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主义，需要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中西欧革命却遭到了失败。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在总结革命失败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指出革命失败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丧失，而这又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所导致的；同时，这也证明俄国道路在中西欧是行不通的。到1923年，卢卡奇、柯尔施就分别著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人道主义的阐释，并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

现代西方国家中存在一种反对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它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1955年，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同极权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

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了起来，在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极权主义相对立的见解。

两种趋向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①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被称作“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②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以德国哲学家赖希、H.马尔库塞、E.弗罗姆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出性冲动像饥饿、口渴和劳动一样，是人类的物质需要之一。据此，他们主张发展一种“受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指导的精神分析”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支，用它阐明人类压迫的心理过程，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性本能的压抑和解放的渠道中去。

以法国哲学家J.-P.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的主要本质在于人的自我创造实践，为此，个人实践应当成为辩证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个人自主和自由意志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未来的阶级斗争的源泉。它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活动的结果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客观方面的框架内，用存在主义去理解个人主观的生活经验。

以意大利哲学家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反对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修辞去取代科学的政策，对现代资本主义作出不正确的理解；在理论上则断然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有任何连续性，它主张把科学的辩证法规定为以“具体-抽象-具体循环”为标志的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

以法国哲学家L.阿尔杜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人道化阐释，清除附在它上面的一切反科学的意识形态范畴。为此，它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划分为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时期和晚年的科学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是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和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

主张重新发现和创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主张批驳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现代哲学的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现代哲学流派的科学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并且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缺陷。

1923年，卢卡奇、柯尔施就分别著书，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并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这样，就与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解释、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解释根本不同，于是遭到了他们的猛烈批判。卢卡奇被迫作自我批评，并宣布收回自己的观点；但柯尔施拒不作自我批评，反而于1930年发表文章进行反批判。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强调它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与列宁主义的对立。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当然，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用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长达80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在不同时代针对不同问题出现了思想倾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的许多流派。

1．20世纪20—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卢卡奇等人在寻找革命失败原因、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国际共运内部的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没成为独立的社会思潮。

2．20世纪30—60年代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鼎盛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他们重点寻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哲学家的马克思”；分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反思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致力于发达工业文明批判；构筑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并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国际共运内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逐步演化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社会思潮。

3．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转向时期。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他们重点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90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反极权主义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合流。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点和思想观点是不同的，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不仅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之间缺乏真正交流，甚至同一学派的思想家之间也发生着争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不同、观点各异，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非正统性、现代化；开放性、多元化；超然性、学院化；多变性、片面化；地域性、西方化。不过，这些只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的主要方面，还不能包括其全部。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历史文化背景下，一批知识分子植根于时代变化并以西方哲学视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区别于第三国际；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因此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有地域性限制——产生于并发展于西方；又有特定思想内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不同；作为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主张用各种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既批判工业文明，又批判现实社会。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大半个世纪，它在中国的传播则不到20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社会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对于人类命运归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验。中国最新一轮现代化的努力已历时20年，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新左派”的育目追随者和蹩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始于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探索之风大盛的潮流中。但若认真追溯，这个起始时限可提早到60年代。那时为了“防修反修”，内部发行了萨特、梅罗—庞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对卢卡奇关于异化的论述，也通过苏联的批判为人所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资格接触这些“反面材料”的高级理论家中，有少数好学深思之士愿意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在80年代初表示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当然，这姗姗来迟的开放态度仍嫌为时尚早，思想的新芽一露头就夭折了。60年代末，举国上下大学极权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曾经狂热和盲从的一代人中产生了一股自发的、强大的，然而是逆向的极权主义地学习马克思理论的潜流。上述内部书刊广泛地散落民间，被飞快地传阅并热烈地讨论。“文革”极权主义的非人环境，“文革”极权主义理论的空前武断使人更加相信马克思的论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魅力，首先就在于它从人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

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有人力图做借鉴和接纳的工作，以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和世界现状的视野。但占主导地位的作法仍遵循以下思路：“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因此，人们在零零碎碎地获得有关知识时，耳朵里也充斥着“针锋相对地回答挑战”、“无情揭露”、“坚决打击”一类的极端口号。

到了1990年代，带着敌情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如果说，专业研究者不论态度是严峻还是宽容，始终在理论领域做文章的话，那么如年代初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则更有意义，更值得注意。如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忧虑与反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