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圈》是当代作家阿来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杂志《收获》2015年第3期。

斯烱和哥哥都是私生子，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自卑，而是积极乐观地生活。她本在民族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可以做国家干部，却因哥哥法海的失踪而被迫回到机村。她走了母亲的老路，带回一个儿子胆巴。生活艰辛，但她并没有说出孩子生父，也没有怨恨任何人。某一天，斯烱在山里遇到了传说中的蘑菇圈。在饥荒和干旱时期，蘑菇圈的存在为阿妈斯烱度过难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自然的无私给予了她宽广的胸怀，心存感恩的她怀着以德报怨的精神帮助他人。她不仅用自己照料的蘑菇养活了家人，还偷偷送给曾经嘲笑她的村人。

而当工作组和商贩们几进几出之后，释放的物欲像一场初冬的寒风，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这个古朴的藏族村庄。为了松茸的惊人利润，机村以及周围地区都疯狂了：寺院里的喇嘛假借“封山育林”的幌子采集松茸；机村村民如饥似地挖掘松茸，将山林捣腾得千疮百孔；丹雅以“野生松茸资源保护与人工培植”的策划掩人耳目，计划骗取国家的大笔扶持基金。又是一年蘑菇季，阿妈斯烱意识到，自己腿不行了，明年不能再上山到自己的蘑菇圈跟前去了。胆巴在跟她通话后，决定将母亲接到自己身边。胆巴直到冬天，才回到机村来接她。离开村子的时候，阿妈斯烱说，我的蘑菇圈没有了。

阿来写作“山珍三部”的灵感，来源于一次青藏高原之旅。那一回，他在路上遇到一群在路边兜售着奶酪、动物毛皮以及虫草的少年。阿来知道，在适当的季节，他们嘴里还会叫卖着“蘑菇，蘑菇！”他很熟悉这些孩子，因为他自己也曾属于他们。阿来停下车问其中一个孩子，打算用这些钱派什么用场。孩子说，给姐姐买跟同学一样的东西，姐姐在城里上学，得有和同学一样的穿戴。那刻，阿来的心就这样一句朴素的语言打动了。当天在旅馆里，阿来开始了《三只虫草》的故事。他想为一个可爱的高原少年写作，并且，他不仅要写少年，还要写哺育了少年的那块土地、那片山林以及自然中的一切。沿着这个思路，《蘑菇圈》与《河上柏影》也相继应运而生。

斯烱：故事主人公，藏族人。在走出机村前，斯烱对外边的世界充满渴望与期冀。为此，她学过几个汉字，掌握了汉人处理蘑菇时千奇百怪的烹饪方式，后来甚至高高兴兴地随工作组离开村庄，到民族干部学校读书去了。而当斯烱再次回到机村时，她不再是穿着灰色干部服的小姑娘，斯烱走上了与她母亲相同的道路，为机村带回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面对生活的突变，她将其遭遇的一切称为“洛卓”，即宿债，她坦然接受一切，以一位母亲的身份而活。在饥荒之年，她偶然遇到了蘑菇圈，正是这些蘑菇让斯烱一家安然度过荒年，从此之后山林里的蘑菇圈便成为斯烱的秘密。阿妈斯烱守护着蘑菇，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照料它们。

刘元萱：工作组组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元萱怕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和声誉，狠心抛下阿妈斯炯和胆巴母子，没有承担起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到了新时期，他在生活上夸张地称赞阿妈斯炯所采的蘑菇之美味，在工作上利用职权助力胆巴的仕途，以这种方式来缓解良心的不安，来回报那个给他留续香火的阿妈斯炯。

丹雅：刘元萱女儿。在离过两次婚、创过三次业以后，丹雅终于开了窍，决定盘活当地资源，启动一个野生松茸资源保护与人工培植综合体的项目。为了让人们相信她公司的野外培植松茸项目的成功，让人们看到野生状态下松茸的生长过程，她在阿妈斯炯随身物品上装了GPS，准确定位到了作为机村秘密的蘑菇圈，并安装了摄像机。

