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伯骥，广东东莞人，(1877—1958)，字天一，东莞麻涌向北坊人，著名藏书家。他一生酷爱藏书，建一座藏书楼，藏书最多时达五十多万卷，自称“五十万卷藏书楼主”。其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当时羊城诸书楼之冠。

莫幼年入县学，后毕业于广州公立医校，曾一度主编《羊城报》民初，莫荣新督粤时，曾任督府参议，继而担任勤大学文史系讲师。曾在广州创办“仁寿西药房”，规模颇大。因善于用人，药房历数十年不衰，为当时同行中之佼佼者。

1925年开始大力搜藏图书，先建“福功书堂”为贮书之所，取于阮元所记“藏书、撰书、刻书”是“则于己有福，于人有功”之说而来。后来所藏达50万卷后，遂更名为“五十万卷楼”。所藏善本，大多为宋椠、元刻、旧抄旧校、影宋精抄、古活字本、名家写本等。有2部唐人文集、38部宋本、80部元本。多来自于盛昱、徐坊、丁日昌、方功惠、孔广陶、叶德辉等藏书家的旧藏，其中李翱《李文公集》、孙樵《孙可之集》这两部唐人文集，成为他的镇楼之宝。

他一生酷爱藏书，建一座藏书楼，藏书最多时达五十多万卷，自称“五十万卷藏书楼主”。其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当时羊城诸书楼之冠。他搜购古籍不惜重金，药房盈利多被作购书之用。一次，孔氏岳雪楼所抄文澜阁四库全书逾千册散出，莫以万金于天津赎回。大江南北书商偶有所发现，必将信自函告，因而能在二十年问搜购五十万卷珍贵典籍。1937年，他的《五十万卷书楼书目初编》二十卷书成，目载书五百种，为卷二万余，均为宋刻、 元刻、明刻、清刻等珍藏本。他更注重收集粤人遗著，许多藏书是研究广东历史的珍贵文 献。

1937年，日机轰炸广州，他举家避居香港。经过整理的1400多箱书均遭浩劫，随身带走的书不过4箱，其著述原稿50种未付印亦尽遭劫难。失去之书有部分在广州附近平洲作废纸出售，其子辗转托人收回数十箱。1940年，莫续成《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包括经三卷、史三卷、子二卷、集七卷。书凡四百种，较初编少约百种。已非昔比，但仍成大观。

莫藏书是以汉学家及近世学古者的观点来定其性质，这一见解博得当时名学者的称誉。叶恭绰、容肇祖谓其《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有五述三长。五述者，述人物的小传；述著书缘起、书林掌故；述文字及历史史迹考证；述谙子百家的专门学问；述书文佚篇、佚句，新奇隽永之文及传奇志怪等。三长者，一长为博征，事必考证，语必求因；二长为校对，校传本之误一字之得，冰释理顺；三长为明通，说古而不泥于古理有独及必求通今。其《跋文》对我国图书馆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莫晚年失明并患瘫痪症，于1958年卒于澳门，享年81岁。

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执岭南藏书牛耳，为他的生涯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后人再论起他，首先是藏书家，其次也会说，他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儒商。 　他以经商成功所得的钱财作为资本，来完成自己藏书的大志。如果没有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不一定会将自己的财富尽数花在藏书上，同时在研究的领域也高人一等。

如今的商人就算有钱，有如此雅兴的也寥寥无几。黄宗羲就说过，有钱人喜欢买古玩奇器，顶多收些字画，因为这些都可以摆出来向人炫耀。书的装桢漂亮了，在大班椅后面摆上一排排精装巨册，倒也是装饰的一种，难怪金玉其外的精品书大行其道。只是从前的资本家能写出《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如今会上网写博客的就被叫作儒商了，儒得也未免太容易了些。

莫伯骥，字天一，东莞麻涌人，生于1878年。他的家庭可谓文化之家，其父莫启智为清朝的补诸生（免试入国学学习：“国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一般只有皇亲国戚王公重臣子弟才有资格入学，而在民间，也只有极端俊异者才得以进入），生平潜心于理学，曾作《诫子庸言》两卷。

莫启智好藏书，宋元明名臣大儒的遗书堆满屋子。莫家藏书之风，可见一斑。若干年后，莫伯骥成为藏书大家，与此家风不无关联。莫伯骥自幼好学，饱览群书，弱冠之年以清代末科广东府诸生之案首（即第一名）入县学。莫伯骥有两位兄长，长兄莫伯埙，为清末贡生，次兄莫伯璇，为清末太学生。有此子弟，家门之幸。

