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Cho-Yun Hsu），男，汉族，江苏无锡人，1930年9月2日（农历七月初十）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1948年底，随家到中国台湾，1970年，定居美国匹兹堡。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30年，已经育有两儿两女的许凤藻、章舜英夫妇在厦门又收获了一对双胞胎，哥哥叫许倬云，弟弟一切正常，哥哥却先天性肌肉萎缩导致手脚弯曲，一辈子离不开拐杖；许倬云在手足中排行第七。尽管成长艰难，但哥哥姐姐都对许倬云非常疼爱，在有着8个孩子的大家庭中，许倬云从来没有感到被冷落、被歧视。

1933年，父亲许凤藻由厦门海关监督转任湖北沙市荆沙关监督、兼任外交交涉员。第一次从厦门回到无锡，再从无锡转南京，经由长江到沙市区，童稚之时的许倬云随父母迁到湖北沙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倬云与家人一起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辗转于沙市、老河口、万县。7岁的许倬云对战时生活记忆深刻，看见流离失所、死亡和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和恐惧。许凤藻被派主持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后，工作重心是保障军粮民食供应以及安定社会秩序。随着战线的推移，父亲到处驻点办公，全家人只好跟着走。关于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许倬云回忆：“在抗战逃难中，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着我。”

在1946年之前，许倬云因身体残疾都是在家自修，接受父亲、兄姐的指导。父亲虽是武官，人文素养却非常高，地理、历史、文学功底都不错。书架上，藏书甚多。书房即是课堂，父亲读什么书，许倬云就跟着读什么书。比如南宋年间的《东莱博议》。许倬云最初沉迷于看武侠小说，10岁时遵父命读《史记》。十三四岁时，兄弟姐妹们都去上学，住在学校里。当年他们的学校都流亡在几百里、几千里之外，只有许倬云独居在重庆南山，除了松树就是白鸽。

1946年，许倬云插班进入无锡辅仁中学就读高中。辅仁中学创建于1918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预备学校，该校虽然规模小，但教学严格。许倬云是跨过小学、初中，直接进入高中，父母去跟学校商议，学校只列出一项条件：第一学期必须及格。许倬云刚入学时没有学籍，是寄读生，参加月考之后，才升级为正式生。许倬云认为同学之间对他的帮助，不仅是补足了自己缺少正常教育的遗憾；而且，又因此得到许多同学互相帮助的经验。

1948年底，局势变得非常动荡，许倬云随二姐许婉清夫妇南下去了台湾。

1949年，作为流亡学生，许倬云插班进入台南二中读高三，读了三个月就高中毕业。

1949年8月，考入台大外文系。高中毕业后，考虑将来可在家做翻译，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的太太帮他填报了台大外语系。因为校长傅斯年看到他的入学成绩，认为他应该去读历史系。

1950年，大二，转入历史系。以历史系为主，考古人类学系为辅。当时“中央研究院”迁台的人马多在台大兼课，许倬云有幸受到诸多学术大家指点，还常常是一两个人一班“吃小灶”。除历史外，他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课程横跨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和考古人类学系。

1953年，台大历史系毕业，考入台大文科研究所，主攻中国上古史。研究所刚成立，没几个学生，老师还是原班人马。在一众名师训练下，他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学派，虽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打下了跨学科研究历史的根基。许倬云回忆台大时期的授业恩师时说道：“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终身仰慕的楷模。”

1956年，从台大文科研究所毕业，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胡适的帮助下，获得纽约华侨徐铭信的1500美元奖学金，得以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1957年，许倬云前往美国读博士，经历了58天航海，8月中旬，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那时，韦伯理论正被芝加哥大学引入美国学术界，他选择了“官僚制度”课程。

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 人文科学博士。

1962年，芝加哥大学毕业，许倬云拒绝了五份美国工作的邀请（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选择回到台湾。当时他是第一位学成返台的文科博士，同时在台大历史系、史语所和“中研院”任职，后来在台大做到历史系主任。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

