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科是三国时期蜀汉用以约束蜀地军民，治理蜀汉用的法律，刘备在平定益州以后，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五人一起研究制造蜀科。

《蜀科》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法律，蜀汉在刘备定都成都以后，就着手制定典律。

根据《三国志·蜀书·伊籍传》记载，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人“共造蜀科”以推行诸葛亮“以法治蜀”的主张。

其内容已不可考，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蜀国执法虽严峻，但公正公平，百姓无怨。

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三国志中批评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正传》更清楚指出，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行法和教化合一。诸葛亮的法治哲学主要来自于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韩非，以及前汉的新儒家董仲舒。主张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为劝戒及训励蜀国官员将士，制定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执行条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 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