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祜禄·讷亲（？-1749年），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钮祜禄·额亦都之曾孙，辅臣遏必隆之孙，大臣尹德之次子，清朝大臣。

讷亲的曾祖额亦都是清朝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恩封一等公；祖父遏必隆是康熙初年的四个辅政大臣之一；父亲尹德由都统授领侍卫内大臣，讷亲为尹德次子。姑母是康熙帝孝昭仁皇后。可以说讷亲一门显贵，世为皇族姻戚。

雍正五年（1727年），讷亲承袭公爵，被授为散秩大臣，后又为銮仪使，雍正末期进入军机处。到了乾隆朝，讷亲以保和殿大学士的身份位列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是个一时权倾朝野的大人物。

乾隆帝初政时重用讷亲，无非是他培养御用大臣的一次尝试。讷亲是与鄂尔泰、张廷玉同时承受顾命，辅佐新帝的大臣。但在雍正的一班老臣中，他最年轻，并且被乾隆视作最可造就的一位。在雍正帝大丧期间，讷亲以都统和领侍卫内大臣的身份奉命协办总理事务，被晋为一等公。

乾隆二年（1737年），讷亲授兵部尚书兼议政大臣。但这时的讷亲还看不到有升任内阁首辅大臣的希望。同年十一月，乾隆帝为加强皇权，在裁撤总理事务衙门、恢复军机处的同时，又摒弃了宗室王公入值军机、执掌枢要的权力，讷亲因此得以入值军机处，成为当时的六名军机大臣之一。

自乾隆二年（1737年）至乾隆六年（1741年）的四年中，讷亲在朝廷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讷亲虽无首揆之名，却有首揆之实。这也恰恰是乾隆帝所需要的，是乾隆帝裁抑鄂尔泰、张廷玉等一班老臣，培植亲信，实现大权独揽的开始。乾隆帝虽给予讷亲以相当的权力，却也不时给以训戒。所以，当刘统勋疏劾讷亲权重之时，乾隆帝表示：“如果有擅权营私的人，朕一定会洞察清楚，断无不去调查而不明真相的道理。”讷亲虽说为青云直上的重臣，却谦正持公，无苞苴之私。

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因河南营伍废弛，讷亲奉命前往巡视，同时勘察江浙一带河道海塘工程。这一消息传出之后，江苏、浙江、河南数省的官员奔走忙碌起来，他们备建公舍，供应奢华。江浙两省这种现象尤其严重，对讷亲揣摩逢迎，无所不至。他们以办理迎接钦差大臣为第一，其余政务半毕停滞。甚至有人扬言，“讷亲此行，意味着着皇上有可能快要南巡”。所以，只要康熙帝南巡时曾经住过的地方、观览的名胜，他们予重新修葺，以待讷亲的观览。

然而，对于地方官的种种献媚，讷亲却一概避却，于名胜之地并不逗留，还把地方官的趋奉丑态上奏给乾隆帝。乾隆帝对讷亲的信任由此更重一筹。

乾隆十年（1745年）是讷亲一生中最显赫的一年。他官阶连升，被授予的事务也最多。三月，晋升为协办大学士，五月，被任为五朝国史馆总裁，然后被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其时鄂尔泰因患手足麻木之症，早已卧床不起。几天之后，鄂尔泰的死讯传来，乾隆立即命讷亲代替鄂尔泰为军机处领班大臣，行走列名在张廷玉之前。

乾隆帝的不吝赏格，连讷亲本人都觉得难以承受。他上疏自称资历浅薄，比不了张廷玉，谦称不敢居前。乾隆帝这才略作平衡，下诏说：“自此之后内阁行走的名单将讷亲放在前面，吏部行走之名与张廷玉一起放在前面。”随后又宣布“军机处奏事的时候满大臣讷亲的名字放在前面，汉大臣张廷玉放在前面。”而事实上，讷亲无论列名在前在后，他在朝廷中的权势，都远远超过张廷玉，他以皇帝的宠臣和亲信受到重用。

然而，讷亲的仕宦生涯到了最隆盛的时候，也即到达了终点。在专制皇权下，皇帝的意志随时都能改变一切，乾隆能给讷亲以不世之恩，也能自讷亲开始刑杀立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金川战事失利的消息传来之际，正值乾隆于丧妻的极大悲痛之中。乾隆帝从前线的奏报中了解到金川之役的艰难，于是调回庆复，任命素称干练的张广泗为川陕总督，担任金川前线的指挥。然而此次战事竟是相当的棘手，连一向被乾隆称道的张广泗也让他大失所望。前线师期一拖再拖，乾隆帝感到焦燥不安，进而对张广泗的指挥能力产生了怀疑。乾隆帝觉得应有一个能统筹全军、并能将他的意旨准确无误地贯彻到前线的人，而这个人非讷亲莫属。四月，乾隆召回正在山东治赈的讷亲，授为经略，命他率禁旅前往金川视师。以为“由可信大臣亲履行间，既可察明军中实情，据实入告，又可相机指示，早获捷音。”然而乾隆此举，竟将讷亲推上了绝路。

