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裕光（1893年——1989年）号景唐。1893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自幼随家迁居南京。

1893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自幼随家迁居南京。

1905年入南京汇文书院（1910年更名为金陵大学，1952年合并于南京大学）附属中学成美馆求学，1911年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于1915年毕业。

因成绩优异1916年由金陵大学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并参加美国化学会，1919年创办了《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留美中国学生月刊》（英文版）。

本着“教育救国”的理想，1922年夏回国，1923—1925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理化系主任、教务长、评议会主席，两度担任代理校长。

1925年受聘金陵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授，1927年10月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直至1950年卸任。是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

1932—1936年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当选为该会第一届至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随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考察。

1945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称号。

1950年10月—1951年2月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员。

1951年5月—1952年3月任华东教育部图书仪器清理处主任。

1952年4月—1956年2月任上海私营工商贸易行化学顾问。

1956年3月—1972年12月任上海轻工业研究所化学顾问、翻译。

1987—1989年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顾问。

1989年4月19日病逝于南京。

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先后于1929年和194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育奖章和美国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称号。

陈裕光1893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陈烈明迁家南京从事建筑业，生有子女8人，陈裕光为长子。

1905年，陈裕光入南京江文书院附中—成美馆求学。1911年，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于1915年毕业。

陈裕光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成功，他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因此以“景唐”为号，即景慕初唐盛世之意。

他看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力日益强盛，而中华民族却处于灾难深重的境地，为此在青年时期就树立了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

1916年陈裕光因成绩优异由金陵大学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攻读有机化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他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并参加了美国化学会。1919年他创办了《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留美中国学生月刊》（英文版）。

陈裕光留美期间，见到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义愤填膺，于是写下了“热血横飞恨满腔，汉儿发愿建新邦”的诗句，表达了他的振兴国家，发奋自强的强烈责任感。民国初期，“教育救国”的学说曾风行于当时的知识界，陈裕光深受影响，认为“科学救国”，不重视人才的培养，便是一句空话。要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教育，建立起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于是他立志从事教育工作。

陈裕光在美国期间，就被预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2年夏，他获得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后，本着“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国任教。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化学系主任，主讲有机化学，兼任学校评议会主席。

他曾积极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科普工作，负责科学教育的研究，主持编译柯威和史罗荪的《科学与世界改造》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曾两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在此期间，曾与蔡元培、范源濂、马叙伦、陶行知等教育家交流和切磋，使他在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

由于陈裕光毕业于金陵大学，1925年应该校聘请回母校办学。

金陵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在华开办的一所学校。1927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北伐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克南京，并定都南京，当时金陵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离去，校长也借口告退返美，遂由中国人主持校政。

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推选陈裕光与过探先为正副主席，代行校务。同时在酝酿校长人选过程中，理事会认为陈裕光与金陵大学渊源较深，对教会学校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在北京师范大学有过行政领导经验，是最适宜的人选。同年11月，陈裕光被聘为校长，成为金陵大学第一任中国校长，也是全国第一位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中国人。他在此职位上整整工作23年。陈裕光曾于1929年和1945年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育奖章和美国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称号。

陈裕光接任校长后，以其渊博的学识，熟练的、有条不紊的领导技能，克己谦恭、和蔼真诚的道德情操，身教重于言教的治校作风，主持校政。他认为收回教育权是全国人民高兴的大事，然而仅换一位中国校长，挂一面中国国旗，还远未解决收回教育主权的实质问题，教会大学的出路，在于行政管理与教育的改革。

改革学校行政金陵大学成立于1888年，是美国教会在中国最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所学校。当时金陵大学的教材、图书杂志、教学仪器以至生活设施都来自美国。学校的校长、教务长、各系主任均系美国传教士。陈裕光目睹此状，深为感慨，他认为外国人办学不合中国国情，应当把教育权还给中国。他就任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请立案。1928年5月办完立案手续，9月20日获准立案。这是当时国内13所教会大学中第一个向政府请求立案并首获批准的学校，对其他教会学校的相继申请立案，起了推动作用。立案之后，陈裕光对学校的行政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他首先改理事会为校董会，使中国校董占总数的2/3；又将各院院长、系主任及各级领导逐步改由中国人担任，大为增加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同时，他重视发扬共和精神，民主办校。加强校务委员会机构，吸收更多的教授参加校务会议，并设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每周开一、二次会议，讨论研究校务。在当时实行这些措施，曾遭到教会和传教士的反对，但陈裕光在大多数中国教职员工及学生的支持下，还是完成了这些改革。这是陈裕光作为中国第一位担任外国教会大学校长后，为国家争得教育主权的爱国之举。