莫伯骥文采出众，名噪南粤，颇有状元之资。但对国势时局，却常常扼腕叹息，所以他不再以仕进为理想，转而以学医为念，他毕业于广东公医学校，后入光华医学堂学习西医。学成之后，莫伯骥耗资在广州西关十七甫开设仁寿药房并由于从兄的关系，莫伯骥被委任为军医，包办了军队所需的药品，一时间仁寿药房生意兴旺，莫伯骥也因此迅速致富。

经济上的宽裕，为莫伯骥大批量藏书打下了坚实基础。莫伯骥好书由来已久，身边的钱财，一般都耗在书肆内。莫伯骥广交书商沽客，倾囊购买各种珍贵书籍。那时候，中国各地的藏书楼多遭劫难，旧时的古籍往往散落于街市摊头，莫伯骥从中也得到了不少珍品。莫伯骥好书成痴，哪怕缩衣节食也在所不辞。朋友叶恭绰去到莫伯骥广州城西寓所，发现藏书楼的一层满是杂物。叶对藏书的安全甚为担忧，以为万一发生火灾，藏书将会毁于一旦。从藏书楼简陋这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莫伯骥因为购书而不顾生活之“拮据”。

莫伯骥的藏书善本多多，包括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旧抄、旧校、精校、孤本、稀见本、精刻本、古活字本、名家写本、名家藏本等。然而他并不只是收藏古本，反之，他常对那些只喜欢古本而不喜欢新刻本的藏书者嗤之以鼻。所以他的藏书是“新旧并蓄”，看重的是典藏的使用价值，而并不是以收藏珍本向他人炫耀。积累了若干年后，莫伯骥的藏书多达五十多万卷，于是，莫伯骥把他的藏书楼命名为“五十万卷楼”。莫伯骥亲为藏书编目，1934年，《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二十二卷编成，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史学家陈垣为之惊叹：“粤人不读书则已，读则出人头地”。然而不久之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广州很快沦陷。没有毁于火灾的“五十万卷楼”，终于没能逃脱时代的厄运，在兵荒马乱中其内藏书几乎全部散佚。

莫伯骥本人的生活也随着藏书的命运而急转直下。他开始流离失所，又因患上脑疾，饱受摧残，幸得香港友人的帮助，将他安排住在友人家中。1941年春，莫伯骥的长子莫培樾把他接到澳门居住。后通过各种途径，“五十万卷楼”中的藏书逐渐购回数十箱。莫伯骥开始对《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加以详细审定，加上新得来的书籍，最终编成《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一书，1948年由广州西湖路文光馆印刷出版。莫伯骥晚年双目失明，且患有瘫痪症，1958年，莫伯骥病逝于澳门。

莫伯骥年轻时习医，毕业于广东公医学校，之后在光华医学堂学习西医。辛亥革命后，羊城日报改组时，从兄莫伯伊为该报发行人，莫伯骥得以进入羊城日报当编辑。后来莫伯骥利用莫伯伊官场活动多的机会，改营商业，由莫伯伊筹集资金，在西关十七甫开设“仁寿西药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药涨价，仁寿药房因囤积药物多，劳资合作较好，大为获利。这时候，莫伯骥从羊城日报辞职。

与此同时，莫伯骥结识了广惠专员莫荣新，也是他的同宗兄弟，莫荣新向粤省督军陆荣廷推荐，莫伯骥被委任为军医。莫伯骥利用职权，大做生意，把军队所需药品均由自己的药房包办。1917年莫荣新代理督军后，仁寿药房业务压倒其他药房。上世纪20年代初，桂系军阀倒台后，仁寿药房的生意仍然兴旺，这为他日后的搜购群书打下了殷实的财富基础。同时仁寿药房也成为在20世纪20年代，广州最出名的西药房，风头一时无二，为当时同行之中的佼佼者。

