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答李淑一》是用
苏州弹词的
曲调创作,为
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品,曾经风靡大江南北。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是苏州评弹艺术创新的经典代表,而且在新中国的音乐史上也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
创作缘起
1958年元旦,《蝶恋花·答李淑一》最先在《湖南师院》院刊上发表,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就在一片轰动声中,上海的评弹艺人
赵开生萌发了对《蝶恋花·答李淑一》新的想法,他要把《蝶恋花·答李淑一》搬上评弹的书台。
全国各界掀起了“技术革新”的浪潮,文艺界也不例外。当时,年仅23岁的青年评弹演员赵开生在心中酝酿:艺术要表现时代的精神,那么,作为一名评弹演员,能否把毛主席的诗词改编成评弹来演唱呢?
赵开生意识到,对《蝶恋花·答李淑一》,首先要懂得诗词内容、意境、写作背景,了解深刻以后再来配曲。
谱曲经过
赵开生对两位忠魂有了认识和感情以后,再来看《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诗词,就有了新的体会、新的激情。
当时,用评弹谱唱《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个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的大胆尝试。毛主席的诗词有着博大精深的革命思想,宏伟的革命气魄,充沛的革命激情,而评弹曲调以前所表现的都是传统书目。但是,评弹曲调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丰富的表现能力,可塑性比较大,并且和中国传统的诗词形式比较接近。如果加以革新、改造,是可以为新的思想内容服务的。凭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赵开生下定决心,要把毛主席的诗词搬上评弹的书台。
为了更好地理解诗词的内涵,赵开生专门请教了一些作家朋友,请他们为他详尽地解释诗词的背景和内在感情。有了感情的积淀,赵开生又一遍一遍地朗读,根据情绪的起伏,采用抑扬顿挫的朗诵音韵,于是,《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初稿在朗诵中自然而然地就谱出来了。
在真正开始创作以后,赵开生又碰到了许多实际的问题。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严格的词牌格式,长短句构成。在演唱时,如果只是生搬硬套现成的评弹流派唱腔,演员在演唱时就无法顺畅,又难以表达其中的感情。究竟应该怎样设计唱腔呢?这个问题在赵开生脑海中盘旋了很久。
所有的流派腔,赵开生把它全部打碎,从第一句开始,蒋调(评弹艺术家
蒋月泉)的基础,丽调(评弹艺术家
徐丽仙)的唱法,唱到“直上重霄九”,慢的腔不行了,就用沈调(前辈弹词名家
沈俭安)和薛调(前辈弹词名家
薛筱卿)快的节奏来唱。吴刚的出现,觉得他是个劳动人民,想到陈调(清乾隆、嘉庆年间弹词大家
陈遇乾所创)唱起来比较厚实一点,就拿陈调来唱。
“寂寞嫦娥舒广袖”没办法唱,俞调(清代评弹老前辈
俞秀山)也不行,祁调(评弹艺术家
祁莲芳)也不行,唱来唱去不行,怎么办呢?赵开生从歌曲中去寻找,走路的时候哼,有一首歌《崖畔上菜花崖上红》,他想“寂寞嫦娥”的开始可以用这个曲。“舒广袖”用了一个8度的大跳,为什么呢?本来嫦娥是非常寂寞的,但是两位忠魂的上天,接待两位贵客,非常激动。所以嫦娥“叭”一甩,翩翩起舞,这个味道就唱出来了。
一首曲子从产生到成熟,要吸收多种艺术成分的滋养和经过无数的斟酌修改。赵开生看到作曲家李劫夫在创作的歌曲中有“啊……”的抒情演唱,委婉铺叙,他就吸收到自己的曲谱中。他还把京剧倒板的一些唱法也融入其中。同时,赵开生虚心地向评弹界和音乐界的前辈请教。著名的评弹演员
张鉴国、徐丽仙向他指出,每一音不宜拖得过长,而应增加音律的曲折。青年演员
石文磊和赵玲玲建议说,如果采用长板的唱法,太过于工整,应该把整齐的音阶打散,增强冲击力。赵开生的老师
周云瑞老先生精通音律,他也亲自帮助修改,在演唱间歇的伴奏音乐中加入了许多旋律,使整首乐曲更加灵动丰满。可以说,在整个创作修改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赵开生说,“《蝶恋花》成功凝聚了许多人的功劳”。
重大演出
用评弹谱唱《蝶恋花·答李淑一》,首次公开演唱是在上海的西藏书场。青年演员余红仙演唱,
三弦和
琵琶伴奏。当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唱出,观众们就被昂扬的旋律所吸引,最后一句“泪飞顿作倾盆雨”唱完后,余音渐渐消散,台下的1000多位观众仍沉浸在歌曲的震撼中,没有一点声音,片刻,掌声雷动。
1960年秋,领导通知余红仙到锦江小礼堂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演唱《蝶恋花·答李淑一》。当观众听到“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由回荡转入高亢的曲调,“寂寞嫦娥舒广袖”舒缓欢愉的音乐,以及最后两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的充沛磅礴的旋律,感染到观众的不仅是那些具体的吴刚捧酒、嫦娥迎舞、忠魂泪飞的形象,还有洋溢在这些形象后面的激越的情愫,震撼了心弦。尤其是最后两句,它唱出了对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无比振奋的心情,根据原词的结构为全曲音乐形象的完成,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两句曲调便是大大突破了评弹固有的温文平稳的表现风格,是音律、诗情的融合和升华。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特地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且高兴地对余红仙说:“《蝶恋花》的曲子谱得很好,唱得不错,尤其是最后两句更有激情。”总理还说,你在唱“泪飞顿作倾盆雨”时,用了一个挥泪的动作,这并不符合毛主席原作的思想感情。毛主席是说,烈士英灵知道推翻了蒋家王朝高兴得流泪了,这是激动之泪,是喜泪,不能用悲伤流泪的动作来表露。最后对余红仙说,以后我还要听你唱呢!
在1961年1月22日,
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举行音乐会时,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上海合唱团200人的合唱队伴唱,余红仙独唱了弹词《蝶恋花》。经著名作曲家黄贻钧和著名指挥司徒汉等人的精心编排,作品更加完整,它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了乐坛,就此享誉全国。
经过音乐家黄贻钧、司徒汉等人的精心编配,作品更加完整。意气激昂的旋律在音乐厅里起伏回旋,管弦乐队的伴奏,气势磅礴,最后的合唱把这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篇推向了高潮,连歌数叠,歌声虽尽而词意不尽。一曲终了,座下掌声如雷。这也是评弹这一江南曲艺形式第一次与西洋交响乐相结合。它以抒情的演唱和恢宏的气势轰动了乐坛,从此享誉全国。
评弹评价
《蝶恋花·答李淑一》是用苏州弹词的曲调创作,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优秀作品,曾经风靡大江南北。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是苏州评弹艺术创新的经典代表,而且在新中国的音乐史上也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
《蝶恋花》一曲,越出苏州评弹和曲艺的领域,成为全国广大文艺爱好者共享的家喻户晓的名作,扩大了评弹艺术的影响,并得到周恩来和陈云的高度评价和亲切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