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山西票号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势力最大。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西裕成颜料庄在道光初年演变而成。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之后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汇票亦名会券。”（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1068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128000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可能在道光初年。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捐银商号名单中，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 120两，名列榜首。（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颜料行会会馆碑记》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颜料行会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嘉庆只有25年，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据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银达数百万两，“俱系会票往来”。（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再者，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雷履泰捐银四十两”。（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可见，雷氏此时尚健在，但已是74岁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岁，年富力强，阅历深，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1、积累比较雄厚

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2、经营活动需要

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3、商号之间需要

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我们知道，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且，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转化也是不能实现的。以上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施鸿保《闽杂记》卷九）

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又称帐庄。帐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帐局放太原、汾州、张家口、库伦。乾隆元年（1736）张家口祥发永帐局，即汾阳商人王庭荣经营，资本四万两。（《山西票号史料》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帐局。”（李燧《晋游日记》）嘉庆（1796——1820）时，北京永泰公、亨记和大州玉分号帐局皆是晋商所设。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开设钱铺 389家。据《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载：“京城……兑换之柄，操之于钱铺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图厚利。”王安说：“今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钱票。”（王鎏《钱币刍言》）上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庆二年（1797）前陆续设钱庄 124家，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抚申启贤说：“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清档军机处录副，山西巡抚申启贤复奏《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钞票流通情况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因“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在东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钱而排斥钱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钱业公所，其中资力雄厚钱庄大多与南北洋的船业发生资金关系。

典当业是起源很早的行业。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是典当铺。典当铺又称当铺、质库。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二万多家，其中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4695家。（参阅孔经纬《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说：“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李健《晋游日记》）印局，是一种高利贷形式。清人祁隽藻说：“窃闻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杰《津门杂记》称：“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登门索道，还讫盖以印记，以是得名。是虽盘剥小民，然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急。”由上可见，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这就是说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铢庵说：“时各省贸易往来，皆系现银。运转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局保送。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而保镖者遇众寡不敌，亦束手无策，故为各商所深忧。”（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下面我们举一个商人运现被盗匪骚扰的事例：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而造成很大损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增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并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乔两家便想请故里祁县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县是戴氏心意拳故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周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把握。后来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留下千两买路银，否则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地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下来，对众匪大打出手，转眼就撂倒七、八人，飞骆驼见状便亲自上阵，照戴奎致命处就是一拳，戴奎轻轻闪过，未等敌手回转，已插进敌裆，大喝一声，将飞骆驼打翻在地，爬不起来。众匪见状，纷纷逃窜。戴奎也不追赶，轻轻一跃，上房将二旦接下地面，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了句：“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便与二旦扬长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儿”战书传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时，“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流矢儿”身高体壮，形如罗汉。他见戴奎骨瘦如柴，气焰更盛，遂顺手将场外一个三百斤重的圆椎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脚一踩，将石磙就地转了两圈，猛一抬脚，已将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个“蛰龙登天”，已将石磙送出一丈开外，物落原地。“流矢儿”所带之人见状大吃一惊，“流矢儿”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动手。戴奎连破对方致命攻击，而“流矢儿”更加疯狂。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敌人左臂，呼地一下点住了对方腋下“夹窝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儿”一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只见他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二目发怔，面无人色。“流矢儿”对众徒弟艰难地说了声：“扶我回去。”“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祁县。（参见曹继植《戴拳师除霸护商贾》，《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恶棍一事，虽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经商之艰，运现之难。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翙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今河南禹州）、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亳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兹将平、祁、太三帮票号情况统计如下：