1965年，任台大历史系主任（1965-1970）

1967年，任“中研究”史语所研究员（1967-1971）

1970年，辞台大历史系主任，赴美国匹兹堡大学，任历史系及社会学系访问教授(1970年起)东方研究评议会主席；迫于台湾的时局，选择定居匹兹堡至今。

1972年，辞“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台大历史系教授职，任匹兹堡大学长聘教授。

1976年，取得美国护照，同时持有中国台湾身份证明。

1978年，当选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Hays Reserch Abroad Fellow）。

1980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十三届人文组院士；升任匹兹堡大学讲座教授。

1982年，任匹兹堡大学校聘讲座教授(1982一1998)。

1984年，任台大历史系讲座教授(1984一1985)。

1986年，当选美国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荣誉会士（1986年起）。

1988年，任海外时报文化基金会董事。

1989年，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成立，任董事(1989年起)并主持北美分区会务;任“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1991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教授，主讲《中国文化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化》《中国文化的转变》，后集结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出版。

1992年， 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1992-1998)、“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讲座教授”;首次回中国大陆，赴陕西考古研究所观看文物。

1996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本斯讲座教授”、东西文化中心资深访问学人。

199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荣誉教授(1998-2001)、美国杜克大学“西孟讲座教授”(1998-2001)；受邀与杨振宁、刘兆汉、刘遵义、余范英担任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

1999年，任匹兹堡大学荣休校聘讲座教授(1999年起)、东海大学“王惕吾讲座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1999-2000)。

2000年，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名誉教授;获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1年，任“中研院”史语所特聘讲座教授、中央大学“李国鼎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

2003年，任北京大学“光华讲座教授”，主讲《从历史看领导》系列，后集结为《从历史看管理》出版;任“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2003-2004)。

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受聘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2004-2009)讲座教授。

2005年，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首届“余纪忠暨夫人讲座”特聘讲座教授;任东南大学荣誉教授

2006年，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讲座教授、“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万古江河》由台北汉声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7年 ，任香港中文大学首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教授”，演讲《古代中国文化核心地区的形成》。

2008年，任台湾大学“孙运璿先生管理讲座教授”，演讲《从历史汲取管理经验》。

2009年，庆祝许倬云八旬寿辰，台大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特举办“近六十年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发表讲演：《近六十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思历程》。

2010年，获政治大学颁赠文学荣誉博士；洪建全文教基金会主办《许倬云院士80大寿研讨会》，在会上演讲：《面向大众的史学》

2011年，开始长达十年的大众史学写作，如《大国霸业的兴废》(2012)《台湾四百年》(2013)《说中国》(2015)《中国文化的精神》(2018)《许倬云说美国》（2020）《往里走，安顿自己》(2022)等。

2020年，荣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九十大寿当天，《许倬云说美国》出版；《十三邀》采访播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针对当时纷乱的国际局势和瘟疫导致的人心慌乱，在高山书院讲授“许倬云十日谈”

2021年，《许倬云十日谈》音频课程在看理想上线；喜马拉雅《许倬云的极简美国史》音频课上线；在荔枝播客主讲《许倬云教育十日谈》：在混沌学园主讲《许倬云先生八堂人类文明通史课》；在三联中读主讲《谁塑造了我们·第一季》课程总序；在百度发表《人生开学季》演讲；在华夏同学会主讲《大历史下的中美、世界与我们的未来》

2022年，创作完成晚年收官之作《经纬华夏》；在B站主讲30集系列课程《许倬云讲世界历史：五百年大变局》；在中欧商学院主讲《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在知乎作演讲《如何与工作相处》；在混沌学园主讲《我的人生原则》；在正和岛对话张维迎：《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文化》；在B站对话项飚：《焦虑年代，如何寻找自我的出路》；在B站对话刘擎：《不确定的年代，如何安顿自己的心》；在抖音对话俞敏洪：《往里走，安顿自己》；在网易思想之夜对话余世存：《从中国传统文化名声资源，求得安心所在》；在抖音对话项飚：《今天我们如何安身立命》。

