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战败投降。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中、美、苏等盟国很快就把遣返日侨俘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9月29日，在重庆召开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出“尽快制定遣送日人计划”，包括“东北（满洲）日人遣送计划”。10月25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返日侨俘会议，确定将所有滞留在各战区的日侨俘遣返回国；中国战区日侨俘按照先关内、后关外的顺序加以遣返，中国负责陆路输送，美军负责海上输送。1946年1月10日，“军调处三人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代表马歇尔)商定，设立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总体部署，具体遣返工作由国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除安东和大连的日侨俘由民主联军和苏军直接遣返以外，其余滞留东北的日侨俘全部经由葫芦岛港遣返。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军国主义为吞并中国，广田内阁宣布，把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国策”，提出了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使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按此计划，在抗战中日本政府不断向中国“移民”“开拓”。日本投降前，其在中国东北（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日侨和日本军人就达到237.4万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到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的投降电文后，中华大地万众沸腾，举国同庆。全国各大战区都举行了自己的受降典礼。16个受降区、16个受降主官、100处缴械点。河北省籍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被委任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负责接收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的日军部队。接到命令后，孙连仲在北平设立前进指挥所，指派副参谋长吕文贞少将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办理日军投降的具体事宜。

为了尽快将日本侨俘送回国，1945年10月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专门会议，并制定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遣送归国计划》。1946年1月7日，在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会议上，三方决定从1946年4月起，开始全面遣返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1946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东京举行会谈，明确了在遣送东北日本侨俘问题上，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分担的责任。中国政府负责将日本侨俘集中到港湾地区，直到登上在辽宁省葫芦岛停靠的回国船只为止。美国政府负责调集日本船舶和美国海军部分船舶，以及具体航行路线。

国共双方以及美、苏两国代表就遣返日本侨俘达成相关协议后，国民政府东北行辕成立了“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后又更名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委任国民党207师少将师长李修业为处长；在解放区，中共成立了以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李敏然（李立三）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管理处”，分别领导遣返日侨工作。

1946年4月23日，所有滞留中国东北的日本侨俘，陆续接到中国国民政府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发出的“向葫芦岛港集中，统一遣返回国”的命令。1946年5月7日上午，两艘装载着2489名日本侨俘的美国轮船驶离葫芦岛港，拉开了大遣返的序幕。

从1946年5月7日开始，锦州北大营、锦西张蒋屯、葫芦岛港码头，每天都流动着数以万计等待遣返归国的日侨。根据事先安排，原来居留在锦西、锦州、锦县等临近葫芦岛地区的日侨率先遣返，以便腾出房屋辟做临时集中营，接待从别的地方转运来的日侨。由于美军联络处对遣返者有一项特殊规定，遣返者在必须经过霍乱和伤寒等传染性疾病预防注射之后，还必须经过7天的健康隔离检查，确认无事之后，才能允许乘船回国，所以遣返工作比原来预想的速度缓慢了许多。按照美方这项规定，日侨俘管理处分别在葫芦岛、锦西、锦县、锦州等地设置了隔离收容所，其收容能力在10万人以上。后来由于发生霍乱、水灾和内战，以及交通运输局部停滞等原因，这几个收容所已经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遣返人员，遂又把沈阳铁西工业区一些废弃的厂房和仓库略加改造，增设了12个收容所用来应付急需。按照遣返计划，经过健康隔离检查的日侨，可直接转运葫芦岛港登船回国。但是由于气候、风向、海浪不利航行，以及燃料不足、机械故障等诸多原因，载运日侨回国的轮船很少如期如数到港离港，所以滞留在锦州、锦西两地的遣返者远远超出预定的人数。实在拥挤不堪，连葫芦岛港码头上都辟成了露天收容所。登船之前，负责卫生检查的美军士兵背着喷雾器，先将船舱里外喷洒一遍DDT（滴滴涕）消毒，然后在舷梯入口处，将DDT液往每个登船的遣返者身上喷洒，浓烈的化学药味刺激得遣返者忍不住直打喷嚏。

葫芦岛至日本佐世保、舞鹤、博多三大港口之间的海面上因为遣返数量之大陡然繁忙起来，每天都有数十艘运送归国日侨的海轮穿梭航行。那些海轮五花八门，除了航空母舰和潜水艇，哪种类型的船只都有。诸如美国的货轮，日本的商船，美国海军的坦克登陆艇、日本海军的扫雷艇……凡是在这一片海域上能够利用的船只，几乎都利用上了。自遣返开始后，葫芦岛每天都有接运日侨的轮船进港，平均每船载运2000人，最多时候一天有7艘轮船离岸。

遣返之初，纪律不甚严明，约束不甚严厉，一些犯有罪行的日本人，向遣返工作人员和国民党官兵施以小贿，趁机混入遣返队伍，逃避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比如伪满皇帝溥仪的弟媳、日本皇室宗亲嵯峨浩，长期在中国从事文化侵略的大学教授斋藤茂等都以行贿手段买通某些工作人员，登船撤走。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曾以《战犯个个放走，金牙个个拔掉，如此检查》为题，披露了这种令国人所不齿的丑恶行为。为了平息舆论所指，维护遣返工作正常进行。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从辽宁省各界，临时抽调100多名青年干部，全部授予尉官军衔，成立港口统一检查署，开赴锦州、锦西两地，负责遣返中的督察、纠查工作。

7月12日，解放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的主要精力都投注在战场上，遣返日侨工作难免不受影响。遣返之初，运送侨俘的火车能够按时进站，按时出发，每节车厢里的人数不超过80人，沿途各站均有食品和饮水供应。6月中旬以后，遣返工作突然艰难起来。客车货车都忙着运输军火，大站、小站都聚着军人，一切都在忙于战争。运送日侨的列车不能正点进站，也不能正点发车，车厢也不能如数拨给。运行过程中，时常在哪个小站里临时待避，一停就是几天。没有饮水，没有食物，日晒雨淋，日侨们啼饥号寒叫苦连天。进了7月，情况更加糟糕，抽不出专用列车来运送日侨，只能利用运送军火的回程空车，有时连回程的空车也没有。集中待运的日侨堆积在收容所里，度日如年一样守望着。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把这种情况及时报告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长官。杜聿明亲自打电话给兵站司令蒋瑞清，指示他必须保证拨足火车，供应遣返工作使用。此后，遣返工作才得继续进行。

1946年11月27日，最后一艘载运日侨俘的轮船“第一大海丸”即将离开葫芦岛港。中华民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应日侨善后联络处官员们的邀请，来到船上进行礼节性的送行并作即兴演讲。李修业演讲结束，日侨们多数弯腰低头表示认罪，有些人痛哭失声表示忏悔，也有一些人表现冷漠，流露出不服气、不服输的神情。日侨代表川岛丰太郎向李修业将军等致答谢词：“……在这个秋天，我们受到了中国宽大精神的恩惠，我们永远不忘中国的宽仁敦厚和恩爱。归国后必将遵守李将军阁下的训词精神，决心为中日两国人民将来的合作而挺身迈进。”讲话结束后，日侨善后联络处负责人野村向李修业将军赠送锦旗一面，感谢状一份。锦旗上写：感谢中国。

葫芦岛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曾使中日两国人民反目成仇，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取得彻底胜利才使两国人民重归于好。它还告诉我们，当今的中日和平友好局面来之不易，两国人民应对此倍加珍惜，共同遏制任何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势力和思潮，共创中日乃至世界持久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