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1910年12月21日—1997年11月28日），曾用名苏孝顺。福建省漳州市海澄县（今漳州市龙海区）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苏静（1910－1997），曾用名苏孝顺。1910年12月21日生于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市）海澄镇六口碑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入邻村一私塾念四书五经，一年后转海澄镇南门外南院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入漳州省立第八中学读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从事反帝反封建活动。

1930年考入漳州第二师范读书。因组织学潮，遭反动当局追捕，随父亲前往缅甸谋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祖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回国参加救亡活动。

1932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利用在缅甸时学过的照相技术，拍摄了红军活动的一批珍贵历史资料。

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员、侦察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长征中执行先头侦察任务，绘制行军路线图，为部队开路。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平型关战役。

1939年随部进入山东，先后任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第115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等职。参加过陆房突围等战斗，参与领导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保卫和治安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作战处处长等职。参加了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作战和辽沈、平津等战役。

1949年在北平（今北京）和平谈判中，只身进入北平与国民党军华北总部代表会晤。经多次谈判协商，同国民党军华北总部草拟、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实施协议，保证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战役部署得以顺利落实。

1949年10月1日，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任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副参谋长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1952年1月，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积极参与人民解放军编制、兵员、武器装备的规划论证与管理工作。

1970年起，先后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国务院政工小组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78年6月任总参谋部顾问。

苏静同志是中共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

上方《苏静摄影作品》图片来源：

回忆

聂荣臻元帅回忆中的功臣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苏静：“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红一军团奉命为开路先锋。当时的军团长为林彪，政委是聂荣臻，苏静虽是军团的一个小小侦察参谋，却是先锋中的先锋。

红军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情报侦察至关重要，一招不慎，就会有全盘皆输之虞。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人迹罕至之处，再加上张国焘拥兵自重，率红四方面军闹分裂，更使党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雪上加霜。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减员严重，只有8000多人，又多是老弱病残之辈，饥饿、疾病、疲劳使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每走一两天路程，都有可能造成可怕的非战斗减员。未来的路上仍然军情、民情、地形三不熟，危机四伏。因此能否在情报上达到知己知彼，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避开优势敌军，是红军最终到达目的地的保证。

北上

为确保长征的胜利，毛泽东亲自到一军团指挥部队北上。侦察参谋苏静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每天晚上，他把侦察员们搜集来的情报分析汇总，根据新的情报连夜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第二天天没亮，苏静就会带上最新的行军路线图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为红军尽快到达目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苏静为中央红军绘制的路线图达数百张之多，现在仍有数张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都是见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大江南北，历经千辛万苦的珍贵史料。

1935年秋，红军到达陕北后，曾经力图向北发展，一军团主要将领林彪、左权带领苏静到瓦窑堡以北地区进行实地勘察，不料陷入沙漠，迷失方向。眼看夜幕将至，林彪、左权等人心急如焚，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大家想来想去，最终都把目光集中在骑着一匹老马悠哉悠哉的苏静身上。左权将军心直口快，对苏静说：“大家都说你点子多，就快想想办法吧。”苏静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当然知道“老马识途”的典故，心中早有了答案。他没有直接回答左权，而是不慌不忙地下了马，放开僵绳。正如苏静所料，老马很快就带着他们踏上归途。从此，苏静成为林彪手下的小诸葛，得到林彪的赏识。抗战爆发后，红一军团改编成115师，许多将领都要降一、两级以上使用，苏静却被提升为侦察科科长。

1938年，八路军115师进驻晋西孝义地区，国民党方面派了一个蒋干式的高参到115师进行“联络”事宜。那个高参到八路军后，极为活跃，频繁拉拢、收买师部机要人员。很快，一名师部译电员被拉下了水。