2023年，在澎湃网发表新年感言：《人生在世，如大海行舟》；在岳麓书院主讲《“朱张会讲”与“差序格局”》。

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

许倬云的学术成就，与其大时代下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与其说是他选择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他。许倬云说“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这使得许倬云终身的历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视角，而非传统的政治史或帝王将相。

幼时的战争经历，让许倬云有了一般知识分子不曾有的丰厚的人生体验，因此对生命格外敬重，关心民间疾苦。也正因这段经历，直接触发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研究对象的选择。他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第二本英文专著《汉代农业》，都与中国古代农村有关。许倬云曾说过，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农村的变化不大，他当时看到的农村与汉代差别不大。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的这两本研究专著，也让他踏入了学界的大门。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也在从不中断的对他人、对世界的关注中。

在台大的恩师有：考古学家李济（字济之）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979年8月，业师李济病逝，许倬云撰《悼念济之师》。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是西洋史研究的开路者。考古学家董作宾，是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甲骨学“四堂”之一。文化人类学家李宗侗经常派三轮车接学生去家里上课。民族学家凌纯声，完成中国第一部民族学调查。对于许倬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代表，其《 夷夏东西说 》《 周东封与殷遗民 》《 性命古训辩证 》 等一系列论著影响深远，许倬云一一拜读受益良多，并在研究中继承和发扬他的思想。许倬云《西周史》出版后，他特地题赠给傅斯年，并于墓前供奉一本，感恩这位奠定了他一生治学方向的老校长。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真正接触到西方学术。他的导师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劝他去搞比较研究，让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东。于是，许倬云跟约翰·威尔逊学埃及学，也学习巴比伦学与亚述学。他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和中国上古史作对比，由此他提出理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观点，首先，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深，互相影响；其次，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互相影响的形态反观中国，发现中国本身不是统一的一整片，而是黄河流域、长江与淮河流域和长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区互相影响而发展出来的。那时，韦伯理论正被芝加哥大学引入美国学术界，受韦伯理论影响，他开始关注社会学、城市经济学，许多杂乱的学科知识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许倬云承认，韦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喜欢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样做是要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许倬云日后回顾，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的美国社会，并非全通过书本，因为“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经由如此的传奇经历，他见识了美国最底层的生活，包括美式政治中不完美甚至丑陋的现象。

1965年，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哈佛大学汉学巨擘费正清评价为“小经典”。2006年，这本书在大陆翻译出版，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

许倬云提倡史学研究首先要正确掌握大线索，才能保证研究方向的准确性，增加研究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许倬云不纠结于对某一史实细节的探讨，而是立足于大视角，或者从纵向上梳理历史时间坐标轴上的流变过程。许倬云的宏观梳理主要是追寻中国历史的时间线索，观察变化过程。系统的论述则主要针对固定的时间段，从多角度辩证考察。这种研究理论，使他得以跳脱历史之外，获得更宏远的视角。在这一方面，许倬云主要关注了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其成果有《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等。或者从横向出发，多角度、系统地探讨，通盘地论证某一时段的历史画面，其成果有《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等。

许倬云的史学研究既是他学术活动的重点和基石，也是他认识世界的途径。他在史学领域有具体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将学思发散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在治学上，除了对历史问题的探究外，许倬云还将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知识和体认作为认知世界的材料，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研究现实的问题。坚持史学的基本原则，但立于史学的疆域之外，更宏阔地观察世界，将史学与相关学科相连接，得到独特的哲思。

“这种始终处于变化和兼容的历史观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面向，无论是那些谈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著作，还是那些具体到某一朝代的微观历史研究，都渗透着他自己对历史的深层体验与观察。他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但是从旁观者的体悟经验中,他反而意识到了历史对个体的影响,也意识到个体对历史的作用，这两者缺一不可。”

许倬云是当代华裔海外史家的代表，其史学思想传播至海内外。

许倬云的作品在大陆地区的引进出版，带来了史学研究新的模式，史学观点的论述、史学思想体系的架构、史学方法的运用，有其独到之处。许倬云的大线索、系统论、区系划分等，为大陆史学带来了新的探究途径，他的著作展示了世界史学发展的成果，提供了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范本，为中国史学界与西方交流搭建了桥梁。