票　号 票　帮 财　东 经　理 资本：两 前　身 创立年代

日升昌 平　遥 李正华 雷履泰 32万 颜　料 道光初年

蔚泰厚 平　遥 侯　癸 毛鸿翙24万 － 道光初年

蔚丰厚 平　遥 侯　姓 范凝静 20万 － 道光初年

天成亨 平　遥 侯　姓侯王宾20万 细　布 道光初年

蔚盛长 平　遥 侯　姓李梦庚16万 绸　缎 道光初年

新泰厚 平　遥 侯　姓 侯王敬 16万 绸　缎 道光初年

蔚长厚 平　遥 － 范光晋 15万 茶　叶 道光初年

协同庆 平　遥 米、王姓 刘清和 12万 － 光绪初年

协和信 平　遥 王　姓 李清芳 10万 － 光绪初年

汇源永 平　遥 渠　姓 殷启祥 14万 － 光绪初年

百川通 平　遥 渠　姓 庞凝山 16万 － 光绪初年

宝丰隆 平　遥 － 乔世杰 20万 － 光绪初年

大德通 祁　县 乔　姓 － 24万 茶　叶 道光初年

大德恒 祁　县 乔　姓 － 24万 － 道光初年

三晋源 祁　县 渠　姓 － 30万 － 道光初年

存义公 祁　县 渠　姓 － 20万 布　庄 道光初年

合盛元 祁　县 郭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中兴和 祁　县 戴　姓 － 16万 － 道光初年

大盛川 祁　县 张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长盛川 祁　县 渠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元丰玖 祁　县 孙　姓 王封晋 14万 － 光绪初年

志成信 太　谷 员、孔姓 － 26万 － 道光初年

协成乾 太　谷 员、孔姓 － 24万 － 道光初年

大德玉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锦生润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世义信 太　谷 杨　姓 － 30万 － 光绪初年

大德川太　谷 常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营业活动区域大体上呈分合演进状况，所谓“平帮的营业在正西、西北和长江；祁帮在平津和东北；太帮在广东和长江”之说，反映了初期发展状况，后来随着业务发展，有利益的码头，各号竞设分号，上述活动范围也渐被打破。

在票号汇兑网点发展，汇兑通天下的情况下，票号汇兑明显增加，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的14家分号收交汇兑银32225204两，平均每家达 2310800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蔚长厚汉口分号收支汇兑银 3385260两。随着业务的发展，山西票号盈利相当可观。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1888）资本银一万两，当年盈利24700两，每股分红850两，以十年为一账期，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一账期资本积累达22万两，获利银743000两，每股分红银17000两。又如锦生润票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资本银32000两，当年盈利银7380两，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资本银增为 64000两，当年盈利银51948两。

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一说王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与范围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情况：一、同业对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二、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三、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四、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

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五、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六、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关于存款，又分往来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种，前者系商家浮存，随市面之疲快，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

关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也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活期者较小；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保者垫还。

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为例，贷款给商号：

郁丰号银500两月息7厘

丰兴典银4000两年息7厘

裕泰典银1000两月息6厘

德馨堂银2000两月息8厘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票号除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也开始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尽管其数量不大，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 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贷款57万两，是全部借款72万两的70%。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 310万银两，其中 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厚、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明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关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

票号设立之初的主要业务就是汇兑，山西票号汇兑的业务类型有四种，分别是“收会去”、“交会去”、“收会来”、“交会来”。后来，随着时局变化，票号开始汇兑官款，咸丰时，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战阶段。八年（1858）太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营，乘胜占领苏州，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关已无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如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应解京响 700万两，实际只解送到 100万两。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因直隶道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是年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同治四年（1865）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司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二两平银一万两，共银六万两，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蔚丰厚、元丰玖、天成亨、广聚、和泰各银号分领，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曾住宿祁县大德通票号，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下面是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同治元年（1862）10万两

