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顶，位于山西省五台山台怀镇的灵鹫峰上，寺庙整体金碧辉煌，绚丽多彩，是历代皇帝朝拜五台山时的行宫，具有典型的皇家特色。

菩萨顶，是山西省五台山中规模最大的黄教寺院。位于五台山台怀镇显通寺北侧灵鹫峰上，占地45亩，殿堂楼房430多间。据传为文殊菩萨道场，即文殊居住处，故又名真容院、大文殊寺；为五台山五大禅寺之一。此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471～499年），历代曾多次重修。明朝永乐以后，蒙藏藏传佛教信徒进驻五台山，遂成为五台山黄庙之首。清朝之康熙、乾隆帝曾数次朝拜五台山，住宿于菩萨顶，赐菩萨顶大喇嘛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等，均须向大喇嘛进贡。

全寺占地四十五亩，顺山就势而筑殿宇，布局严谨。寺前有石阶一百零八级。山门内有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等建筑。

各殿均用三彩琉璃瓦覆盖。又，寺内有康熙御碑，方座螭首，矗立在前院；乾隆御碑在东禅院碑亭内，以方形巨石雕成，高六公尺，每面宽一公尺，上刻汉、满、蒙、藏四种文字。

菩萨顶盘踞山头，地势较高，加上这里殿宇云集，布局严整，因此显得雄伟壮观。山门前的108级石阶，暗指山西旧属的108个县。游人参观菩萨顶时，往往在这些石阶上俯视台怀镇全景，留影逗留。

菩萨顶山门内分布着天王殿、钟鼓楼、菩萨顶、大雄宝殿等主要寺庙建筑，这些建筑的屋顶，都用三彩琉璃瓦覆盖，显得五彩缤纷。虽经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色泽如新。

东禅院当中的碑亭，耸立着两通乾隆皇帝的御碑，每通御碑高达六米。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的碑文，简述了菩萨顶的历史和乾隆皇帝朝拜五台山时的经历，书法字体流利，气势不凡。

菩萨顶现存建筑，全都是清代所重建，其形制和手法，多参照皇宫官制式，显得富丽堂皇，尤其雕刻艺术，最值得珍视。

菩萨顶是满族语言的叫法，意思是文殊菩萨居住的地方。菩萨顶历史悠久，到了清朝，它实际上成了皇室的寺庙，地位极其尊贵。沿一百零八级石阶登高，按照佛家的说法，就把人间的一百零八种烦恼踩在脚下了。置身牌楼下，手抚门柱，回身四望，远处的山，山上的云，近处的清水河，雄壮多姿的寺庙建筑群，都收入眼中，深感“灵峰胜境”四个字点得妙。这里，是很好的登高览胜的观景点。

一九四八年春，党中央机关从延安开赴河北省西柏坡，途中路过五台山，陈毅同志作诗道：“本不游五台，迂道时日紧，至今有余欢，曾踏菩萨顶。”菩萨顶现在占地面积九千一百六十平方米，有殿堂僧舍等大小房屋一百余间，布局结构紧凑而有变化，且均为清朝康熙年间的建筑。全寺建筑大体上可以分为前院、中院、后院三个部分。

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文殊殿等。两旁，对称地排列着钟楼、鼓楼、禅院等。主殿居中，高大雄伟；配殿位居两侧，左右对称。全寺建筑的布局不但中心突出，而且壮观恢宏，加之红柱红墙，金色琉璃瓦，更显得金碧辉煌，富贵豪华。其形态，其气魄，一点也不逊于皇家宫室，真是一派佛国仙境的景象。

菩萨顶各主要大殿的布置和雕塑，具有浓烈的藏传佛教色彩。面阔七间的大雄宝殿内，后部供着毗卢佛、阿弥陀佛和药师佛，前面则供着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像。文殊殿内的文殊像，与一般佛教寺庙（青庙）内的文殊菩萨像不同，它是按藏传佛教的经典规定制作的；头取旁观势，腰取扭动势，发取散披式，同时身挂璎珞，显得特别活泼、生动。两侧墙壁上，还挂着唐卡——绘在布上的藏画。另外，大雄宝殿、文殊殿的柱头上，还挂着桃形小匾，上写梵文咒语。这些，都是藏传佛教寺庙建筑装饰中所独有的。