许倬云每写一部书、一篇论文，不是简单地排比时代的先后、人事的更迭，而是用心去追求中国文化的本质。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学术专著为例，《西周史》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秩序的本源，写到西周亡国，他会联想到抗战时期同胞的惨状而落泪；《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机制；《汉代农业》则关注人口压力、市场网络、政府和工商关系，给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带来了很多启发。

连续十几年，许倬云多次回到中国大陆考古，看到农耕工具，他想起幼时接触的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村；目睹邻里乡党的人际关系，他想到了自己出身的士大夫家族。“历史的意义在于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70岁之后的许倬云，致力于为普通人写作。开始致力于大众史学，不写王侯将相，不讲开疆辟土，只“为老百姓写史”，希望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绽现一番鱼跃鸢飞的美丽新世界”。“说中国”“说历史”系列陆续完成，每一本书，都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文化。

此后的十多部著作，其范围不出大型集合体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缩，还有社会节奏的变迁，都是为了给普通读者提供一种切实的历史参照物，让读者有所思，有所得。

许倬云主张，读书固然重要，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近年来，许倬云的线上课程、演讲、谈话频频“破圈”，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九十多岁了，仍保持着少年时的习惯，每天看英文报刊、两岸的中文资讯，为变化剧烈的世界心怀忧虑，对新技术的关心和思考。对于个人主义之下日渐疏离的人伦关系显得忧心忡忡。对于“人工智能会对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学科造成什么改变的问题”，他回复道：“我不担心AI超越我们，我担心我们忘了别人——人跟人之间不再有面对面的接触，人把自己封锁在小盒子里边，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别人。”

许倬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20世纪见证了文化的崩溃，21世纪是否能够伴随若突破，还未可知。科学在给人类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播来了人类对自身定位的迷茫，世界正在经历变化，也正在寻求破解。许倬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追寻这一答案的有生力量，也应该承担起重建世界文明的责任。

许倬云将专业研究、家国情怀与知识行动联系在一起，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在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许倬云（2020）一篇名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著名演讲，该演讲的时间是2006年。其中体现出深切的忧患意识，指出不论欧美还是中国，专家型的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把专业跟社会、国家、世界发展的命运联系起来的人越来越少。

许倬云提倡，学者，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不仅应该成为学术上的专家，更应该思考世界的命运、社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和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知识分子作为助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一大力量，对自身使命的反思将深切影响其知识实践，并最终对世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产生影响。

许倬云一生离开不了先天残障造成的种种病痛。也就在长期的痛苦折磨中，他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著作。自青年到老年，他从未停止著述。可以说，他的书写就是他的存在，显示他生命意义的最真实的存在状态。

从1960年代开始，许倬云在台湾、美国不断教研与著述。据《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记载，截至2022年，许倬云共有中文专著58种、英文专著6种、中文合著及编著26种、英文合著2种，共计92种、212个版本行世。

早期著作有：《历史学研究》《中国科学思想的因素》《中国传统的性格与道德规范》《传统与更新》《关心集》《求古编》《西周史》《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挑战与更新：许倬云文集（政论之册）》《刹那与永恒：许倬云文集（文化之册）》等等。初版多发行于台北，集中于史学专门类著作，后逐渐在北京等地再版。

后期著名的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书籍。包括“许倬云看历史系列”（全四册）：《从历史看时代转移》《从历史看人物》《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以及《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现代伦理寓言一东游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等。这一时期的著作，除了对许倬云旧有英文史学书籍的翻译和再版外，还出现了更多的对当代人文社会警示性论著，由历史出发，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提出看法和建议。

许倬云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些成果在展示了许倬云对历史进程的卓越理解的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当代社会的观察和反思。他思考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他还立足于全球视角来关注中国历史的原貌和走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给史学界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以重要的参考和启迪。

1991年，大陆引进出版许倬云的第一本书《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这本史学通识读物，由其上课讲稿和对话录组成，强调以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历史——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