尽管靠卖军需药品而致富，莫伯骥并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他有济世情怀，经营药房之时，对贫苦者，莫伯骥都赠医赠药，关心民众疾苦，因而深得人心，到药房买药的市民络绎不绝。他还首先把戒烟的方法引入中国。莫伯骥还力主长子莫培越出洋学医。回国后，莫培越在广州西关自设一间西医诊所，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治疗病人，卓有成效。诊所收费低廉，家乡兄弟到其诊所医病，给予诸多方便，对贫苦者，更连留医病床也不收费。当代中外驰名之西药巨头莫露梧，就是莫伯骥当年提拔任用的代理人。至今，在省、港、澳还有他们经营下来的西药行业及其后裔。

莫伯骥嗜购古书，那时的书价甚昂，明刻一册十金，宋板以页计，一页二三十两。莫伯骥纵有万贯家财，也只能节衣缩食，以储书资。说痴也好，狂也好，他受先父的遗志及乡绅前辈藏书风气的熏染，痛惜当时各种珍贵典籍被劫之后流散于市，每见外邦之人用大车载着秘籍而走时，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之心就愈见急切，储藏书籍的信念也愈之坚定。

莫伯骥进行大规模搜书行动，始于1925年，继而一发不可收拾，对购书的兴趣到了极度痴狂的程度。在短短20年间，莫伯骥不惜花费20余万的巨款，从全国各地搜罗50余万卷书籍，声势直逼近代藏市第一的刘承干嘉业堂。

到抗日战争前，莫伯骥的藏书汗牛充栋，规模之大，为广东之冠。莫伯骥把藏书阁“福功书堂”易名为“五十万卷楼”，更自诩为“五十万卷藏书楼主”。然而，典籍虽丰，藏书楼却极简陋。一次友人叶恭绰（近代著名文史专家）造访，看到书楼之下满布杂物，当时就告诫莫伯骥，要注意防火，以免火灾烧毁了珍藏。

万金赎回四库全书

清末乱世，海内著名藏书楼多遭劫难，昔日的旧椠精抄写，往往为莫伯骥所得。有一次，得知南海一藏书家孔广陶收藏的四库全书等千册图书流散在天津，莫伯骥专门跑到天津，以万金赎回。至此他刻意求书，高价买书之名不胫而走，大江南北的书商若偶有所发现，都会将信息告诉莫伯骥。

一掷三千买一文集

在莫氏的藏书中，粤人遗著较多，并收藏有宋刻本38部、元刻本80部，皆是研究广东历史的珍贵文献。其中最珍贵的是两部极为罕见的宋刊本唐人文集：李翱《李文公集》和孙樵《孙可之集》。《孙可之集》（南宋版）原是聊城杨氏海源阁（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旧藏。

1930年，海源阁遭匪抢劫，主人陆续将藏书出售，珍本相继散失。《孙可之集》被北平一位书商所获，知道有莫伯骥这一痴狂购书迷，书商坐地起价，要求以重金出售。为得心头之好，莫伯骥毫不吝啬，已近3000元的高价购入，这也成为“五十万卷楼”的镇楼宝书。莫伯骥所购书中善本特多，有宋刻、元刻、明刻、影宋、精抄、旧抄、旧校、孤本、精校、名家写本、藏本等等。

担任《羊城日报》主编

今日的《羊城晚报》是家喻户晓的报纸，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早在20世纪初，广州有一份《羊城日报》，这曾是当时广州销量第一的日报。莫伯骥的堂兄莫伯伊是《羊城日报》的创报人，而莫伯骥则担任该报主编十余年之久。

1901年，慈禧太后下发“预约变法”上谕，在海外人士帮助下，康梁派在1902年在香港和广州筹办“开新公司”，宣传维新思想。开新公司也于1903年农历新年的正月十五（2月12日）正式创刊《羊城日报》，报社办事处设在当时广州西关的十八甫西。报纸一出版，即发行至北京、上海、檀香山、神户、横滨、河内、西贡、新加坡等处。《羊城日报》也标志着报馆兼营编译、印刷业务的开始。

《羊城日报》在辛亥革命前既是维新派的喉舌，也是绅商善董之喉舌。报纸报风犀利，敢于抨击时政，例如1906年10月9日，莫伯骥写一篇相当于本报社论的“本馆论说”《学部奏请停派速成留学生驳论》。除此，该报关心民生，有很多结合广东实际的特色新闻。由此，销量达广州第一。

