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小平（1915年2月-2012年1月），山西太原人，1915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市，电影事业管理家。1928年就读于太原阳兴中学，1931年当选山西省学联募捐部长。1932年起从事业余戏剧活动。1936年10月参加革命，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宣传股长、宣传队长等职，做过编剧、导演。1940年加入中共。1943年4月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留校任教，1945年任抗大文工团副团长。抗战胜利后历任东北军政大学西满分校宣传股长、东野上级干部大队俱乐部主任等职。

袁小平是峨眉电影制片厂主管生产业务的第一副厂长，堪称在我国电影管理方面做出成绩的电影事业家。山西太原人。曾任山东青年抗敌决死队太岳区队、第一纵队宣传队队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大总校文工团副团长、东北双城军政大学俱乐部主任。1948年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建国后。历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深圳影业公司总经理，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四届常务理事。著有独幕放剧剧本《地窖》 、《上帝的儿女们》。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剧照

袁小平是山西省太原市人，1915年2月生于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太原阳兴中学，怀着青年人的一腔爱国热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当选为学校的代表，在省学生联合会任募捐部长，为声援爱国将领马占山奋勇抗战，曾举办了“援马游艺会”。因斗争的需要，而同文艺发生了关系。从1932年起，他热心从事戏剧活动，先后参加业余的同仁组织 “春明”、“亚波罗”、“五月”、“雪花”、“太原”等剧社的演出活动。在“国防戏剧”的影响下，与剧社同仁排演了田汉、熊佛西、于伶等人写的话剧《湖上的悲剧》、 《屠户》《O.S.O》等。

当时，请在北京大学学过戏剧专业的张季纯为剧社讲课、排戏，传播介绍了戏剧知识。随后剧社又演出了一些外国古典戏剧，诸如歌德的《克拉维歌》、莫里哀的《悭吝人》、 哥尔多尼的《女店主》等，以及日本著名剧作家菊池宽的进步话剧《父归》，还有《婴儿杀害》等。1935年，白色恐怖笼罩着太原，他转而参加西北剧社。1936 年 10 月，袁小平正式参加革命，进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薄一波负责的决死队前身的训练班。次年8月，他正式参军，担任决死一总队的宣传队长。此期间，无论编剧、导演，还是登台表演，他都搞过。1940 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枫》

从太原剧社到决死队期间，袁小平用肖平的笔名创作过四个话剧。1934年写的《地窖》，通过一个小姐的恋爱故事表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主题；《上帝的儿女》则讽刺了基督教徒的伪善（这两个剧本都刊载在张季纯主编的《文艺舞台》上）。1938年写的《上当了》，是个多幕话剧，揭露汉奸的欺骗行径。1940年写的五幕话剧《人民子弟兵》，描写抗日战争中的军民鱼水关系，歌颂了子弟兵为人民的思想。这个戏参加了刘伯承的一二九师的全师会演。　1942年薄一波政委派袁小平去延安 “鲁艺”学习。他离开山西前往陕北，路经绥德被留下“整风学习”。后来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工作。日寇投降后，袁小平随学校开赴东北（学校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袁小平任文工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期间这个文工团活跃在东北境内，转战不少地方。锦州战役结束后，大军进关，组织上委派袁小平到黑龙江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为电影事业贡献力量的新的一页。

袁小平在东影（后改为长影）历任总支书记、生产副厂长和代理厂长近三十年。1975年，他被调往四川，任峨影第一副厂长。长期以来，他勤勤恳恳地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在实践中摸索并掌握了电影艺术的各种规律。作为电影事业家，他熟悉业务，善于领导，在抓创作抓生产方面形成了一套办法。他同创作人员的关系密切，成为业务干部的好参谋、好帮手，深受创作人员的拥戴。

例如，1979年他在北京开会时，看到改编绘制的连环画《枫》，感到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题材新颖，虽然写了一场“文革”中的武斗悲剧，但内容和主题立意合于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精神，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又适合电影表现，于是推荐给厂的编辑部门，并介绍给了导演张一。又如《法庭内外》拍摄过程中，主要创作人员面对各种舆论感到压力很大，影片几乎濒于停拍。

袁小平坚持原则，态度积极，给导演鼓劲儿，帮他们解除顾虑，要他们正确对待来自各方的意见，让导演相信中央的文艺路线和政策，指出不能仅从一部作品考虑，要着眼于今后的艾艺路子如何走，等等。在他的支持下，创作人员坚定了信心，终于使这部优秀影片得以同广大观众见面。