1994年，大陆出版他的第二本书《从历史看领导》。同年，大陆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西周史》。该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整合考古、文献、金文三方面的资料，从文化、观念、制度、生活等角度，论述了大一统的“华夏中国”是如何形成的。自1984年联经初版至今，这本书已经印行了十个版本，成为该领域必读的学术经典。

1998年，《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在大陆被翻译出版。同年，还在大陆出版了《历史的分光镜》，这是由其学生陈宁、邵东方将其学术著作中的主要观点提要整理而成。

2005年定稿的《万古江河》可谓许倬云能最为传世的中文大书，这一年恰是他在美国亚洲学会得奖的后一年。也许是意味着许倬云学思历程中的一个“书写转向”——从英文转向中文，从历史专业转向历史“通业”，书写对象也从史学同行转向“这一代中国人”。2006年，《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同步在海峡两岸出版，不仅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在海峡两岸销量也超过百万册。2019年7月，清华大学向新生发送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一并送上《万古江河》，校长寄语新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2006年至今，许倬云在大陆出版新作近二十种，如“中国三部曲”、“文明三书”、“从历史看管理”系列等，自选集、演讲集、旧书新版络绎不绝，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

2011年，81岁的许倬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大众史学的写作：先后出版《大国霸业的兴废》(2012)、《现代文明的成坏》(2012)、《台湾四百年》(2013)、《中西文明的对照》(2013)、《这个世界病了吗》(2015)、《说中国》(2015)、《中国文化的精神》(2018)、《许倬云说美国》(2020)、《许倬云十日谈》(2022)和《往里走，安顿自己》(2022)。

2020年疫情初起，《十三邀》对许倬云的采访播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

许倬云一生著作颇丰，93岁仍立新说。2023年出版的《经纬华夏》是世纪老人的毕生夙愿，史学大家许倬云的托付之作。

《经纬华夏》与《万古江河》一样，有着一以贯之的“大关怀”。许倬云跳脱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赞叹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磨合后，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甚为罕见——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间，作为族群融合的场所。于是，从本书陈述的时间看，中国文化跨度近万年，少说也有六千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一个例极为独特。”

全书结尾，是这位常年心怀忧虑的鲐背老人对这个世界的殷殷属望：希望《礼记·大同》里的“大同世界”理想，早日在中国乃至世界落实。希望经由这本书，让国人知道——“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

人才培养

许倬云在美任教期间，一直心系祖国，始终以“入世、淑世、济世”为己任，为海峡两岸精英的培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0年，许倬云在美国加州成功组织筹办了第一期“浩然营”，至2000年时，成功举办了六期活动，培养了学界、政界、媒体界等诸多领城的人才，这对学界的交流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许倬云在教学之余，也尽可能多地参加各地举办的讲学活动，与台湾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等组成合作关系，不定期地与学校的学子以及幕名而来的学者进行交流，建立了内外沟通的窗口。

许倬云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台湾大学高研院的创办者之一，是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和高研院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关心后学的知心前辈。2005年至2013年期间，每学期都会去高研院工作2-3个月，参与高研院举办的午餐会、学术沙龙、学术会议，开办各种学术讲座，并与驻院学者逐一交谈。

2005年，在许倬云倡导之下，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专门设立了“华英文化系列讲座”。

2018年7月，应邀为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拟定了十六字院训：“立志方面：修己安人（出自《论语》）；学习方面：学博明辨（出自《学庸》）；任事方面：体大慎微（若干典故合成）”。

1930年，在美丽的鼓浪屿，38岁的章舜英又为许凤藻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便是许倬云与弟弟许翼云。适逢战乱时期，母亲生了一场病，营养和健康欠佳，双胞胎弟弟翼云是健康婴孩，但不幸的是，许倬云一出生就是高度残疾，手脚都是弯的，手掌内屈，足背向地，完全不能动。13岁才能拄拐走路。