大雄宝殿，是寺里举行大型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大殿四周有石雕的回廊环护，前面则与卷棚重檐式的献殿连为一体，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内供释迦、弥陀、弥勒三世佛。在这座庄严的大雄宝殿里，我国藏传佛教的大活佛达赖、班禅朝拜五台山时都曾在这里讲经说法。同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生前于1980年参拜五台山时，也曾在菩萨顶寺大雄宝殿讲经说法。

从菩萨顶大照壁仰首上望，108级石台阶层层铺到高处，十分陡峻，仿佛一架天梯直架天宫。沿108级石台阶步步登高，就把世上108种烦恼踩在脚下了。耸立于石台阶高处平台上的木牌楼，四柱三门，上下三层，七个楼头，雄伟而多姿。牌楼中门大匾上，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灵峰胜境”四个鎏金大字，闪烁有光。登上108级台阶，过华丽牌楼，又有一段石阶连接山门。此段石阶与所有寺院中见到的都不同，垂带石夹着的石阶，中间铺设斜面御路，雕有九龙吸水图案。九龙翻腾，互相缠绕，真可谓“活龙活现”，与北京故宫礓碌铺设没有两样。 大雄宝殿面阔三楹，进深二间，单檐歇山顶，殿顶覆盖琉璃黄瓦，大殿四周有石雕回廊环绕，内供释迦牟尼、弥陀、药师佛三佛。

文殊菩萨大殿院前有石牌坊一座，石壁上有康熙御笔“五台圣境”四字。文殊殿重建于清朝，面阔三楹，进深二间，单檐庑殿顶，殿顶覆盖琉璃黄瓦，历经寒暑数百年，色泽依然如新。殿脊正中置金碧辉煌的鎏金铜法轮。殿内佛坛上供文殊菩萨骑狻猊彩色泥塑像，东西两侧佛坛上则供十八罗汉塑像。菩萨顶的文殊菩萨殿，是朝山信徒必定要参诣礼拜之处。汉地佛教徒朝拜时，一般是供奉、焚香和跪拜。蒙藏少数民族佛教徒朝拜时，则行“五体投地礼”，即头和四肢同时爬俯于地，十分恭敬和虔诚。殿内有藏族佛教徒供奉的藏画12幅，画面用赤金和五彩石质天然颜料工笔画成，是藏画中的珍品。有人还称文殊殿为“滴水殿”。殿檐台下的石阶，有一处高起，状似蜂窝，这是由殿檐年久滴水而形成的矿物水垢。当天空晴朗时，该殿仍像古代计时的“滴漏”一样，隔一定时间滴一滴水。菩萨顶后院放置的大铜锅全山闻名。厚一点的大铜锅口面直径2.04米，深1.15米;薄一点的大铜锅口面直径1.68米，深1.1米。在西廊房檐台边，也置有一大铜锅，口径5尺，深4尺。这些铜锅，过去每年“六月大会”用一次，做斋饭，蒸白面魔王，供所有黄庙喇嘛们集合在一起做佛事活动，跳神镇魔用；腊月初八佛成道日还用一次，放进黄米、绿豆、莲子、栗子、红枣、稻米、桃仁、红糖等，做成“八宝粥”供佛和会斋。

菩萨顶一连三进大殿，有前后套院二处。前院为僧舍禅堂，后院是喇嘛住的地方。两边堂屋上盖孔雀蓝琉璃瓦，钟鼓楼顶盖黄色琉璃瓦，形成强烈色彩对比，非常引人注目。

周堂内和后院圆亭内，分别立有高大的汉白玉四棱碑。碑为方座螭首，高达6米，四面俱宽1米。二通碑均系乾隆御碑，碑身四面分别用汉、蒙、藏、满四种文字镌刻。碑文采用诗体形式，抒发了乾隆皇帝朝五台山文殊圣迹的情怀和感受。字体圆润流畅，结构丰满雄健，是很珍贵的艺术珍品。

