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纯声（1902～1981），字民复，号润生。中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音乐家。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早年就学于中央大学，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师从人类学家M.莫斯等研习人类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学组主任，国立边疆教育馆馆长，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1949年赴台，先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等。凌纯声在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20世纪30年代，他曾调查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和云南彝族，均有专著问世。40年代，转而注意新疆民族问题和边政建设问题。移居台湾后，多次调查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而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太平洋地区土著文化的传播关系。

著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国边政制度》《边疆文化论集》《中泰文化论集》《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

凌纯声，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人。一九0一年出生于原籍，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随即到法国巴黎大学深造，师从Mauss。回国后，恰好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院长蔡元培先生热心于提倡民族学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成立民族学组，并自任主任。凌先生受欧陆系统的民族学训练，又有PaulRivet等名教授的推荐，蔡先生便邀请他来民族组担任研究员。

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学术风气是极力提倡实地搜集科学资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创刊号（1928:8）提到：「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凌先生在蔡元培先生和社科所陶孟和先生的鼓励之下，到东北进行赫哲族的调查，而这一次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李亦园（1998）先生认为这一次的调查行动「开创了中研院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第一本「科学」的民族志，凌先生是中国「科学民族志」的开创者，而后「1935至45年代，中国民族学者从事西南、西北边疆民族之调查，无不以此书为范本」（李亦园1970:2）。凌先生的研究发法与著作，不但引领着当时的人类学研究的走向，也是当时中研院民族学学术研究的典型代表。

但在更宽广的尺度上来观察，凌纯声先生与中研院这种强调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着重搜集传统风俗与历史源流而偏向民族志的描述的学术取向，只是中国人类学学术发展中的一派。根据唐美君（1976:9）先生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之前，人类学因研究的对象、主题及理论上的不同，而有南北两大派之别，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与「历史学派」有深厚的关系；北派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黄应贵（2000:287- 288; 2003:12）认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正可以说明「历史学派」的特性。《松》一书虽强调「文化是人类应付生活环境而创造的文物和制度」，但全书描写物质、精神、家庭、社会四方面的描述，却无法让人明确知道是在适应怎么样的生活环境下创造出来的。而凌先生只关注如何利用该族数据解决中国上古史的宗教起源问题，这是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与作法，将人类学、民族学所研究的「原始民族」，视为上古社会文化的「遗存」，而为应证及了解上古不解之谜的的证据，而这种「溯源研究」及其背后的传播或演化论的学术典范，就从中国大陆一直带到台湾，影响了近五十年来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使得描述异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界定中原华夏民族自身的认同，而充满了汉人中心主义的观点（ibid2003: 200）。这也使得凌先生在回国前后的学术研究发生断裂，回国之后，他并没有延续在法国的所学，他对赫哲族的描述与他的老师Mauss所阐述的功能理论拉不上关系，他忽略了已有的人类学理论，采取当时中研院学术风气所强调的「反对疏通」的作法，而更关心中国历史问题的解决。或许这是当时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使他有「学以致用」急切感，但他在「学」到「用」之间转了一个折，将所「学」得的人类学作了筛选，忽略理论，重视科学与历史，转为为国族建构之「用」。以「科学」研究「历史」是当时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的，傅斯年曾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固有学术。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