同治二年（1863）139万两

同治三年（1864）56万两

同治四年（1865）128万两

同治五年（1866）235万两

同治六年（1867）413万两

同治八年（1869）277万两

同治九年（1870）37万两

同治十年（1871）15万两

同治十一年（1872）283万两

同治十二年（1873）155万两

同治十三年（1874）10万两

光绪元年（1875）453万两

光绪二年（1876）384万两

光绪三年（1877）233万两

光绪四年（1878）2万两

光绪五年（1879）179万两

光绪六年（1880）296万两

光绪七年（1881）240万两

光绪八年（1882）143万两

光绪九年（1883）221万两

光绪十年（1884）24万两

光绪十一年（1885）283万两

光绪十Th年（1886）280万两

光绪十三年（1887）10万两

光绪十四年（1888）1万两

光绪十五年（1889）152万两

光绪十六年（1890）329万两

光绪十七年（1891）290万两

光绪十八年（1892）313万两

光绪十九年（1893）266万两

以上31年中，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 189万两。

同、光时，清政府洋务派发动的洋务运动，全面开展，并筹划海防，购买兵舰。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并经山西票号汇兑。江西在光绪元年（1875）将厘金项下提出五万两，作为奉拨海防经费交在南昌的谦吉升、三晋源票号汇兑天津。三年（1877），又从厘金项下动银一万两交三晋源票号汇付北洋，一万两交新泰厚票号汇福建。光绪十四年（1888），福州将军将所征洋药厘金项下提拔银12万两，交山西票商新泰厚等承领，解赴海军衙门投纳。光绪十九年（1893），闽浙总督将征收土药税厘银6439两，交山西票商蔚长厚汇解海军衙门。光绪十二年（1886），四川将银10万两交百川通、日升昌等九家票号承领，汇解海军衙门交收。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收捐灾银19802两，交山西票号协同庆等号承领江解海军衙门。光绪元年（1875），江西交谦吉升、三晋源票号各25000银两，汇付天津北洋海防直隶大臣李鸿章。光绪三年（1877），又将厘金项下一万两交三晋源汇付天津北洋直隶大臣李鸿章，又将银一万两交新泰厚汇付福建抚臣衙门。光绪十五年（1889），广东向山西票号百川通借垫银五万两电汇北洋大臣衙门。

光绪时修筑铁路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清廷对俄建远东铁路有所警惕，遂决定修建关东铁路，并规定修建铁路经费各省年拨银五万两，16省共80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光绪十六年（1890）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等九号汇兑。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交协同庆二万两、百川通15000两、蔚泰厚15000两汇解直隶总督衙门。是年湖广应解关东铁路经费三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与北洋大臣。又有安徽应解铁路经费交百川通汇解。大体在光绪十六到十九年间（1890——1893），山西票号汇兑铁路经费在20万两以上。

继京饷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交由山西票号汇兑。如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八万两，均由山西平遥票商汇兑。同年奉拨甘饷银二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等汇解陕西藩库。同治四年（1865）四川奉拨陕饷银二万两，交元丰玖汇兑。光绪十七年（1891）浙江交日升昌银五于两汇解广西藩库。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将协饷一万两交百川通汇兑广东。光绪四年（1878）江西交蔚长厚协拨伊犁军饷银一万两。六年（1880）江西又交蔚长厚银一万两到包头局转解。光绪年间，粤海关交志成信、协成乾汇解乌鲁木齐协饷9615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交元丰玖一万两汇解山西归绥道转解乌里雅苏台。同年，广东交志成信票号12500两汇解察哈尔都统衙门转科布多。光绪十二年（1886），江西将协饷一万两，作为奉天丙戌年俸饷交蔚长厚汇解盛京户部衙门。光绪十九年（1893）江西将协饷15000两交蔚丰厚汇解盛京。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元年到十九年（1875——1893），19年间山西票号共汇兑协饷1023万两，每年平均达54万两。

清代河工经费数额很大，由山西票号负责汇兑，使山西票号又大获其利。如同治十二年（1873）广东的河工经费一万两交山西票号协成乾、蔚长厚、志成信汇兑。光绪十三年（1887）两广三次汇解银219000两，交山西票号商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解赴天津支应局转解河南河工应用。

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大旱，由江苏筹银一万两交山西百川通、蔚盛长票号汇解山西巡抚衙门兑收赈济。光绪十二年（1886）直隶水涝成灾，由广东将22209两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汇天津转解分拨灾区。光绪十一年（1885）山东遭灾，由上海交山西新泰厚票号5000两、元丰玖票号3000两解赴山东。