寺内还有明清时期碑记八块。另外，该寺还藏有珍贵版本《甘珠尔大藏经》一部。

从清代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开始，每年农历六月初四至六月十五，都要做道场、办法会，菩萨顶当然是中心，其它青庙也大开庙门，迎接各地的香客游人。六月十四日，全山的喇嘛们头戴各种脸谱面具，身穿各种服饰，念着护法经，跳着金刚舞，在菩萨顶“镇魔”；十五日，又在罗侯寺“跳神”，并出来绕街转道。前头驾着弥勒菩萨像，接着大喇嘛坐八抬大轿，二喇嘛骑高头大马，其余僧众，敲锣开道，击鼓鸣号，吹奏庙堂音乐，热闹异常。当地群众和外地游人如潮水般涌着，争相观看。这个古庙会，后世在内容形式上虽有所改变，但一直流传到现在。

据说，五台山的六月古庙会是由西藏传来的。唐时，西藏出了一个叫郎达尔玛的藏王。他鉴于前代藏王极端崇信佛教，一切朝政都请高僧决断，所有行政制度都以经律为准，引起臣民不满的教训，于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实行灭法政策，致使藏地寺院关闭，僧人外逃。于是，在藏喇嘛中便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郎达尔玛藏王灭法，持戒喇嘛仅留下四人，他们商定了一个举办舞会让藏王出来观看，乘机杀死他的办法。六月十五日，由剩下的四个受比丘戒的喇嘛带领，和没受戒的众喇嘛一起，头戴各种面具，在却玛赞楼台下跳舞，藏王在楼上观看。大喇嘛拉龙巴拉丹计预先在袍袖里藏了弓箭，把骑的白马染成黑色。舞蹈进入高潮，藏王看得出神，突然一箭飞来，射中了他的喉头。大喇嘛急忙上马而逃。黑马横渡过雅鲁藏布江，经江水一洗，又变成了白色。藏王手下的人不见了大黑马，也就不再追赶。拉龙巴拉丹计喇嘛安然逃往外地，在一个山洞里坐化。受戒喇嘛够五人才能传戒，现在剩下三个了，就请了两名汉人和尚，又组成五众僧团往下传戒。为纪念这两名汉僧，喇嘛们原来用黄线缝制法衣，从此改用蓝线缝制。为了纪念拉龙巴拉丹计挺身护法，凡喇嘛庙都在每年六月初四至六月十五举办盛大的法会。这个传说，反映了汉藏僧人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

菩萨顶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称“大文殊院”。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僧人法云重建，称“真容院”。宋景德年间，真宗敕建，设文殊像，赐额“奉真阁”。明永乐年间，真容院“敕改建大文殊寺”。明朝以后至今，一直沿称“大文殊寺”（又称“菩萨顶”）。菩萨顶极盛时期是在清朝。

顺治十三年（1656年），将其改为喇嘛庙。此后，康熙皇帝又赐菩萨顶大咧嘛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其中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统统向其进贡。这是清廷以黄教怀柔蒙古、西藏的重要政策。清朝皇帝、蒙古诸王公、西藏喇嘛也每每朝礼五台，一般都住菩萨顶，从而树立了菩萨顶在五台黄庙中的统领地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春康熙皇帝敕命“改覆本寺大殿琉璃黄瓦”。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只有皇家建筑才能覆盖黄琉璃瓦。菩萨顶覆盖黄琉璃瓦，反映其地位之崇高，此外，为保护这座具有特殊地位的寺庙，康熙又敕命“于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官永镇，把总（正七品武官）一员，马兵10名，步兵30名，守护香火供器”。在清朝，五台山的藏传佛教事务，除镇海寺等6所黄庙归章嘉呼图克图管辖外，绝大多数喇嘛寺则归驻节菩萨顶的扎萨克大喇嘛统率。