1982年《电影新时代》

第二届“金鸡奖”揭晓，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得两项奖。荣获最佳编剧奖的张弦同志在《情投意合》一文中畅谈感受，他写道：“……这要首先归功于‘媒人’——峨影厂的领导同志。在第四届文代会期间，他发现了我这篇小说后，就交给张其、李亚林两位传阅。第二天，他们就一块找我来了。‘媒人’基于对双方的了解，双方基于对‘媒人’的信任，‘恋爱’一开始就有了好兆头！不久，张、李二位冒着严寒千里迢迢来找我：‘厂领导叫我们就指望在你这棵树上吊死了！’如此盛情，如此决心，我怎能不深受感动呢？” （见《电影作品》1982年第2期）他所说的厂领导，那位“媒人”，就是袁小平。慧眼识真金。袁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篇小说，看准它的深刻性，因此促成影片的问世。可以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部影片，闪现出袁小平的真知灼见，倾注着他的心血。

多年的实践，使袁小平积累了丰富的制片管理经验，同时他还亲自参加了电影体制改革的工作。1956年，电影界的几位领导同志到南斯拉夫等国考察，回国后开会研究中国电影体制改革问题。同年袁小平也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赴芬兰进行友好访问。随后他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起草了体制改革方案，准备试点实施。不久改革方案及袁小平本人都遭到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冲击；又经十年动乱，袁小平历尽坎坷。正如他在一篇文章里所讲的：“我在制片厂工作了大半生，和电影界的同志们共同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误的苦恼，还承受过非难、指责甚至迫害。”体制改革方案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三自一中心”，即创作人员有根据自己生活和爱好选择题材的自由；主要创作人员为了形成风格和流派，在创作上可以自由结合；制片厂和创作集体在经济上要自负盈亏；在电影的综合创作中要以导演为中心。

回顾我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考察电影事业的发展情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今天仍然应当承认：“三自一中心”方案是符合繁荣创作、促进制片生产的客观规律的。

1979年袁小平率电影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观访问。他还继续在为我国电影体制改革探索道路，并自觉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联系我国电影的生产实际，进行认真的研究，找寻符合电影生产的规律，从而为体制改革开拓新路，使这一工作增强科学性，避免盲目性。

1980年《电影艺术》目录

我国的电影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强有力的工具，影片肩负着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任务。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只重视和强调影片的政治教育和宣传作用，却避而不谈影片的商品属性。为此，袁小平强调说：“我认为影片是商品。这个看法总没能得到响应，其实它是客观存在。不敢承认影片是商品，认识是不全面的。影片既是艺术品，也是商品，有供产销的特性。要承认价值规律，应鼓励竞争，搞优质优价。”还指出：“总把商品同资本主义划等号，这是不对的。应作科学的具体深入的分析。”

他在1980年12期《电影艺术》上发表了《关于改革电影事业管理体制的我见》一文，围绕“影片是商品，制片厂是企业”、“分工协作，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和“发行体制也要改革”等三个方面，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不久，他又以“按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电影艺术的繁荣”为题，将上述论点引伸一步，提到理论的高度进行论述，既重申“影片是艺术品与商品的统一体”、“基本经济规律要求提高影片艺术水平”和“电影事业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等基本观点外，还提出：“批评电影创作不宜笼统地归结为‘追求票房价值’和‘商业化倾向’”的观点。

1982年春，他专门撰文就《电影新时代》上《评电影的商业化趋向》一文提出异议。袁小平的观点是：“盈利、利润、‘票房价值’等词，从字面上看，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用语相同，但含义上有着本质不同，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或者冠以‘商业化’、‘商业化趋向’加以批评是有害的。”他阐述了三个核心问题：一、影片进入交换，客观上必然是商品；二、按经济规律办事，促进制片厂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并非加速了“商业化趋向”；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并没有使电影为求盈利而拍摄庸俗低下的影片。

袁小平重视体制改革，他的指导思想是：搞改革，就是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给创作人员充分的创作自由，体现出艺术民主。作为领导，就是要帮助创作人员放心大胆地从事创作，帮助他们切实按照两个规律，即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亦如文章所总结的：“电影的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掉在体制上和经营管理上妨害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不合理部分，更好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电影创作的繁荣，使其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上述所有这些观点，对电影体制改革，繁荣电影事业，无疑都是有宝贵的参考价值的。

袁小平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联委员。他表示，今后仍愿在体制改革方面多出点力量，多发挥作用。他充满信心地说：“电影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我相信电影界的同志们一定会从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把管理体制的改革搞好，促进电影事业的繁荣，使文艺园地里这朵电影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