早在19世纪40年代，广东地方财政机构就曾与山西票号发生了借贷关系，“自道光二十年（1842）办理夷务以后，……藩库度支每绌……向西商贷用”，不过这种借贷是“旋借旋还，无案可稽”。《东粤藩储考》卷12，转引自张国辉《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票号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广东省财政陷入了非常窘迫境地，从此拨解京饷，多向票号借垫。如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山西票号协成乾借银五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五万余两，由税收项下提拔归偿。光绪三十年（1904）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先应解银228135两，已由山西票商照数借定，由志成信、协成乾汇兑至京。同治时，陕甘总督左宗棠西征筹解军饷，广东在厘金项下筹银六万两，向山西票商借六万两。光绪三年（1877），广东解京第四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谦吉升、元丰玖等借报166000两。光绪五年（1879）广东应解第三批京饷，向山西票商志成信、协成乾、元丰玖借银242000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师旅饥馑，急需军饷，而广西库空如洗，广东筹拨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银12万两协济。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长厚、新泰厚票号借银二万两，作为第二批起解太平关常税并由该票号汇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定赔款，四川每年派银 220万两，匀作 12次每月摊派，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银30万两，刻下解期又迫，复向山西票商借银186345两，发交山西票商协同庆汇兑，于年底汇江海关，作为川省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还款。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淮安关曾向山西三晋源票号借银一万两，交付内运。同治十二年（1873），晋省因库储久空，曾向平遥等县40余家票号借银21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号天成亨、协同庆预措协饷银48000两。光绪十三年（1887）甘军由京返甘路经平遥借票号银三万两。光绪三十年（1904）奉天官盐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银20万两周转。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各国战争赔款4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外，余皆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而山西票号则承担了庞大赔款的汇解任务。

承办“四国借款”

《马关条约》签订后，对日赔款二亿两，后又增赎辽费三千万两。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为筹还赔款，被迫三次举借外债：第一次向俄法借款四亿法郎，折银9800余万两；第二次向英德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9700余万两；第三次向英德续借款1600万英镑，折银因汇价变动为11200余万两。四国借款每年付息1200万两，加上其他外国借款还本付息和开支，全国财政支出每年要增加2000万两。户部只得将每年所增支出按省分摊，由各省采用盐斤加价或地丁货厘附加办法筹款，汇往上海还债。于是山西票号生意又增，包揽了部分省的汇兑。这些票号在四川、广东的有协同庆，在广西的有百川通，在安徽的有合盛元，在江西的有蔚盛长，在湖南的有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百川通，在陕西的有协同庆，在福建的有蔚泰厚，在河南的有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在山西的有合盛元、蔚盛长、日升昌、协成乾等票号。

由上可见，山西票号最初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它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 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规定公款发商生息办法后，利率年息不过4厘到5厘，票号占用公款仍然利益很大。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产部存放各银行票号款项共 693万两，其中户部存放银行 424万两，占总额的61%，存放票号 206万两，占总额的30%，存放外国银行57万两，占总额的 8%，存放其他行号六万两，占总额的 1%。以上统计说明，票号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以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路。

“‘阜康’倒了，胡雪岩完蛋了”的消息传到晋中，山西票商大多额手加庆，欣喜异常。他们庆幸压在自己身上的大山被推动了，山西票号今后可以独占全国了。他们仿佛看到了灿烂的辉煌前景，正在向他们招手。

但他们没料到，“阜康”票号的倒台，也加速了山西票号垮台的进程。阜康亏损了八千万银两，立即在京城掀起了一股抢兑现银的风潮，山西票号在这股强大的风潮之中飘摇不定。

二十年后，维系晋帮及其荣誉的山西票商们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政府势力与信用力量的博弈

官款汇兑到禁止到开放，一方面确实存在票号对官僚与政府当局的公关利益输出等外部因素。但从内因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不断完善、提升的票号金融服务与票号水平满足了官僚与政府的需要。而政府与官僚对票号的倚重，又提升了票号的信誉水平与品牌实力。如1862年票号汇兑官款的首次开禁，就是由于捻军由安徽进入河南活动，截断了南北大路，广州百万两京饷无法上解，“部库存款无多”的窘局给逼出来的，户部最后不得已上奏皇帝，责令两广总督“设法办理，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总期妥速解到，以应要需”，最终选择了“令票号汇京交库”的捷径。而慈禧在西逃途中，票号在发挥自身独有的汇兑功能，为各省汇兑资助太后西巡款项，也为宫廷解了燃眉之急，让宫廷内外耳目一新，赢得清政府的赞许与业务准入政策，创造出业务的极盛与品牌的辉煌。