菩萨顶寺院参照皇家制式营造，殿宇上覆盖黄绿蓝三色琉璃瓦，金碧辉煌，雄冠五台。全寺占地9100多平方米，有殿堂楼房110多间，布局结构紧凑而有变化。 北宋时重修，并铸铜质文殊像一万尊，供奉在寺内。南宋时改建，并将此寺易名为大文殊寺。明朝永乐初年，始有菩萨顶的称谓。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又对该寺进行了重修。到了清代，由于皇帝崇信藏传佛教，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遂将菩萨顶由青庙（和尚庙）改为黄庙（喇嘛庙），并从北京派去了住持喇嘛。清康熙年间，又敕令重修菩萨顶，并向该寺授“番汉提督印”。从此，按照清王朝的规定，菩萨顶的主要殿宇铺上了表示尊贵的黄色琉璃瓦，山门前的牌楼也修成了四柱七楼的形式。这在五台山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自此以后，菩萨顶成了清朝皇室的庙宇。康熙皇帝先后到菩萨项朝拜了五次，乾隆皇帝朝拜了六次。菩萨顶山门外水牌楼上的“灵峰胜境”，文殊殿前石碑坊上的“五台圣境”，是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菩萨顶东禅院内两座高三米、宽一米的四棱碑上，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的碑文，则是乾隆皇帝的御笔。

菩萨顶的极盛时期是在清代。清顺治十三年将这里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康熙皇帝曾赐菩萨顶大提督印，并命山西全省，其中包括山西巡抚、大同总兵、代州道台，统统向大喇嘛进贡。其中原因，据说与康熙皇帝在五台山的一段风流韵事有关。康熙皇帝有一次游五台山，路过营坊街，见一名叫梅枝的民女正在碾米，长得像梅花一样俊俏，康熙夜宿皇城（在五台山专为之修建的皇宫），情动于衷，吟咏成诗一首：“骑骏马，过皇庄，遇一女子碾黄梁。玉指杆头托，金莲裙底忙。轻起笤，慢簸扬，回道辄步整容妆。汗流粉面花含露，尘指娥眉柳带霜。可惜这般风流女，嫁与谁家田舍郎？”康熙诗稿置于书案之上，内侍太监发现，猜知帝意，夜访梅枝，召宿皇城。后来梅枝怀孕生子，被康熙接到他处，抚养长大后送到菩萨顶出了家，敕封大喇嘛，赐予提督印等特权，称“当朝一品”。梅枝亦被封为妃子，住在菩萨顶下的妃子寺。受封的大喇嘛死后，续代的大喇嘛承袭了全部特权，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僧众，人皆切齿痛恨。

雍正元年，任翰林院检讨的五台县蒋坊村人郑禧，到陕北和晋西北调查灾情，慰问灾民，顺便回家省亲，下访民情后，和五台县知县陆长华一起上疏了大喇嘛的罪恶。雍正皇帝旨令钦差查办，大喇嘛畏罪自杀，遂撤回了提督印。到1918年，十三世达赖派住菩萨顶的大喇嘛罗桑巴桑，爱国爱教，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在六年一任中三次连任。罗桑巴桑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常务理事，还是山西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一九五四年圆寂于北京。

菩萨顶的建筑布局很有特色，且主要殿宇外观似皇宫，而内部布置却又具有浓烈的藏传佛教韵味。 因为菩萨顶在灵鹫峰上，从峰下仰望，菩萨顶前一百零八级陡峭的石阶，如悬挂在空中的天梯，上面是梵宫佛国，琼楼玉宇。爬完石阶，平台之上立着一座四柱三门的木牌楼。牌楼两旁竖着两根高高的旗杆。