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读书的5年期间，接受5次免费矫正手术。

2022年，许倬云已经91岁了，仍在执着地寻找解决方案，要和自己的身体作战。10年前，动了两场大手术，脊椎剩下四寸没动，在那之后，不能低头，不能弯腰，只能勉强站立，阅读只能在电脑上进行。一年多前，他彻底瘫痪，站立也成为难事，只剩右手食指还能动。吃饭要靠太太孙曼丽喂食，写作只能靠口述。

许氏家族：许氏家族是士大夫世家，清朝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成为当地士族。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后，许氏大宅被据为王府，家境开始一落千丈。许家所在的无锡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重创，许倬云的爷爷跑到外地做师爷谋生，待战乱落幕，无锡许家的26个男丁只剩下5个。到了许凤藻这一代时，家中义田只剩五六十亩，这在江南，已是小数字。那时，家中祖训是：穷无矢志，富不癫狂。

父亲：许凤藻（字伯翔，1891年-1953年8月）14岁时考上了位于南京、隶属于南洋水师的江南水师学堂，学校是曾国藩办的，属于英式教育。既有中国传统人文素养，又受到英国绅士风度熏陶，许凤藻的成绩常列第一。18岁毕业后，便做了炮艇副长，从此走上海军军官之路，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军事，受过中西方教育的熏陶，历史、地理功底很好，视野宽广。这年年底，许凤藻完成了人生大事，娶章舜英为妻。北伐胜利后，许凤藻到厦门任海关监督。1933年，调任湖北沙市荆沙关监督。1953年8月过世，享年63岁。

母亲：章舜英。章家也曾是无锡世家，同样在太平天国时遭遇家道中落，算得上门当户对。章舜英是传统的中国妇女，家庭便是她的全部。当许凤藻参加辛亥革命，陪孙中山巡视江防、指点江山，并相继缴获德军、俄军战舰，意气风发捷报频传时，她同时也为许家生儿育女，开枝散叶。1930年，已经38岁的章舜英又为许凤藻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便是许倬云与弟弟许翼云。1983年5月，章舜英病逝，享年94岁。

回忆母亲，许倬云最常想起的画面，是他尝试做任何事情，母亲都站在三步外。1957年许倬云要去美国留学，对他母亲是很大的刺激，因为从小到大，许倬云没有离开过她的身边。母亲为他准备了一包针，那一包一百多根针，每根针上都穿好了线，以备他缝补衣物之用。说到此处，许倬云几乎恸哭起来。2022年许倬云在自己生日那天谈起和母亲的情感，“母难之辰，老来思亲，尤其深切”。许倬云做了一首思念母亲的绝句:“虫鸣鸟啼风雨窗，光摇影动夜巡灯；中宵万里思亲梦，日落千羊唤母声。”

虽然在台湾住宅的门牌早就换了。但是兄弟姐妹孙子孙女（有100多个子孙的一个大圈），永远记得永康街17巷26号——“永康家园”。

妻子：孙曼丽。原是许倬云的学生，比许倬云小12岁，孙曼丽在台大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的同班同学，毕业时，许倬云时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在孙曼丽毕业后的第三年开始来往，1969 年2月9日，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沈刚伯先生和李济先生为证婚人，在台北怀恩堂与孙曼丽共结连理。孙曼丽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现台北“中央图书馆”）。1970年，随许倬云到了美国，那一年曼丽二十七八岁，抱着一个八个月大的娃娃。夫妻二人相契甚深，许倬云说如可选择，下辈子还是愿意再结为夫妻。

独子：许乐鹏（Leo Hsu）。1969年11月出生，和父亲一样，他喜欢摄影，擅长拍摄人物和静物。许先生80岁时，有幅非常传神的照片作为《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台版的封面广为人知，便是乐鹏作品。许倬云说：“这幅照片较能传达如此意境。……我小时候在长江边长大，想念故乡的时候，会看看这张照片。”