另一方面，在官款汇兑中，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禁汇风波，而始终禁而不绝，禁而复发，票号穿透专制制度以及人为的约束，在法令禁绝、政策围堵中前行，也显示了票号内在的信用与品牌力量。如广东省和粤海关、浙江省和浙海关等一些省关之所以长期坚持要交票号汇兑，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财政拮据，税收短绌，支大于收，财政亏空。要按限期上解款项，就必须向票号借垫，如果停止汇兑，票号不予垫解，就不能按限期上解京饷。票号的汇兑中实际内含了垫付与放款功能，票号符合银行业内在规律的信用保障与创造功能适应了清朝政府与社会的需求，是官款汇兑禁而不止的内在动力。

从服务商业到服务财政的异化

早在咸丰皇帝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经费而大开卖官捐纳时，票号就已经开始与捐官者和卖官者建立了联系，成为政府筹饷机关，与官僚、政府结下不解之缘。1901年票号支垫并汇解慈禧太后西逃所需经费后，更受政府青睐，未待慈禧回銮，顺天府和都察院就咨会山西巡抚催票号返京复业，并进而承揽了各地庚子赔款的收解汇兑业务，还负责划解外商汇丰银行。各地分摊的赔款在不能按时上解时，就请票号垫汇。交票号承汇公款的省关骤然增加23个，达到39个之多。18941911年票号承汇公款141864475两，并且主要是汇往上海的外国银行，票号从中获得巨利。

票号原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从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为商品经济服务的，但随着与官府的业务联系与关系密切，票号将自己的注意力逐渐从为国内工商业服务转向通过结纳权贵，维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一味结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渐把它的业务重心转向对政府的汇兑、借贷、存款和代理业务，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渐行渐远，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业务不看在眼里，以至还有非500两以上不办的汇额限定。

信用货币时代的政府监管之道

在票号发生、发展、衰退的两个世纪间，随着工商业与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汇票、银票、纸币等金融工具大量创立，货币形态已经发展到代用货币或准信用货币时代，并愈来愈成为一种量化的计量符号和价值符号，成为需要以国家与银行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信用货币。银行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影响着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政府对票号等银行机构的法制监管日益成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银行通行则例》、《通用银票暂行章程》与银钱行号抽查章程等法规、政策，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符合银行信用规律的，它使中国的信用与银行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时期，为中国现代银行信用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着110年历史的票号，标志着本土传统银行机构的信用建设水平与品牌实力，在票号改革家李宏龄眼中，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李宏龄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历史趋势与现代银行的发展方向，他的责任与理想，就是要凭借“晋之信用，票号之殷实”，运用好票号尚在的信用与品牌资产，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绝大银行”，达到“运动全体，抵制外帮”的目的。然而，在清末与民初的政府监管下，票号终于没有成功转型、步入新途，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除了票号东掌、经理的思想矛盾、意见分歧等是票号改革失败的内因外，作为政府在监管的同时是否有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银行机构施以救助之责？政府在票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品牌资产的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银行的转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都给了我们广袤的想象空间

理念领先华尔街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领导百年前金融改革

1823年，著名的票号“日升昌”诞生在山西平遥县城。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大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1893至1910年间，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票号每股红利都能分到近2万两白银，其分支机构也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非常广泛，并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票号虽然带有家族色彩，但其经营方式和管理已相当现代化，其中有些金融理念，百年后才在西方的华尔街出现。

在山西商人从事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票号无疑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的金融机构。它们还通过在国内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金融汇兑服务，大大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歉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歉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收不回贷款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贷款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船漏偏遇顶头风”。山西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从“富甲天下”到破家，晋帮在历史舞台上终于演完了这场人生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