牌楼之后是山门。山门两边厢房的红墙上，分别开着圆形窗户。有人说这种布局恰似龙头：牌楼的正门是龙口，旗杆是龙角，厢房壁上的圆窗是龙眼，而那长长的一百零八级石阶，则是龙吐出的舌头。这几句话，形象地概括了菩萨顶山门前的布局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文殊殿还有滴水大殿之称。过去，文殊殿有一块檐瓦，无论春夏秋，也无论阴晴雨，总是往下滴水。时间长了，文殊殿前的一处阶石上面成了蜂窝状。什么原因呢？有人说，这是文殊菩萨灵验，广施雨露的缘故。实际上，这是建筑上的一种巧妙设计。过去，文殊殿的琉璃瓦上留有小孔，瓦下有储水层，储水层下又有防漏设施。每当雨天，雨水透过琉璃瓦孔而存于储水层内。在阴天或晴天时，储水层中的水便慢慢地从檐瓦滴下。以后，由于文殊殿在翻修施工时，不知保护殿顶存水的奥秘，如今已不再滴水了，实在可惜。

此外，菩萨顶内还存有许多文物。这些文物中，有几件比较稀奇，而且还有趣闻。

菩萨顶后院正房内存有四口大铜锅。这些锅是过去菩萨顶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四月、六月、十月和腊月举办佛事活动时煮粥用的。其中最小的一口锅，直径即近二米。据说，有一个冬天，小和尚去刷洗铜锅爬不出来，最后还是搭上木梯才把他拽出来的。

菩萨顶山门外的两座石狮中有一头没有舌头。这是少有的石雕作品。据说，在清朝康熙年间重修菩萨顶时，早上的粥总是不够吃，火头僧发现，锅内的粥被石狮偷吃了，于是便在粥锅内放上一把利刀，待石狮偷粥吃时，刀把舌头割下来了。这样，这头石狮就没有了舌头。

在菩萨项前院的西配殿里，还有一尊泥塑文殊菩萨像，也是饶有风趣的佛教文物。过去，这尊文殊菩萨像的右肩上还带着一支箭，据说还是乾隆皇帝射的。如今肩上的箭没有了，但乾隆皇帝给它的封号“带箭文殊”依然流传至今。

五台山的寺庙，总称青黄庙。青庙是汉地佛教寺庙，为身穿青衣僧（即和尚）所住，青衣僧大部为汉族，少数为蒙族，黄庙是藏传佛教寺庙，为身穿黄衣僧（即喇嘛）所住。黄衣僧有汉喇嘛、藏喇嘛、蒙喇嘛，还有少数满喇嘛。青衣僧（和尚）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十方僧（游方僧），这种僧人拜师落发行动方便，一生以参禅游访寺庙为目的。五台山最大的游方僧寺庙是碧山寺。一种是子孙僧，坐守寺庙，生产念经，一直到老死，子孙僧又称家传僧。

在清代，菩萨顶寺禅堂斋房甚多，有殿院、方丈院、客堂院、茶房院、库房院、买卖院、马房院、长寿院、十八间楼院等几十所殿院。从南至北，占地约长0.5公里。据历史文献记载，清代的嘉庆皇帝朝拜五台山时，菩萨顶寺有喇嘛561人。最盛时，菩萨顶寺“内住三千喇嘛”。平时分成几百个“门子（伙食单位）”食宿。只有在举办重大的佛事活动时才集体用餐。寺中现存有举办大型法会时煮粥用的大铜锅好几口。

在清代，五台山的藏传佛教事务，除镇海寺等六所黄庙归章嘉呼图克图管辖外，绝大多数喇嘛寺则归扎萨克大喇嘛统率。扎萨克大喇嘛住在菩萨顶寺，全称“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扎萨克”是官名，蒙古语的音译，意为“执政”。其来历是：清康熙为给其非婚生子找寻出路，就令出家于菩萨顶，并任命为丹巴扎萨克大喇嘛，随后又将山内十个青庙即：罗侯寺、寿宁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普庵寺、台麓寺、涌泉寺等改为黄庙，此十寺的僧人亦随之变为黄衣僧（喇嘛），五台山的汉喇嘛即在此时产生。此后，康熙又请西藏的达赖喇嘛的堪布，去五台山诵经传戒，并拜为皇子师，从此即形成达赖喇嘛往五台山委任大喇嘛的制度。

