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马克思主义（Soviet Marxism）可以分为五个不同时期：激进革命意识形态时期（列宁时期）；理论体系化模式化时期（斯大林时期）；改良化探索时期（赫鲁晓夫时期）；构建发达社会主义研究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混乱消解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

布尔什维主义使四种理论遗产的因素具有巨大作用，它从中提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精髓。第一种是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这事实上意味着接受恩格斯的立场（参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条目），虽然附有一些批评。列宁曾是而且公开自认为是普列汉诺夫哲学的追随者，在他的革命前的著作（最有名的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了对普列汉诺夫学说的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列宁欣然同意普列汉诺夫摈弃恩格斯的“绝对”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以一种哲学上的天真和不加批判的态度把物质性赋予整个宇宙。列宁的唯物主义建立在他的所谓对事物的“认识论的”定义之上。这个定义可以概括如下：事物的概念所表示的不过是我们在感觉上感知的客观现实。这种认识论的立场只承认一种现象论的表述；也就是说，承认现象使我们感知的特征（参看认识论条目）。另外，列宁重新表述辩证法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规律──对立统一和斗争──，把它看作现实本身的本质特征，这样就使它的概念发生一种权威性的本质论的转折。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观念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两项修改，是他的独具一格的无神论和关于哲学上两大派别（“两大阵营”）的原理。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对于马克思，作为异化的宗教信仰是一般异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本体论的方面，而对于列宁，它主要是（即使不是完全是）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哲学上两大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理原是恩格斯创立的，他把二者看作个人可以选择的两种态度。就列宁来说，它们成为社会学上可以说明的两种趋势，自然包含后来哲学的划分为社会进步力量所支持的唯物主义形式和反动势力所支持的唯心主义形式。

第二种因素是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从列宁本人革命前论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理论和革命的类型的著作来看，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学家。然而，布尔什维克在社会学方面的遗产在夺取政权以后没有得到很大发展，主要由于雅各宾意识形态对体制的自我幻想，虽然布哈林（1921年）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社会学体系”并批判地考察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重要著作。不过，经济理论却欣欣向荣。一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左派的领袖都是在经济决定论的不同学派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有些人（布哈林、波格丹诺夫。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经济问题方面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在夺取政权以后，他们都不得不对付完全没有料到的经济理论问题。从国内战争到外国武装干涉中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提出了实行纯粹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问题，新经济政策则提出了混合经济问题。二者都涉及市场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适应问题。在苏联历史的65年中，再也没有在经济问题、多少也在社会问题的理论探讨方面出现过这样一个富有活力和独创性的时期。为了扑灭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这种富有朝气的精神，便需要有斯大林那种对“左倾”和“右倾”反对派的声讨。

苏联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时期的另一个因素是关于国家政权、暴力和“革命法律”问题的讨论（巴舒卡尼斯、斯图契卡、克里连科等人）。这种意见的交换是开诚布公的，但也是受限制的，因为大前提即布尔什维克领袖所赋予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不可能受到彻底批评或充分批评，虽然工人反对派在最初年代曾经企图这样做。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它的文化理论，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主要代表的人物。

在随后一个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具有迥然不同的职能。它为具有超凡魅力的正统和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服务而发展，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正确和科学的世界观”促使社会单一化，而成为纯粹的工具。第一步是推行列宁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创造者斯大林1924年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的讲演中以及他的《列宁主义问题》（1926年）一书中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的框架。这些讲演和这本书列举了作为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主要原理：资本主义总危机和帝国主义理论、党和它所依靠的各种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都是直到苏联政治所必须论述的问题。

第二个步骤是由于挫败两个争执不休的集团即机械论者和德波林派而形成的，它们的理论争论集中在下列问题上。机械论者（布哈林也大致与机械论者有关）否认一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或其现实意义，把自然科学看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德波林及其集团则是普列汉诺夫的传统的追随者，要求一切科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这个持续多年的争论（见“参考书目”⑩，第3卷第2章；⑨，第6—8章）为在理论问题上确立党的集体的和斯大林个人的权威提供了大好机会。1917年以来，第一次在一次中央全会（1931年1月25日）通过了一项关于纯理论问题的决议，谴责两个集团，撤掉一些学者所担任的职务，并对精神生活采取新的行政监督方式。

