，也表达了赛珍珠为中国女性发言，为中国姐妹寻找出路的美好愿望。作为女性主义作家的赛珍珠，终生都在不懈地引导人们反省妇女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聆听她们心声中的真实需求。赛珍珠的女性意识及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对于现代社会的女性也有着警示和教育意义。事实上，女性解放的理想并未能完全实现。现代女性应该更深刻地探讨女性的主体性内涵和妇女解放途径。

赛珍珠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明确陈述的论点——作家是小说描写对象的仆人——不能作为现代箴言被人接受。这种论点被解释为作品缺乏艺术性，情节粗制滥造，有损于作家名声。当她自己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两种意见的冲突从来未能减弱她的这种愿望：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认是被逼出来的事：写作。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其主要失败之处或许证明了她的这一观点：西方的小说家能够从东方的小说中学到一些东西。

赛珍珠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使得她既承认文化差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她又主张既要承认文化差异，又要超越文化差异。“赛珍珠女士希望我们超越身体差异和文化差异。不是歧视这些差异，而是要认识到每个人的文化都是一种我们大家均能从中学到东西的丰富的结合体。”因正是赛珍珠尊重异质文化，倡导消除隔阂，彼此包容的文化理念，使得她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她指出的文化差异，决非是为了证明文化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为了说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种文化本身的优秀之处，是为了让东西方在传承各自文化的同时，宽容的薄重并借鉴其他国文化的精位，互相倾听彼此的声音。赛珍珠在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秉承“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确立了其跨文化写作先驱的地位。

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女士——获奖作品是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东风·西风》；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她的评语是：“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

美国新闻名人海尔德·艾赛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的杰作《我们里的烙印》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的杰出贡献。

1932年，中译本《大地》在中国问世。《大地》受到许多人的好评。鲁迅也阅读了《大地》。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姚克《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后，鲁迅致信姚克，说：“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毋庸讳言，多少年来，人们对赛珍珠的译介与评论始终持低调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不能不说鲁迅的评论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后人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其后，《大地》虽于1938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文艺界仍以鲁迅先生对《大地》的评价为准，赛珍珠及其《大地》热，半个世纪内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不过，赛珍珠和中国的其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例如老舍，关系不错。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是她的朋友，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之间有恋情）。

如果用艾勒克·博埃默对移民作家的分析来解释赛珍珠，“一个移民作家的杂交性确实是某种声音的解放，是打倒权威的一种手段，是把多种声音释放出来，冲断了独裁专制的枷锁。但是，这种杂交性说到底仍是一种审美手段，是各种主题之源”。赛珍珠一直处于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两个世界之间隔着一堵墙”，她便萌发了让墙两边的人们能够相互沟通的愿望，她在文化上是“双焦透视”，自愿地做了打通这堵“墙”的使者，加强了中西之间的友好交流。

赛珍珠一生都生活在中西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她一辈子向两个世界的人们传播着跨文化理解，加强了中西之间的友好交流。

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慈禧太后也希望借助义和团赶走白人。赛珍珠一家人搭乘火轮去上海的白人租界避难，接着又回美国躲避了几个月。令赛珍珠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始终如一的我们，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国，不知姓甚名谁的白人强盗、贼寇扯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冤枉。天真无邪的我，只是因为长着我种族特有的金发碧眼白皮肤而被人憎恨……”从美国的外祖父家回来后，赛珍珠继续上孔先生的课，孔先生解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不幸，她忍不住哭了，她在传记中解释说：“我流泪，因为我知道，如果孔先生和外祖父能够彼此相见，促膝谈心，他们会互相理解，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的。但他们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又怎么能够见面呢？即使他们能见面，他们又能用什么样的两个人都懂得的语言交谈呢？但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我始终相信他们能找到共同语言，英语还是汉语都无所谓。”义和团失败后，赛珍珠的两个世界不再交织在一起，她知道了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尽管中国对她来说和祖国一样亲近，但她知道，中国不是她的祖国，她的祖国在太平洋彼岸。看到两个世界的破裂，赛珍珠的心中比任何孩子都更加矛盾，她的内心呼喊着：“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彼此都不能成为对方，然而又各有千秋。”多年后，她述说了自己当年的心情：“我过去经常望着父母，不知道怎样向他们倾吐我的感受、我的恐惧。”赛珍珠从那时起就已经为中西两个世界的矛盾而忧虑重重，因为这两个世界在她的心中是难分难舍，是融合在一起的。中西的矛盾、战争也就等于撕裂她的心，她渴望双方相互理解，却又束手无策，成年以后的赛珍珠用她的笔，她的语言，她的行动，尽其所能地去沟通中西，让她的两个世界成为“四海之内的兄弟”。

在协助《亚洲》杂志编务期间，赛珍珠意识到，单凭一本杂志恐怕教育不了美国民众，想要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些能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讲话的中国人，让他们直接面对美国人，举办讲座，讲解亚洲和中国知识。天下一家。如果普通美国人能够把自己看成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能引发自己对其他种族的好奇心，进而产生兴趣，直至达成理解。于是，赛珍珠找到访美的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如演员王莹），来实施她这个交流计划。

在1927年，中国进入北伐战争高潮期，北伐军接二连三地破坏传教场所，一支北伐军占领南京，流血战斗从3月23日持续到24日，至少有六个外国人丧生，即所谓“南京事件”。多年以后赛珍珠回想起这一天——3月27日，仍历历在目。邻人告诉赛珍珠军队正在屠杀白人，吓得全家在鲁妈的帮助下藏进了一个没有窗子的小土房里，全家人战战兢兢，等待随时可能袭来的杀戮。赛珍珠又委屈又悲愤：“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只因为我们是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今天，我们代人受过，代那些侵略者、帝国主义者，那些欧洲的、英国的白人受过，他们发动战争，抢夺战利品，索取领土，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治外法权，而我们从来都不认识这些帝国的缔造者。我一直都害怕这些人，因为正是他们，才使我们在亚洲遭到仇视。现在，历史的报应竟落在我们身上，落在了我那善良的老父亲身上，他对自己遇见的每一个中国人那样友善。”对那些勇敢的、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她们这些白人的中国人，赛珍珠又非常感激：“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热爱中国人，如此尊敬他们。我敢肯定，总有那么一天，这两个伟大的民族走到一起，彼此相解，永远友爱……”

1971年，“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关系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接着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表示美国准备与北京对话。1972年，赛珍珠曾希望能作为一名记者陪同尼克松出行，但是一位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官给她发来一份严酷的拒绝信函。

赛珍珠最喜欢教的课是英文，因为这门课有着极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充分“表现”她的渊博学识和过人的口才。当然也曾有学生认为她上英文课是“海阔天空，离题万里”而告到了校长室去。她自认为“上得较为逊色”的是宗教课。在给纽约传教董事会的工作汇报中，赛珍珠直言不讳地说：“对在课堂上传授宗教知识的整套方法，我深表不满。”她认为“和正规的宗教课相比，在教育学课上传授宗教知识则更胜一筹”。这引起了董事会的不满，董事会很不客气地告诫赛珍珠：“只有正规地传授神学才算正道。”赛珍珠没有屈服于压力，在力争无效的情况下，愤而辞去了宗教课的教职。对此，陈裕光校长和许多外籍教师都深感惋惜。但是在中国、美国许多地方，赛珍珠都仍然公开声称她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她认为，“空谈无益，基督徒应该给中国人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譬如教育、医疗和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