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是林语堂著传记作品，原用英文写成，于1947年首次出版。

《苏东坡传》从人物的出生写到离世，从家庭生活写到社会活动，展现苏东坡的生活历程。从时间来说是从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写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036—1101），但没有用编年式平铺直叙的写法，而是把诗人生平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又选取苏东坡生活中富有特色的活动、事迹来描写。

全书共分四卷，即童年与青年（1036—1061）、壮年（1062—1079）、老年（1080—1093）、流放岁月（1094—1101）。各卷写及的年代、时间多少、长短不一。每卷又分若干章，共分28章，第一、二卷主要描述初登政坛、文坛的经历，叙述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反对变法的斗争占了很大篇幅，而“童年和青年”实际上只有一章，前两卷主要是描写苏东坡与家人及政界、文坛知名人士的关系。比较起来看，第三、四卷的不少篇章，特别是描写苏东坡遭贬谪后的生活情趣的几章富有吸引力，如第三卷中《赤壁赋》、第四卷中的《仙居》虽是苏东坡生活经历的一段，但都可独立成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语堂就着手开始创作《苏东坡传》。其实，林语堂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他崇拜苏东坡，不仅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对苏东坡的为人处世也很钦佩。在《林语堂自传·关于〈苏东坡传〉》中，林语堂描述自己创作该书的理由：他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为苏东坡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多年。民国廿五年（1936年），作者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那时作者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作者觉得，像苏东坡这样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当作者能专心致力写苏东坡传记时，自然是一大乐事，已无需其他理由。

在写作过程中，林语堂重新阅读了苏东坡的作品及跟他的经历有关的大量材料，研究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及时代环境，尽可能地忠于史实，连苏东坡和有关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做到了有所本，并尽力突出传主苏东坡的个性特点。

《苏东坡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描写传主苏东坡与时代政治风雨的关系。林语堂认为，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因而，他尽力描述了王安石的变法情形和苏东坡对它所持的态度。他除了肯定王安石的个人修养好（不贪污，不好色），文章出色，思想创新，口才绝佳，是能干的行政人才外，也认为其“改革的动机不容置疑”，某些改革措施也是好的，如青苗法“计划本身完善合理”，免役法是“最好的新政”等等。可是，他更是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是失败的，产生了“悲惨结果”。而其原因在于实行“变法”过程中，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譬如，实施青苗法时强迫农民贷款，甚至由富人贷款后向农民放高利贷，结果给农民带来了灾难。又如实施免役法时，“政府的兴趣在税收，人民免役的福利完全被保甲法所抵消，保甲法强迫服役，比征兵更糟糕”。此外，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排斥异已，用人不当，造成严重后果。

至于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林语堂认为是反对的。譬如，苏东坡曾一再上书神宗皇帝，攻击青苗法，劝告神宗不要用权势逼人民屈服，要花靠异议的健全来完善政府职能。不过，他对苏东坡批评变法带来不良现象的诗篇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苏东坡那些诗篇对现实的讥讽和针砭是“正义的批评”，“没有人比苏东坡更充分表达民间的疾苦”，“其中并没有叛变的意识，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具有蚊子叮的效果。叮几下叫人着恼；叮太多就叫人整夜睡不着”。他还指出，正因为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态度，因而一再遭贬，甚至闹出“乌台诗案”，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四个多月，险些被杀害。直到哲宗皇帝时代，苏东坡因为受过太后的宠爱，反对变法，又再次受到迫害，被流放岭南惠州和海南儋州。对于苏东坡的这些遭遇，他是深表同情的。

同时，《苏东坡传》把传主苏东坡描写成集儒道释于一身的政治家和诗人。林语堂认为，苏东坡是一位“巨儒政治家”，本质上是奉行忠君报国思想的。因而，他描写了苏东坡受到英宗皇后的信任之时，竭诚向她提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争取“广开言路”，促使朝廷不再实行青苗法，严惩政府官员贪污和无能，减少政府冗员。同时，他也描述了苏东坡做地方官时怎样忠于职守，政绩显著。如担任徐州太守时，组织群众和御军抗洪，保住了徐州城；担任杭州太守时，完成了杭州的供水系统，建立公立医院，疏通盐道，重整西湖，平抑粮价，热心赈灾。被贬惠州期间，则关心惠州城的改善工作，修建了两座桥，一座横越大江，一座横越惠州的湖泊，并曾建议广州太守王古用竹管将泉水引入广州供市民饮用，以减少疫病。

在林语堂看来，苏东坡并不是一个腐儒，而是一个既有济世思想又玩佛信道的“乐天才子”。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在顺境中不做政客，在逆境中又能安贫乐道，热爱生命，自得其乐，活得快慰。譬如被贬黄州时，甘心务农，愿为隐士，研究佛学和道教，学习瑜珈术和炼丹术；任杭州太守时，游遍了城里城外的一百多个寺庙，时常混迹于道士和妓女之间；受贬惠州时，更是醉心于炼丹术，信仰简朴生活和无邪思想，以求长生不朽。

《苏东坡传》充分表现了传主苏东坡的个性、才华和魅力。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他爱唱反调，敢于坚持原则和自己的主张，讨厌虚伪和欺骗，对看不惯的事物总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同情人民疾苦；是一个大哲学家，儒家弟子，自然诗人，不完全是清教徒，更不愿把时光完全浪费在醇酒美人身上。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杰出的才华，是一个大文豪，大诗人，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他的中秋词，“大江东去”，“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千古绝唱，他的“士人画”具有革新精神，他所有的诗文都具有“真诚性”，单纯自然，“能取悦千秋万世的读者，超越一时的文风而留传下去”。正因为这样，他具有特殊的魅力，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千年来都不断有人真心地崇拜他。

此外，《苏东坡传》还写了林语堂的一个独到的发现，即向来认为苏东坡有一个“不美而才高”的妹妹的说法，纯属“民间传记，并无史实根据”，但他却有一个堂妹，而且是他“初恋的对象，他至死对她柔情万缕”。

《苏东坡传》基本忠于历史事实，而且采用了多种笔法赞扬苏东坡，表现苏东坡，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作者对苏东坡的热爱之情。为了强化人物形象的描绘，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传记写作的手法做了新的尝试和开掘。该传记中不乏林语堂的主观感情，使传主苏东坡成为林语堂理想化的人物。

《苏东坡传》融汇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传主苏东坡既是从政多年的政治活动家，又是多才多艺的天才；既潜心探究过儒道释哲理，又足迹遍及了大半个中国的名山大川。这就必须运用多方面的文化知识，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苏东坡的风貌。实际上，书中确实运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儒道释知识，瑜珈术和炼丹术知识，诗词、美术、书法鉴赏知识，以及地理风物知识（如长江三峡的雄奇，杭州山水的秀丽，黄州、徐州、惠州和儋州等地各具特色的景物）等等。

《苏东坡传》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作者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作者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作者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中国书评人萧庆伟：《苏东坡传》的文献取向与作者的意蕴期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对于客体的情感境界、人生态度等方面的期待视野。在这一期待视野的支配下，便有了作者对苏东坡个性魅力的全面肯定和热情歌颂。

文艺评论家刘自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一本好书、奇书。

当代作家余杰：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一个赤子写另外一个赤子。

当代作家余秋雨：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

该书于1947年完稿，由纽约约翰·黛公司，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先后出版。原名为“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可直译为《心旷神怡才智卓越的人物——苏东坡的生活和时代》，20世纪70年代台湾出版宋碧云、张振玉两种译本，均译为《苏东坡传》。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景星学社社员，新道家代表人物。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