当然这一切都逃脱不了苏静的那一双鹰眼。几天后，苏静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然后连续数日大鱼大肉宴请国民党高参。这位高参欣喜若狂，欣然赴宴。宴席中，苏静代表八路军殷勤劝酒，高参及其随员们也心怀鬼胎地频繁回敬。很快，苏静不胜酒力，开始胡言乱语，将八路军一些机密“情报”也说了出来。每到三更半夜，那位高参便会将他收集到的情报发给上司，屋里电台“嘀嘀嗒嗒”，苏静则在隔壁房间的被窝里将高参发出的电码原原本本记在本上。通过对故意泄密内容和国民党电码的反复对照，苏静轻而易举地将国民党的电报密码弄到了手。对于上述功绩，如果不是当时的老领导主动说出来，苏静是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起的。

林彪麾下的得力干将

林彪长期作为苏静的老上司，林彪比谁都更有对苏静的发言权。1946年初，东北战场很不明朗，林彪统率下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从山海关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处境极为艰难，很需要打一个大胜仗以鼓舞士气。然而部队装备奇缺，驻地分散，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想打大胜仗非常困难。林彪把希望寄托在前方总指挥部情报处处长苏静身上。林彪知道，老部下苏静在关键时刻总会给他惊喜。

事实也正如林彪所料。苏静和他手下的100多名情报人员迅速活跃在广袤的黑水白山间，冒着严寒收集敌情。2月11日，苏静获悉敌89师近两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秀水河子，离主力有3天的路程，很快上报林彪。林彪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7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全歼。这是林彪率部进军东北以来打的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4月15日，在苏静准确的情报保障下，林彪指挥部队又在大洼一举歼灭敌87师4400人。当时，敌87、89两个师均属黄埔悍将陈明仁的71军，战斗力极为强悍，在东北战场多次给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林彪能够连续重创71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静的情报保障得力，做到了知己知彼。大洼战斗结束后，林彪高兴地对秘书季宗权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正是由于有苏静作后盾，林彪此后作战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团一级作战，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北京至沈阳），揭开了辽沈决战的序幕。这时，苏静仍任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在野战军指挥部南下途中，林彪、罗荣桓命令苏静赶往义县，现场了解第三纵队攻打义县的情况，并了解守城国民党军云南部队防守作战的特点和战斗力。

9月下旬，苏静赶往义县前线，深入了解敌情，掌握攻城部队战况。义县城墙高厚，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在扫清外围据点后，为了隐蔽接近国民党守军，采取近迫作业的方法，挖掘了大量直抵义县城墙的交通壕，依托这些交通壕实行现地勘察并组织步炮协同。10月1日总攻发起后，仅经4小时激战，一举攻克这座有坚固城防的城市，并活捉了敌军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但是，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朱瑞同志，在战斗快要结束时，进城检查突破口炮兵破坏射击情况，不幸触雷牺牲。

10月5日下午，苏静在义县附近向林彪、罗荣桓汇报了朱瑞牺牲的经过和攻克义县的作战情况。他汇报的要点是：其一，义县守军不如国民党军嫡系部队守城的经验多，有时主动离开城防工事出击，屡遭歼灭；其二，攻城顺利的原因是第三纵队采取近迫作业挖交通壕接敌的办法，将交通壕挖至进攻出发地隐蔽接敌，减少了开阔地国民党军火力下运动的伤亡，增大了攻击的突然性，使得攻城战斗进展顺利。苏静的汇报，得到了林彪、罗荣桓的充分肯定。林彪当即令苏静返回义县，调主攻义县的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星夜南下，开赴锦州城北，担负主攻任务。

10月7日，在东北野战军围攻北宁线战略要地锦州的前夕，苏静再次向野战军领导汇报了义县攻坚作战中近迫作业的详细情况和所用兵力。林彪听完汇报后，当即定下决心，向攻锦各部队下达了攻城主力必须实施近迫作业挖交通壕接敌的命令。事实证明，在四周均为开阔地的锦州城外挖交通壕，使得攻锦大部队在隐蔽状态下进至冲击出发阵地，不仅减少了伤亡、增大了攻城的突然性，对于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坚城锦州和减少伤亡，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前，为了阻断国民党军向锦州增援，东北野战军总部决定以第四、十一两纵队及热河两个独立师，阻击由锦西向锦州增援之敌。四纵在塔山、高桥地区布防。同时，林彪、罗荣桓命令苏静前往塔山，协助纵队领导督促部队坚决死守阻击阵地。接受命令后，苏静迅速赶到塔山前线，向程子华和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传达了林罗首长的要求。