小说以蘑菇为引子，以社会变迁背景下阿妈斯烱的一生为线索，用故事中人物的命运变迁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反映了六十年的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进程。小说攫取了藏区一个偏远的村落，机村虽封闭但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社会向前的潮流多少波及到这个起初把所有菌类称为蘑菇的村庄。六十年的时间，它经历了饥荒和自然灾害，也经历了“文革”、大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因此它不仅是阿来塑造的藏区一隅，俨然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长在山林中的蘑菇与机村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靠蘑菇度过荒年和旱灾。但这大自然的馈赠人们并没有珍惜，而是沦为他们在物欲追寻中赚取金钱和谋取私利的工具。阿来用其看似平淡的语言描写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类世界，却尖锐地剖开社会的多面性，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将人性的善恶美丑在时代的变化中显现出来。

阿来通过故事中人物和蘑菇的命运，折射出现实世界中欲望膨胀和精神浮躁的众生相。曾经只会简单品尝蘑菇鲜美的机村人在蘑菇值钱后开始掠夺似地采摘，曾经能够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人们却变成了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的刽子手。这种群体性的人性迷失，追根溯源是因为机村是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被迫裹挟着前进，在这杂糅着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等复杂元素的畸形的前进轨道上，缺少助跑的人们精神层面出现了断裂，而集体的人性就在这断裂声中走向了裂变与扭曲。可以说这是机村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但悲剧不代表绝望。正是有如阿妈斯烱般个体的存在，代表着漆黑夜空中充满希望的星辰，这也正是作者对人性展开揭批的同时潜埋的美好期望。

乡土情结

小说中的乡土情结体现在作品的文本构造上。故事的结构是以主人公阿妈斯炯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时间顺序）。阿妈斯炯生在、长在农村，没有真正离开过农村，最终也留在了农村，终其一生都是与农村紧紧相连，其浓烈的乡土情结可想而知。在故事中，胆巴升职为邻县县长后，隔一段时间都要接阿妈斯炯来住一段时间，但每回阿妈斯炯都住不长。她担心着家里的院子，想着她的那些蘑菇，她离不开机村这块土地。这是阿妈斯炯的乡土情结的直接表达。同时，阿妈斯炯是从自然中寻求友情的，她将自然中的小精灵当朋友来对待，这是她心灵的慰藉。蘑菇圈也是阿妈斯炯的“朋友”，阿妈斯炯愿意一辈子守着蘑菇圈，一辈子待在机村，所以故事结尾处阿妈斯炯伤心的不是她老了，而是她的“蘑菇圈没有了”。

象征意味

蘑菇圈，是高原地区特有的一种自然景观，是蘑菇真菌用“孢子”繁殖后代的结果。小说中，蘑菇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所经历的命运变迁恰恰就是当代社会理性异化的缩影。在相对原始的生产环境中，机村人一边聆听布谷鸟的鸣叫，一边用牛奶烹煮羊肚菌。与生态融为一体的机村人尽管并不富有，却能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而当外部世界的人、工具、思想闯入机村之后，以蘑菇为象征的生态资源便有了更现实的理性意义。它可以满足人的口腹之欲，也可以作为仕途晋升的重要砝码，还为机村人打开了难以抵挡的财富之门。

时代叙事

《蘑菇圈》的叙事时空中，当代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和政治事件，从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有明确的交待，而且围绕这些事件展开了详细的叙述：工作组为了完成粮食产量翻番的目标，动员公社社员拼命往麦地施肥，结果因为麦子长得过于茁壮迟迟不肯熟黄，被连续三夜的霜冻给全部冻死，最终庄稼颗粒无收，社长上吊赎罪。文化大革命时期，机村在外上学的红卫兵开着卡车回来，兴冲冲地揪出了村里最大的当权派刘元萱，在村里广场燃起篝火连夜开批斗大会，散会后又打断他的一条腿和两条肋骨。

阿来的《蘑菇圈》深情书写自然与人的神性，意深旨远。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阿妈斯炯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有慈悲而无怨恨，有情义而无贪占，这一切构成了深切的召唤，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

小说《蘑菇圈》以特定的高原物产——蘑菇作为切入点，以食物叙万物，勾勒出了在一段特定历史年代下的众生相。作者以蘑菇圈之小见人性底层的贪婪，以蘑菇圈之退见现代物欲社会铺天盖地地席卷之势。（《北京晚报》评）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藏族，现任四川省作协主席。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诗集《梭磨河》《阿来的诗》，中短篇小说集《月光下的银匠》《遥远的温泉》《三只虫草》等， 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云中记》等。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及百花文艺小说、散文奖“双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大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意、西、俄等三十余种语言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