五台山黄教从清康熙以后才逐渐扩展起来，均属于密宗。 从清代直至解放前，扎萨克大喇嘛为五台山黄教主要教主，并以教兼政。民国初年，有十九世章嘉活佛住五台山镇海寺。镇海寺是统管北京、西宁、五台山等地黄教的衙门，国民党政府并给予大国师的名称，并派精锐部队一营保护，十九世章嘉活佛又先后将文殊寺、广化寺、集福寺、慈福寺、普乐院等五处，变为他的下院，称为佛爷五处。

菩萨顶有另一个名字叫“真容院”，这个称谓还有一段神话故事：相传寺建成时，有一名叫安生的塑工不招而来，请求建寺的高僧讲述文殊菩萨的真容，高僧说：“佛法无边，大圣德像我又怎么说得清呢?”于是他们共同祈求菩萨显身，七天后，忽于云际显现金像，遂图模塑成佛像，因此而称真容院。

其实，菩萨顶创建于北魏，以后历代都曾加以重修。明代永乐年间，蒙古、西藏的黄教喇嘛到五台山寺院常住，菩萨顶逐渐成了他们集中活动的场所。在清代，国家以黄教怀柔蒙古，因而五台山的藏传佛教也特别隆盛。菩萨顶寺是五台山黄教首领扎萨克大喇嘛住持的地方，也是皇帝和蒙古诸王朝拜五台山时最主要的圣迹和佛刹，因此，菩萨顶的寺庙建筑是参照皇家的宫廷造型营建的。

建筑在灵鹫峰顶的层层殿宇，规模宏伟，十分壮丽，殿宇上覆盖着黄绿蓝三彩琉璃瓦，金碧辉煌，雄冠台山，是五台山最大的黄庙（喇嘛寺）。

在五台山难以数计的石雕狮子当然都有舌头，惟有在“灵峰胜境”牌楼右侧蹲卧的一座石狮却没有舌头，对此还有一个传说故事。

公元1714年，相传在立这座“灵峰胜境”牌楼时，做饭的和尚每天要做50个人的饭。牌楼竣工后，在雕凿石狮那几天，出现了怪现象，每天三顿饭，吃饭的人不变，下锅的米数也不变，惟有早晨这顿饭，总是不够吃，不是差一点，而是差得多，逼着做饭的和尚不得不做第二次。每天早饭都如此。谁也说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有一天，做饭的和尚发现锅台上有兽蹄的爪印，他才恍然大悟：“每天早饭不够吃，是你们干的呀!”第二天一早，做饭的和尚把饭煮好后，自己躲在水缸后偷偷观看，工夫不大，只见两只狮子一前一后走进来，走在前面的那只狮子扒拉开锅盖，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走在后面的那只狮子四下望一眼，也就跟着吃起来，一吃就是半锅。事后，做饭的和尚将见到的情况告诉了管事的老僧。

翌日，管事的老僧将一把特制的锐利刀片藏在饭锅里。当狮子将头伸进饭锅里，就听见“嗷”地一声嚎叫，转身就跑，另一只也跟着夺路而逃，可是走在前面的那只狮子的舌头已被刀片割掉了。

当天下午，管事的老僧来到“灵峰胜境”牌楼下，看见右侧蹲卧的石狮的舌头没有了，就哈哈地对它说：“原来偷吃饭的就是你呀!”那只石狮子羞羞答答地点点头，承认了偷吃的错误。可是没有多久，这两只狮子还是照样下来偷吃。后来，在一百零八级石阶前面修建一座照壁，才挡住了它们，而那只没有舌头的石狮子，也就一直“饿着肚子”守候到如今。

到达台怀镇后，步行前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