儿媳：归诗雅（Thalia Gray）。持有针灸师执照，常给许倬云针灸，治疗疼痛日甚的颈部。

长孙：许归仁（Oliver Hsu）。2006年3月出生。

大哥：许泰云。1932年，在一次大瘟疫中去世。

二姐：许婉清。1948年底，许倬云随二姐许婉清夫妇南下去了台湾。

胞弟：许翼云。1930年出生，与许倬云是双胞胎。

堂姐：许有苓。

堂弟：许凌云。手足中排行第九，堂姐许有苓和堂弟许凌云是许倬云二叔的孩子，1932年，二叔二婶在一次大瘟疫中去世，当时，许凌云只有8个月大。二个孩子是由许倬云的父母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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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访谈录》、《文化史：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交集》、《百年的努力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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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几十年里经历了美国最为繁盛的辉煌，也看见美国正在日渐衰败，这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这个国土曾经承诺给我们许多可以发展的空间、发展的线索。这会儿，没走完——甚至还没开始走，就败落了。这非常可惜，也非常令人难过。”

2009年，许倬云接受台湾“中研院”的访谈：“母亲和妻子，都是我生命中的隐身天使。反省八十之年，够用是富，不求是贵，少病是寿，淡泊是福，知足是乐，有这种生活，夫复何求。”

许倬云在80岁时总结个人一生：“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过。一转眼，已是八十岁，眼看要终老异国。”

2023年2月，92岁的许倬云接受人物杂志的专访：“个人是众人之中的一个，众人都完了的时候，你个人就站得住吗？你能独自避免灾难吗？“个人主义”不是对错的问题，个人自尊要有，个人自守要有，但不是说，“我就是一切”。今天的个人主义，没有婚姻，没有子女，观念中也没有父母，个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叫人悲哀的地方。小秩序剩下到两个人，两个人是不稳定的，因为两个人随时有权走开。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过去，但是今天的世界交往这么密切。地球只有一个，未来只有一个。我不能说中国是唯一最好的传统，但中国的传统休戚相关、安危共享，人得到一分，就得回报一分关怀。”

“我是学历史的，尤其是“大历史”。“大历史”不是解决个人问题，也不是解决一时的趋势问题，是解决长程的变化问题。我对时代性的转变，有特殊的敏感。同行里愿意或者能与大众讲话的人实在不多，所以我愿意承认这个责任。在世一天，愿意尽我之能，旷野呼唤，替中国人呼唤。唤醒许多的梦，唤醒许多的错。只恨，螳臂当车，挡不住；精卫填海，填不满。”

“谈到对当下的世界忧心忡忡说，希望“大海啸”不是核战争。如果是核战争，大家都拜拜，一起化作灰尘，回到宇宙里面。尤其我不希望中国首当其冲。中国大陆是我出生的地方，是从幼儿成长为青年的地方，台湾是我成长的地方，也是开始进入社会的地方。美国是我发展事业的地方。视中国为世界不可糟蹋，也无法割舍的一片天地。中国安顿好了，可以稳定世界；中国做不好，世界先垮了1/4的话，全世界一起完了。”

“我的不幸（残疾），变成我的幸运，因为我能专心念书。上帝给我这么些东西，我要用完它——为中国，为世界，为人类，我一条命没关系。92岁的人给你们鞠躬了，请你们相信我的话是诚恳的，是打心底里面说出来的话。救自己就是救国家，就是救世界。”

许倬云《经纬华夏》：“我所从事的历史书写，并非排比岁月，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要知道，同一事件，旁边有一百个人看见，可以有一百零一种“事实”——身为历史学者，不能说“我的责任就是矫正”，因为你说的“第一百零二种事实”，同样可能是错的或者片面的。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变化，并非事实本身的过程，及其所呈现出的变化，而是“我所理解的变化”。理解了上述“变化”，看待历史就如“变动的万花筒”——并非“万花筒”在变，而是“万花筒”里的彩色图案，在“我的理解”之中转变。”

“中国熬了几千年，处处有关口，处处要从灾难中站起来。眼面前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关：中国担起世界建设大任一半的重担——我们不担起也不行，担起了就是一个大事！”

“长江比尼罗河、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都要好，相比欧洲的河流，河流覆盖的地区更大了不知多少倍。世界上就这么一条了不起的江，连黄河都不如她。作为一个在江、湖边长大，已经远离长江数十年的老人，回想前尘种种，不禁感慨万千。愿我梦中的长江，依然美好，永远抚养长江流域的国人。”