致力“教育救国”陈裕光在行政上争得教育主权后，便立足教育改革，以求实现他“教育救国”的伟大抱负。 陈裕光根据国情办学。一是停办宗教系，使原来的金陵神学院与金陵大学脱钩，宗教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宗教集体活动改为自由参加，尊重信仰自由。二是扩充科系，将文理科改为文学院与理学院，改农林科为农学院。增设文科、理科、农科研究所。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中，共增加10个科系，设备日臻完善，学校得到很大发展。

陈裕光曾推出“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的三结合教育方针。其中，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使培养的人才符合实际要求。研究则分为调查研究、采集研究、试验研究，或专题论述或一般探讨。其中，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研究成果由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员进行推广，如在推广中发现问题，再进行研究，然后再用于教学与推广。实践证明，这种三位一体制具有很大优越性，是金陵大学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陈裕光还提倡学生思想自由，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团契、讨论会、读书会等。旨在让学生了解社会，接受新思想。因此，金大校内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37年6月，金陵大学举行陈裕光校长就职10周年庆祝大会，并设立陈裕光奖学金，用来表彰他任校长以来的辛勤耕耘和对教育事业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内迁，1938年春于成都华西坝开学复课，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增设了汽车专修科、电化教育科、电焊职业班等10个科系。虽困难重重，科系与学生人数仍年年增加。

造就中国文化人才金陵大学虽是教会大学，但陈裕光认为它首先是中国人的学校。中国大学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但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重视祖国固有文化，对外来文化应该加以择别。中华民族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应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于是文学院在1930年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它是金陵大学最早建立的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研究所由著名学者徐养秋主持，应聘于该所的学者最多时达到十二、三人，其中不少是当时蜚声学坛的专家。一时人才荟萃，全所着书立说活动甚为活跃，在开创后的数年间，收藏书籍古物之富、出刊着述之多，蔚为壮观，使文化研究所的学术声誉日增，研究所对史学、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法学及目录学等均做出了突出成就。现南京大学收藏的中国文化书籍之多，是中国大学中少有的，所藏地方志之多，在国内也名列前茅。同时，研究所象重视收藏那样致力于出版工作，创办学校汇刊，大力刊行各类丛书，以繁荣学术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陈裕光促使金陵大学创办人之一，后任校董的福开森（J．C．Ferguson），将其在中国40年用巨资收藏的一部分文物捐赠给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为中华文物回归祖国做出了贡献。早在抗战前，陈裕光就得知福开森嗜好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并收藏了大批中国古代书画、铜器、瓷器。大约在1930年左右，校董事会开会时，陈裕光和福开森在交谈中，了解到福开森不时吐露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及收集珍藏的情况。陈裕光当即提出希望他对金陵大学有所捐赠，以作纪念。福开森曾允诺，后因抗战爆发，未能兑现。福开森死后，他的女儿遵照遗嘱，把她父亲捐赠给金陵大学的文物转送，现存于南京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侵华战争，消息传到金陵大学，全校沸腾。学校迅速成立了“反日救国会”，组织师生军事训练，并开誓师大会，陈裕光带领全校师生宣誓，永不使用日货，大大增强了全体师生的爱国热忱。 嗣后，紧邻金陵大学的日本总领事馆挑衅，树立了一根与金陵大学北大楼等高的钢骨水泥旗杆，师生看到太阳旗高过金陵大学校园内的国旗，异常气愤，认为必须打击其嚣张气焰。30多个学生发动募捐，建筑更高的旗杆，以示抗议。陈裕光积极支持这一行动，在广大师生的热烈响应下，新旗杆迅速建成，高出日本旗10尺左右。国旗在蓝天白云中飞扬，表达了金陵大学师生的爱国之情。