但是，1909年《羊城日报》连篇反对禁赌，拥护开赌，使读者大失所望，销路日减。1911年，广州爆发“三·二九”黄花岗起义，该报著论反对革命，并发表了一篇《告革命党书》的反动文章，《羊城日报》声誉一落千丈。1914年之后，莫伯骥忙于经营自己的“仁寿药房”，离开了报社。1923年，恰逢十八甫火警，报社被烧，之后被迁到第七甫复业，但报纸发行量只达原有的三分之一，尽管之后还一再投入办报成本，仍入不敷出，最终停办。

莫伯骥学识渊博，勤于著述。在日寇侵华前，他已著书近五十种，1931年编撰有《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22卷，收书900部。所藏书在抗战中损失殆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迁居香港，随身只携有4箱精椠，留在广州的1 400箱藏书则相继流落于书肆，另一部分被人以废纸出售。1948年出版《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共7册，收跋文400余篇，是重要的古籍题跋专著。目录文献学有《清四库总目提要补正》《张氏书目答问述补》《历代广东书征》《藏书纪事诗补续》《清代女子著述考》《四库撰人考》《群书索引》《廿四史索引》等，但多毁于战火。《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附有自著书目，主要有《经学文献》《中国先民生活史》《中国风俗史料丛编》《满人汉化史》《中国近五十年史》《辛稼轩事类》《王荆公事类》《中国文学史料类编》《历代诗方言考》《全唐诗方言考》《当世文编》《动物名实图考》《福功堂随笔》《福功堂日记节存》等50余种，大部分厄于日寇战火。

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珍本部，藏有《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共二十二册，书颜由张元济题签，内页由傅增湘题写，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莫氏自为之序。另一部为《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共七册，由陈垣书其颜，内页有胡适题签，1948年广州文光馆排印本，第一序言为叶恭绰序，第二序为容肇祖序。《初编》一书，著录善本914种，撰写详细提要，对前人旧说实事求是，施予评判，知人论世，以渊博取胜，洋洋大观，不一而足。

此书成后不久，日军进占广东，莫氏藏书大部流散。抗战胜利，莫氏一面收理群书，一面继续坚持对《初编》里未臻完善处做修订，但由于书籍流散后整理弥艰，最终只收其所撰善本书题跋404种，且403种皆为《初编》已载，《初编》未载者，仅《虚斋乐府》一书而已。《跋文》收书虽不及《初编》之半，每部书的篇幅都大为增长，二书全部字数约略相近，可见莫氏对于我国文化这种捍卫始终的坚决态度。

叶恭绰、容肇祖对《跋文》作出高度评价，谓此著作五述三长。五述为：述人物传记，述著书缘起，书林掌故文字，述历史考证，诸子百家专门学问；述新奇隽水之文及传奇志怪等。所谓“三长”指，长于博证，事必考证，语必求因；长于校对，校传本之误一字之得，冰释理顺；长于通明，说古而不拘泥于古，理有独及必求通今。此书对我国文史、图书版本、古籍校勘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莫伯骥交友甚广，众多书画家、文史家、收藏家都是他志趣相投的好友，其中，赫赫有名的东莞书画家卢子枢就是莫伯骥的一位挚友，两人相交30余年，惺惺相惜。卢子枢更协助莫伯骥于1934年完成《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二十二卷。

卢子枢与莫伯骥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时认识，莫比卢年长23年，两人是同乡，对古籍版本，校勘等方面更是心灵相通。因钦佩莫氏藏书之多，经人引荐，卢子枢主动去拜访莫伯骥。莫伯骥对书画也深感兴趣，两人于是一拍即合，一见如故，之后经常彼此谈书论画。

1931年，应莫伯骥礼聘，卢子枢协助参与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的初编工作，达两年之久。到莫伯骥晚年移居澳门后，两人还鸿书雁简不断。后期莫伯骥身体极差，他感念挚友，写信给卢子枢，希望能得到他画的一幅画，可解积思，“以当卧游”之用。于是，卢子枢很快地寄给老朋友一幅画作。至1948年，莫伯骥的《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成书，他随即命人送上卢子枢多册，两位挚友的学术探讨得以继续，直至莫伯骥去世。

莫伯骥与卢子枢之间的信札书函，经过卢子枢儿子卢汝祈先生多年来多方搜集，至今存下三十多封，有的信函是莫伯骥用他那仁寿西药房的便笺写的，内容是邀请卢子枢去参加阅书聚会。书函中有一部分是莫氏与卢子枢进行两人之间直接的学术探讨、考证、真伪辩解的辨析。