许倬云教授志向坚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历程书写出了个大写的“人”字，赢得了学术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尊重。（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

许倬云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中国上古史。（中国新闻网 评）

许倬云以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闻名于世，横跨中西之间，毕生所想都是怎么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为世界文明提供解决方案。（《人物》 ）

江南世家的讲古声里，他是旧日风雅的亲历者；史语所浮海迁台后，他是第一代薪火的传承者；大洋彼岸的海风中，他是中华文明“万古江河”的探索者。他注重大历史、大脉络，独得体系网络、他者视角；他精于“说历史”、“观世变”，满是忧患意识、家国情怀。他不便于行，却在学术上从未止步；他研究中国，恒以全球性审视文明。他主张：“我们要想办法，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他呼吁：“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未见。”专史易作，通儒难求。（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 颁奖词）

许倬云就是那位写出“中国三部曲”的著名历史学家，而对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游移于东西方、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许倬云知之甚少。与很多埋首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学者不一样，许倬云所关心的问题，和他探索问题的方向，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浑然一体。（《新京报·书评周刊》B01版～B06版专题《许倬云——游走于学术与大众之间》）

倬云大兄在美国生活近六十年，对美国有深切的感情和体会。但是，自始至终他没有真正离开过中国。多少著作中，显示他最深的关怀是全体中国人的今天与未来。他八十七岁高龄时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简体中文版名《中国文化的精神》），更可见他到晚年越来越认同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金耀基）

许倬云先生是当今文明社会的一个头脑，在中国新文化运动这一百多年来的知识传统中，他是承前启后的中间链条，是健在的华人社会知识界的一个代表人物。正因为他的思考个性太鲜明，才有点像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诗人、学者 余世存）

许倬云先生一直是一位前瞻者，他从前现代走来，身处现代文明的漩涡，又窥见了许多后现代的问题这位世纪老人的警世恒言，处处散发着思想的辉光和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许宏）

许倬云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许倬云的博士论文《中国先秦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便首次将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研究之中，开风气之先。（“中研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臧振华 评）

1949年以后的台湾地区史学研究承接了先前中国大陆的新史学传统，许倬云在此基础上又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历史学，从而使历史学界自1980年代后便逐步接受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甘怀真 评）

《万古江河》是中国大历史的书写，也是中国文明史的书写，没有贯穿古今、汇通中外的史才史识，必难落笔。此书无疑是史学家许倬云的“一家之言”！（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金耀基）

《经纬华夏》是一种“大写意”，完全是一个自由挥洒的状态：书的前部建立在考古学的材料上论证他的猜想；中部建立在朝代、中国文化的变迁之上；到后来，他又用很大一部分精力谈近代中国。真是大开大合。这不仅跟他的学术素养、学术储备有关，里面更有他个人的关怀，有他的关注点和性情所在，完全是一位93岁的老人的 “托付之作”。在《经纬华夏》，许先生提出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划分的方法，他把中国文化分成三个核心区——第一区就是黄河流域，第二区是长江流域，第三区是南岭到武夷山以南，包括云贵这一块区域。华夏文明三大核心区的概念，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冲击。（诗人、学者 余世存）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围绕着这一发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十高龄八易其稿，结撰出这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经纬华夏》。作者跳脱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澎湃新闻 ）

许先生在全书的最后，谈到对未来中国的希望，先坦言自己此前在关于“赛先生”、“德先生”和“进化论”认知上的误区，又给出了殷殷的嘱托，“希望《礼运·大同篇》那个“大同世界’的梦想，早日在中国落实”。这是一种大彻大悟后的平和与深刻。先生所描绘的万古江河、一天星斗，也不只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读这本《一天星斗》，你也不得不由衷地感叹:许倬云，常读常新。（许宏 评）

《倬彼云汉：许倬云先生学思历程》作者金耀基。该书是有关许倬云先生为人、治学的回忆文集，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许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