塔山位于锦州、锦西之间，是北宁路上一个百余户人家的村庄，是锦西通往锦州必经之要道，有公路和铁路并行穿过，无险可守，只能依托塔山村落沿河边构筑阵地。

10月10日，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发起锦州之战的第二天，自葫芦岛、锦西增援锦州的10余万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督令下，猛攻锦西、锦州之间的塔山要点。蒋介石还曾先后两次亲临葫芦岛督战。

正面扼守这里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是吴克华，政治委员是莫文骅）只有三个师，是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十一个师（还有一个师因锦州很快解放而没有来得及参加作战）的近四分之一，武器装备之比更为悬殊。然而，苏静同第四纵队及第十一纵队的全体指战员一道，坚决执行总部命令，以压倒一切的气势，激战6昼夜，粉碎了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陆、海、空军的进攻，使塔山防线稳如泰山，确保了攻克锦州的顺利完成。

后来，苏静回忆当时的情形道：“敌人那种进攻的劲头，确有乌云压城之势，空中敌机来回穿梭于锦州、塔山间，进行轮番轰炸扫射。海上敌舰用大口径的舰炮协同陆地炮兵，倾下数以吨计的钢铁。经过五昼夜的激战，我守塔山的英雄部队坚守阵地，反复冲杀，部队阵地失而复得，与敌组织的所谓敢死队展开了肉搏战，使敌人死伤惨重，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东北野战军在这里能顶住国民党军队的六天猛攻，毫不退却，实在可说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塔山战役后，根据总部首长围歼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地区的统一部署，苏静率独立第二师及配属的重炮营星夜奔赴营口，及时堵住了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走的退路，与主力部队一道完成了聚歼廖耀湘兵团于辽西地区的任务。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人非常佩服苏静将军。他就是曾经在华北拥兵五十万的名将傅作义。

1949年1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苏静代表解放军与北平守将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共同起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傅作义的信。此信很可能跟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在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在报纸上刊登过一封有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有关。傅作义当时声称，如果共产党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谁知刚刚过了两年多时间，形势急剧逆转，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够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体面的句号。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历数傅作义在三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罪行，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胜利者的志在必得溢于言表。

毛泽东的信措辞过于严厉，不仅邓宝珊将军看了大感意外，就连傅作义的共产党籍女儿傅冬菊也担心此信会刺激傅作义。作为和平大使，苏静这时一方面敏锐地感觉到这封信可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不能不送；但是又认为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也有极强的军人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思前想后，苏静向上级建议此信还是暂时不送给傅作义本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结果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信只送到傅作义的女儿那里。

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本来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已经宣布蒋介石等40余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傅作义当时就对中共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傅作义的亲信开导他说：“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中共算旧账。现在看到毛泽东的信，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更加认定中共不信守承诺，连忙写信给林彪和罗荣桓，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

与此同时，傅作义旧部在思想上也产生波动，事态开始复杂化。林彪接信后连忙宴请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负荆请罪，也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中共的底。

1949年2月下旬，傅作义到了西柏坡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再次郑重代表中共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争取绥远旧部接收改编的工作中去。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倾倒。倘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看到毛泽东的信，很可能因一时义愤作玉石俱焚之举。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苏静将军三次参加了与北平谈判代表的谈判，起草了《会谈纪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1949年1月17日，苏静将军穿长袍，戴礼帽，与北平谈判代表邓宝珊先生一道进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苏静将军功莫大焉。

苏静将军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师司令部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和谈，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任总参军务部部长期间，他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文革”期间，他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积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了国家机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工作。

苏静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功绩显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为加强我军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一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