讷亲虽为满洲世家子弟，却不懂兵事，非统军之才。而且他又生性自负、刚愎。讷亲先是盲目出击，武断轻敌，致使清军损兵折将。然后又缩手缩脚，鼠伏不出，凡事都委托给张广泗。张广泗本以讷亲为权臣极尽逢迎，但讷亲盛气凌人，又专横跋扈，使张广泗因畏惮他而不敢向其进谏。导致最后讷亲打了败仗之后诸事推诿，张广泗又因为讷亲不懂军事而处处轻视他，到处为他设置难关，导致将相不和，使军心涣散。然后不辨攻守之势的讷亲又提出要仿照金川筑碉建卡的方式，进行以碉攻碉。

讷亲的奏折到达京师后，乾隆帝便意识到讷亲的指挥无度，金川战事仍一筹莫展，而清朝中央此时却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乾隆帝指示讷亲试用离间之计，并把心中的隐忧告诉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讷亲；希望他能体恤皇帝的良苦用心。可是一向善于体察乾隆帝旨意，并且奉行不误的讷亲，这次却显得格外的愚钝和固执。他从张广泗之议奏请增兵进剿，又自相矛盾地提出撤兵，于两三年之后乘敌疲困进剿。这种没有成算，游离于两可之间的说法，与寻常办事精详的讷亲判若两人，讷亲于紧要关头暴露出他全部的弱点与无能，令乾隆帝大失所望。与此同时，乾隆帝又从来自前线的军报中得知，讷亲坐在帐中指挥，从未亲临战阵，几乎智勇俱缺。因而，更加气急败坏，命将讷亲、张广泗召回京师述职，撤回经略之印。不料讷亲回京心切，思之过急，竟上书陈请返归。于是，又遭到乾隆的痛斥，命革职发往北路军营效力。但乾隆仍以讷亲负他过重，难以发泄心中的积愤。在他看来，讷亲是他御极以来第一受恩之人，竟如此无用，使脸面丢尽。“不重治其罪，将视朕为何如主？”于是，讷亲被就地拘禁。

也许讷亲注定了难逃一死。就在他连遭申斥，被贬被囚之际，他的随员富成和四川巡抚纪山又将他却战观望，对大小金川之役持有疑议的隐情揭发出来。

原来，讷亲曾经讲过：“西南蛮夷之事，非常的难办，对于他们一定不可轻举妄动。但是这些话，我怎么敢上书皇上呢。”这种消积而又推卸责任的说词，激起了乾隆更大的愤怒。他认为讷亲是在指责他用兵金川之误，这正好说到乾隆的痛处。因而乾隆大骂讷亲这些话是巧妙的推卸责任。声称“朕恩遇讷亲十三年，对他推心置腹，有什么不能上奏的？如果他能够早早地上奏这些，那西南的战事说不定早就可以解决了，何用浪费这么多人力财力？所以现在造成军事上的失误，都是讷亲造成的。”于是，乾隆把金川战事的恼怒一鼓脑儿地倾泄到讷亲身上。

金川战事的失利，讷亲确有无可推卸之责，然而，深知讷亲素未指挥过军队，在冲锋陷阵方面不擅长的乾隆帝，却也不无知人不明之误。而讷亲赶到前线时在六月九日，始于六月初的腊岭之役，至六月十六日就以清军的惨败而告结束。讷亲虽有限令三日克捷之命，但刚刚到了兵营，于敌情一无所知。讷亲不过是乾隆帝恶劣情绪下随意抛出的替罪羊，而他的骄愎和无能，又为乾隆帝提供了治罪的口实。

乾隆帝对讷亲彻底失望，另遣傅恒代任经略，乾隆十四年（1749年），命押解讷亲回京，以其祖遏必隆之遗刀，命讷亲自尽。

讷亲为官早期被雍正帝看重。曾任内大臣。雍正十一年（1733年），擢升军机大臣，参与机务。乾隆帝即位，讷亲协力总理事务，晋封一等公，乾隆帝称他为第一宣力大臣。

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主持大小金川之役，以经加重大臣与川陕总督张广泗督兵征讨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但是讷亲毫无军事经验，遥坐营帐中指挥，又与张广泗不和，先胜后败，只好久围之计，请朝廷增兵三万，劳师糜饷。

讷亲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一等公，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可谓权倾朝野。干部人事任免、财务预算、工程建设、行政审批、物资采购”这五项“惹事”工作，兼职多多的讷亲是一个也不能少。一时间，到他府上跑官求办事的“多如过河之鲫”，当时乾隆帝是没有保护一把手，给他们套上制度笼子的念头。但是，腐败只要露头，管你皇亲国戚勋臣，一概查办，动辄祸殃九族。讷亲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为了防止自己出事，除了告诫众人，他想出了一招，养了只凶恶的狼狗，恐吓到家里“跑事”的人。后来讷亲“犯事”被斩，乾隆皇帝还拿讷亲的狼狗说事，讽刺讷亲形式主义，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