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1992年留学美国，获生物学硕士学位；1994年至2004年在美国从事生物技术研究；2005年初回到国内，担任华纳唱片公司欧西部经理。同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担任特约撰稿人。

袁越，1968年生于上海，五岁随家人去北京生活。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工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事分子免疫学研究。

1992年初留学美国，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动物学系获得生物学硕士学位。1994年至1998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生物工程中心担任研究助理。1998年至2004年在加州圣地亚哥市的生物研究公司从事生物制药研究。

2005年8月加盟《三联生活周刊》，担任特约撰稿人至今。其“生命八卦”系列、“土摩托看世界”系列、“人类三部曲”、“未来三部曲”等作品广受好评，其中，《人类的终极问题》荣获2020年度“中国好书”奖。

乐评文字见于《音像世界》、《我爱摇滚乐》和《轻音乐》等多家刊物，专著有《来自民间的叛逆》（2003）、《20世纪最后的草根艺术》、《生命八卦》、《土摩托看世界》。

2014年，出版《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一书。

2020年3月14日，撰写《“群体免疫”之前世今生》一文。

2012年11月7日，袁越表示：“记者要基于证据进行转基因科学报道，比如说食品添加剂、食物激素等选题，同时要克服道德审判的冲动，多听一些靠谱科学家和权威科学机构的意见，审慎进行有机农业食品、各种养生方式的报道。”

袁越认为，记者要尊重科学、尊重主流观点，多去向科学家求证，获得确凿的科学事实。对于有科研背景的记者，袁越则建议他们“做出深度，用自己的文章去引导同行，引导大众正视转基因工程”。

2013年7月17日，袁越表示：“育种主要有三个技术，第一是杂交，常规育种都是杂交过来的；第二，分子技术被掌握之后，产生了一种分子标记的育种；第三就是转基因。转基因只是育种这个大产业下面的一个技术而已。技术是不能用好坏来形容的，而是要看这个转基因技术带来的产品是什么。虽然转基因只是三个育种门类中的一个，但它却不可替代。因为转基因利用优质基因提取，可以创造新的优质体系，这是其他育种方法做不到的。”袁越还表示：“转基因在中国推广遇到阻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新品种审定的问题。中国新品种审定规定，新产品要比旧产品提高5%的产量，才允许进入品种审定环节，这就相当于把产量当成了唯一指标。而转基因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保产稳产，减少杀虫剂使用量。”

袁越表示，从事转基因报道多年，我发现如果与反对转基因的人讨论是否支持转基因，结果往往是反对者胜利。因为争论要不要发展转基因本身，就是反对转基因的行为之一。

袁越指出：想当年外国种子公司进中国，没有引进本国最好的种子，只是引进了一点新优势，却足以把中国落后30年的种业冲击得支离破碎。所以我们现在早就不该讨论转基因是不是有害，因为中国种业已经落后国外多年，我们现在使用的种子是国外20~30年前的产品，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在传统育种领域的技术落后得太远，很难追赶。但是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才20年，追赶起来相对容易。中国要发展种业，必然要走转型之路。

2014年11月，袁越在新书发布会上说，“评价一种技术的好坏，第一要看它服务于谁，第二要看它是否划算。”针对社会上质疑转基因的声音，袁越认为，“技术是中立的，任何一项技术，都不存在什么好不好的问题，只要有需求就会流传开来”。他说：“作为一项新的育种技术，转基因之所以被发明出来，也是因为有价值。另外，任何新技术的出现，都必然伴随着旧技术的失宠，甚至被淘汰。”

在《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一书的发布会上，袁越表示，《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是他用七年的时间走访美国、巴西、阿根廷、英国、法国、西班牙、菲律宾、印度、中国等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通过征询全球生物领域科学家，访谈各国转基因政策制定者，现场采访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民等之后的所见所思。

袁越称，转基因虽然只有30多年的历史，却已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扭曲得面目全非。而自己是从2007年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写过十几篇专题报道和分析文章，本书就是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