1936年，教育系有个美国教授，一心想当作家，经常把作品寄往美国发表。一次他拍摄不雅观的街景，被学生察觉，要他当众交出有辱中国的胶卷，并赔礼道歉。事后，陈裕光随即辞退了这个美籍教授，维护了民族尊严。

陈裕光还身体力行，在语言、风俗等方面体现民族精神。在金陵大学20多年，从不穿西装。对金陵大学师生影响很大。

陈裕光办事坚持原则，遇到重大变故时，他能沉着应付、奋不顾身。例如1939年，日本飞机突然轰炸成都，造成大批房屋被毁，许多市民伤亡。陈裕光的母亲黄太夫人及二妹陈竹君教授都曾受伤，陈裕光本人也受轻伤，但为了安定师生，第二天即到校办公。

陈裕光1920年在美国期间，就曾和中国化学家侯德榜、吴承洛等筹建中国化学会。1932年8月，中国化学会成立，他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并且蝉联了四届，为中国化学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陈裕光从新闻媒介中，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认为“光明就在这里”。他不顾国民党疏散大专院校的指令，谢绝了亲友的劝说，以“迁校经费无着”为由，毅然决定不去台湾，还集合教职员工和学生，组织安全委员会守护校舍，使金陵大学毫无损失地保存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陈裕光坚信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即使身处逆境，也毫不动摇对党的信念。1950年10月，他参加了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6年春，年已62岁的陈裕光听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立即写信给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安排工作。同年3月，他参加了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的前身——轻工业局试验室的筹建工作。1958年，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建立后，他被聘为化学顾问，积极协助科研室开展工作。当时中国的塑料加工工业尚处于萌芽时期，上海轻工业研究所塑料加工研究室首先在国内研制聚氯乙烯人造革及泡沫塑料，陈裕光积极调研资料，终于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并建厂投产，为上海塑料制品工业打下了基础。当时化工部领导还提出，希望国内积极开展由酒精制乙烯的路线，合成聚氯乙烯、聚乙烯、聚苯乙烯三大树脂，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承担这一任务后，陈裕光与课题组的一起积极讨论技术路线，收集翻译国外资料，下厂调研等等，使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80年89岁的陈裕光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他怀着“报国之日苦短，建功之心倍切”的心情，发出了“尚有一息微力之时，我要为促进四化建设和统一祖国服务”的肺腑之言。他发起组织金陵大学校友会，沟通了国内外特别是海峡两岸校友的联系，为祖国的振兴和统一大业尽心竭虑。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撰写金陵大学校史，总结历史经验，弘扬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之路。1982年6月，他不顾90高龄，远涉重洋，只身赴美，历时两个月，行程几万公里，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十几个城市，先后会见了300多名校友，积极向校友们介绍国内的情况，邀请他们回国讲学。如校友李卓皓因生物化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生化研究所所长。在陈裕光的工作下，他于1986年5月应邀访问了北京、上海，进行了学术交流。当时，在台湾的400多名金陵大学校友听说老校长到了美国，联名写信给陈裕光，思乡、思校、思亲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陈裕光在美国的亲戚、朋友和校友中的不少人曾劝他在美国定居，他都婉言谢绝了，他毅然在中国化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前如期回到了祖国，并在纪念大会上做了发言。

回国后，他仍致力于国内外校友的联络交往，为争取团结更多的海外爱国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说：“我已90余岁了，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纵有科学救国抱负，也只是纸上谈兵。现祖国春风浩荡，举国上下气象万千，我年事虽高，逢此盛世，深受鼓舞”，表示要为“振兴中华、造福人群”贡献微力。

1987年3月7日，在陈裕光的95岁诞辰时，美国、台湾、上海、北京、武汉、四川等海内外校友会代表、上海市轻工业局、轻工业研究所领导均到南京为他祝寿。江苏省委副书记孙颔到会致祝词，高度评价陈裕光为中国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最后，95岁高龄的陈裕光上台致谢词。他说：“举行这样热烈、隆重的寿庆，体现了党和国家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师重教的政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由衷地赞颂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表示要竭尽余热，为祖国的振兴和强大而努力工作。

1989年4月19日，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与世长辞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仅靠输液维持生命的时刻，他还惦念着关于“要求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拨款，继续支持中国办高等教育”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