第三件大事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1938年），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整个著作的真正作者当然不是像半官方的传闻所说的那样是斯大林；他充其量起了最高审稿人的作用。然而，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节的作者，这个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正确的。书中列举了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特征：“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物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哲学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中文版第123、124、126页）。也提到辩证法的四个特征：量转化为质，对立面的统一，普遍联系的规律，普遍转化的规律，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相比较，后面两个特征有所创新。接着，书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扼要地分析了这样一些概念，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斯大林说得很明确，这样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乃是共产党的世界观。然而，马尔库塞在关于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和直接随之而来的时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部较重要的研究作品中论证说：这“不仅是克里姆林宫为了合理说明和论证它的政策而制定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以不同方式表明了苏联发展的现实情况”（见“参考书目”⑦，第9页）；他接着结合苏联实践详细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至斯大林逝世，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大体上包括几次清洗和公开谴责以及斯大林的两部重要著作的发表。1947年，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西欧哲学史》这部集体著作的一个版本。这次所谓“关于亚历山大罗夫的讨论”（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主编G.F.亚历山大罗夫命名）有一个重要目的。它公开表明，党和斯大林本人在战后希望缓和的气氛中并没有放松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警惕。既然如此，它为日丹诺夫提供了对苏联文化生活中所谓的或真正的自由化企图的任何迹象进行全面攻击的机会。随后一次典型的讨论是1948年李森科主持的关于米邱林的辩论，这次讨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拒绝遗传学，认为它是一门资产阶级科学（参看李森科主义）。十分明显，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免于意识形态的审查。

斯大林的两篇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极端混乱，很难从理论角度进行讨论；这里更成问题的是，无论选择这种特殊题材的目的，或这种题材的社会关系，都不容易猜透。最可能的解释是，斯大林针对两种“倾向”维护他的统治。一方面，他结束了“革命飞跃”的强制性原则，随之也结束了“从上而下的革命”，代之实行在“非对抗性的”苏联社会中“逐渐跃进”的混乱原则。他还否定了“为生产而生产”的经济原则，以及甚至要消灭市场残余的直接产品交换要求。另一方面 ，他进而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随之把苏联和东欧同资本主义世界严密隔绝开来。

事实上结束“从上而下的革命”，从而在苏联历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上开创一个新时期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赫鲁晓夫。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是要探索从单纯的宣传回到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的职能的途径。这恰恰遇上赫鲁晓夫时期特有的自相矛盾，而且存在四个主要特点。首先，它牵涉到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理论上贬抑斯大林。其次，发起对列宁的崇拜，同时以振兴“列宁主义”为目的。第三，在研究工作中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当然是和党性结合的），结果出版了一批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中所涉及的学科方面，如历史和法学。这时，社会学也重新被确立为一门学科，并在一些领域进行了大量经验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这种研究在方法和态度上同西方社会很少有区别，而且在体系上同马克思主义没有联系。然而，这种改变的主要受惠者是自然科学，还由于军队在苏联社会的作用的增大，自然科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几乎获得充分的自由。最后，为了把列宁主义作为促进他们的改良主义的动力，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重新提醒人们注意列宁是不能容忍宗教般的迷信的。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时期，即构建发达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方面，甚至有名无实的改革也取消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偶像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在讲演和出版物中已大大离题，主要是要求人们尊重它的原理的存在和有效性。哲学成为了官方粉饰太平的工具，失去了改造自然和人类灵魂的崇高作用。变得阿谀奉承。人民厌恶这种虚伪的官方哲学。理论界的歌功颂德平庸不作为使深刻的社会危机被隐藏。哲学和理论研究本来是发现社会病灶的利器，但是利器先退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印数虽以百万计，然而社会、特别是它的统治机构的观点却充满着实用主义。在最近20年来已经成为比较公开的因素的很多政治和思想反对派，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虽然苏联和东欧的一些评论家（例如，罗伊和佐勒斯·麦德维杰夫）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却与官方观点有所不同。可见，统治者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当作空洞的公式，大部分居民忽视它（好像基督教在西方一样），反对派中的许多人则摈弃它，认为它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前提。它已经经历了否定辩证法的整整一个循环。苏维埃经院哲学是繁琐而可憎的。人民在唾弃哲学，就像人民在唾弃那个表里不一虚伪的苏共一样。

①T.布莱克利：《苏联的经院哲学》，1961年英文版。

②I.M.博琴斯基：《苏俄的辩证唯物主义》，1950年德文版。

③H.尚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演变——经济理论和法学》，1974年法文版。

④D.I.切斯诺科夫：《历史唯物主义》，1969年英文版。

⑤G.格列泽尔曼等合著：《历史唯物主义》，1959年英文版。

⑥Z.乔丹：《辩证唯物主义的演变》，1967年英文版。

⑦赫伯特·马尔库塞 ：《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年英文版。

⑧A.I.谢普图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导论》，1962年英文版。

⑨G.A.韦特：《辨证唯物主义》,1958年英文版。

⑩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3卷，1978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