莫伯骥与南粤之地的大批名流之士交往密切，经常互通书信。这包括伦明、汪兆镛、陈垣、叶恭绰、冼玉清、汪宗衍、容肇祖等等。

收藏孤本均为无价宝

莫伯骥收藏的五十万卷书籍，是全凭一己之力，不惜重金，用正当方式购得而来，并无强取，更无豪夺，是中国私家藏书史上不为多见的。

现省立中山图书馆馆员罗焕好在整理图书馆善本数据时，发现善本书库中有莫伯骥旧藏66种之多，其中竟有15种是孤本（现存世界上只有一本的书籍）。这皆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无价瑰宝。

五途径收罗藏书

同时，她也道出莫伯骥搜罗大量书籍的五大途径，这在莫氏的《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中都有记载。

途径一：先人遗本。莫伯骥有少部分藏书来自于家庭的收藏。其父亲莫启智藏有数量不菲的宋元名臣大儒的遗书。莫伯骥之好蓄书，也是受家庭的熏染。

途径二：友人交换。以书易友，各取所需，是藏书家们互通信息，补充有无的重要渠道。莫伯骥的不少藏书也是通过朋友交换得来的。

途径三：获赠。当时不少与莫伯骥交往的学者或藏书家，都有以所著或所藏图书相互馈赠。

途径四：巨资购买。这是莫伯骥藏书的最主要来源。只要有余资，他都不惜重金，倾巢而出购买书籍。

途径五：借书抄录。莫伯骥像历史上很多藏书家一样，不但乐于花钱买书，而且喜欢借书自抄。凡是无法得到的珍贵版本，他便问人借录，或请人精写、影写，或亲自动手抄写。他更特意雇佣抄书者数人，晒书童两三人。

莫伯骥的五十万卷藏书没遭祝融之祸毁坏，却遭战火之灾。无情的战火，把莫伯骥一生的珍宝毁于一旦。1937年，日寇轰击广州，莫伯骥举家移居香港，他所整理的一千四百多箱存书，在一夜间被劫掠，随身带走的书，仅仅只有四皮箱。对一个嗜书如命的藏书家而言，这犹如一刀直插心房相当致命，让莫伯骥既痛心疾首，却只能无奈地哀叹。

晚年身世凄凉悲苦

更为悲叹的是，大部分被劫掠的书籍，这让莫伯骥视为毕生的瑰宝之物，竟被作为废纸，流散在广州平洲等市集之地而出售。尽管之后命儿子或托友人叶恭绰等辗转从市集中回收书籍，但亦仅仅收回数十箱，绝大部分流失的藏书，不知去向。晚年莫伯骥流离失所，1941年，儿子莫培樾把借居在香港朋友家的莫伯骥接往澳门居住。不久，莫伯骥罹患脑疾，身体瘫痪，双眼失明，卧床不起。1958年，莫伯骥在澳门与世长辞，终年81岁。

国家图书馆回收藏书

四十年代之后，莫伯骥收回的部分书籍，在其去世后多归于国家。中国国家图书馆中藏有三十余部莫氏旧藏，其中就包括莫伯骥视为镇库之宝的《孙可之集》十卷。另外，如今台湾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也藏有莫氏的遗存。

30万元卖出3000册书

说到国家图书馆回收莫伯骥的藏书，这里还有一段秘史。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万祺曾回忆说，“60年代初，中国北京图书馆获知在日寇侵入广东时，莫天一先生有10万卷珍贵的藏书被带走，辗转流到澳门，于是就托我、何贤（现任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了解此事，并有意收回藏书。”

“当时，莫天一之子莫培樾医生与我（马万祺）、柯麟（前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吴鸣医生等友善。于是我们就托吴鸣医生给莫培樾做思想工作，劝他要为莫先生的藏书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着想，把它们好好保存下来，千万不要流出国外。经过耐心说服，莫培樾最终以港币30万元，把3000本藏书卖给国家图书馆。此事进行得非常秘密，当时只有我（马万祺）、何贤、柯平（柯麟的弟弟）几位知悉内情。其时北京派来三人，一位是北京图书馆馆长，一位是历史教授，另一位是现当代的文史专家，岭南女诗人冼玉清教授。”

在3000本书中，有些已是孤本，据说几本书就已超过30万元的价值。宋本有几百本，大部分是明本，少数是清本。这些典籍确实是无价的珍品，如落入外国人手中，恐怕再高几十倍价钱也买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