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齐运动（印尼语：Gerakan Aceh Merdeka，简称GAM，又译亚齐独立运动组织），是一个主张以暴力手段争取亚齐独立的组织。 组织由一名亚齐商人创立，总部设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并在亚齐招募游击队，以武力争取亚齐省脱离印尼独立，建立一个有别于印尼的回教国家。

自由亚齐运动在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在亚齐引发大海啸后，再度展开与印尼政府的谈判，并取得进展：

2005年8月16日，与印尼政府达成协议，以解除武装，换取印尼政府的特赦，以及不在亚齐驻扎非亚齐裔军人。

12月20日，“自由亚齐运动”向印尼政府上缴最后一批武器，从而彻底完成缴械行动。

12月29日，印尼根据和平协议从亚齐省撤出最后一批部队。

领导亚齐独立的自由亚齐运动，强烈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回教国。

独立运动虽然承认亚齐和印尼大部分地区具有同样的宗教和文化，但他们强调，印尼却不是一个纯粹的回教国家，因此他们要求在亚齐建立一个彻底实施回教法的新国家。

他们还提出了“亚齐民族”的说法，强调亚齐人与爪哇人是不同种族，试图作为亚齐独立运动的基础。

亚齐在战后的1953年曾宣布成立独立的回教国，导致与印尼开国总统苏卡诺派来镇压的军队发生四年冲突。双方最后举行谈判，结果亚齐在60年代初实现和平。

不过，亚齐被并入印尼版图之后，仍然与印尼存在着矛盾，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分享自然资源税收的问题，二是实行回教法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亚齐逐渐酝酿分离的倾向。1976年，自由亚齐运动正式成立，亚齐再度爆发战事。

如果亚齐人愿意接受删除独立选项的全民表决，则亚齐可能在既有的宗教、教育事务之外，再取得治安、财政和部份司法权等自治权，结果或许可能促使印尼逐步走向联邦制。

然而，印尼政治精英之间对于联邦制的歧见很大，印尼当局还必须考虑军方所能容忍的范围。如果印尼政体改变成联邦制，中央政府还是无法创造安定局面，那么一旦各地闹独立运动时，军方就有出兵镇压的借口，到时整个印尼群岛将陷入动荡的局面。

与此同时，亚齐人若接受高度自治，主张独立的武装势力在联邦制之下，也必须承认中央派驻各地维护治安的组织，亚齐独运必须放下武器。

1976年12月“自由亚齐运动”成立。

1999年瓦希德总统执政后，印尼政府大力倡导民族和解，同意让亚齐享有广泛自治，地方政府可管理75%的财政来源，但坚决反对亚齐独立。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印尼国会还成立了亚齐问题特别委员会，专门处理亚齐问题。同时，印尼政府也与“自由亚齐运动”领导人开始谈判。

2001年2月，在多次谈判未果和停火协议没有得到执行的情况下，瓦希德政府宣布对“自由亚齐运动”采取“坚决行动”，并于3月宣布“自由亚齐运动”为分离主义组织。

2002年12月10日，印尼政府军士兵在从亚齐特区撤出前一同欢呼。

2003年5月18日，印尼政府同“自由亚齐运动”在日本首都东京举行的谈判破裂，印尼总统梅加瓦蒂随即宣布从19日凌晨起在亚齐省实行戒严，强化军事管制。印尼军队随即展开了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自由亚齐运动”进行空中和地面打击。据印尼官方宣布，经过一年多的军事行动，政府基本收复了亚齐的基层政权，恢复了政府的行政控制，并严重削弱了“自由亚齐运动”的武装力量。

2004年12月，地震、海啸灾难发生后，印尼政府开始与“自由亚齐运动”领导人就停火问题进行接触，为了全力救灾，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

2005年1月至5月， 在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的调解下，印尼政府和“自由亚齐运动”代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数轮和谈。在谈判过程中，双方立场逐渐接近。在第二轮谈判中，“自由亚齐运动”开始不再坚持独立的立场，并在第三轮谈判中同意放弃独立要求。5月31日，第四轮谈判结束，双方同意就结束亚齐暴力冲突起草一份和平协议，并决定于7月12日进行新一轮谈判。7月16日，印度尼西亚政府与“自由亚齐运动”谈判代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五轮和谈中就和平协定达成意向性协议，双方将提交各自领导层批准，并将于8月中旬正式签署和平协定。8月15日， “自由亚齐运动”士兵上缴武器。印尼政府和“自由亚齐运动”在赫尔辛基正式签署和平协议。根据协议，“自由亚齐运动”不再要求亚齐独立并解除武装。同时，政府撤出在亚齐的编制外驻军和警察， 特赦“自由亚齐运动”政治犯。8月31日，印尼政府释放了在押的1424名“自由亚齐运动”政治犯。

2005年12月，国际监督机构人士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均证实，“自由亚齐运动”已经完成了解除自身武装的工作 。“自由亚齐运动”向政府上缴了840件武器，政府方面按照和平协议的规定，在12月29日以前将多余的政府军士兵和警察有序撤出亚齐。同月27日，“自由亚齐运动”宣布解散其军事组织“亚齐国民军”。

2006年7月，印度尼西亚国会通过了《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省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权。根据《亚齐自治法》，亚齐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70%将由本省支配。该法还规定曾经从事分离主义活动的人可以组建政党，并参加各级政府竞选。

自由亚齐运动（the Free Aceh Movement ）是亚齐地区分离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全称为亚齐——苏门答腊民族解放阵线（the Acheh/Sumatra National Liberation），通常简称为GAM（Gerakan Aceh Merdeka ）。它成立于1976年，主要领导人是哈桑·迪罗（Hasan.D.Tiro）。

哈桑·迪罗出生于1930年9月4日，据说是亚齐抗荷英雄东古·齐克·蒂·迪罗（Teungku Chik di Tiro）的后人。1953年亚齐地区参与伊斯兰教国运动时，哈桑·迪罗正在驻联合国的印尼使团工作。在亚齐地方叛乱领导人的支持下，他成为伊斯兰教国运动驻联合国大使。由于他的努力，曾使伊斯兰教国运动在困难时期获得了一些军事物资。叛乱失败后，他留在美国并获得了法学博士，与美国、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许多大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商业合作关系。虽然长期生活在国外，但哈桑·迪罗始终关注亚齐地区的发展变化。1976年，他重返亚齐，建立“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开展游击斗争。1979年第一次运动失败后，他流亡瑞典至今。

关于亚齐问题，哈桑·迪罗从最初主张印尼实行联邦制，逐步转变为谋求亚齐独立并付之于武装斗争。这种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是整个亚齐分离运动性质演变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解亚齐分离主义问题的重要途径。

在50年代，哈桑·迪罗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在印尼的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其中爪哇族长期拥有政治和经济的优势。而印尼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单一制，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并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保护爪哇人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印尼应当实行联邦制，通过创造一种平衡——爪哇人让其他民族分享政治权力，同时后者能够让前者分享他们的经济资源——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共同发展。

但是随着“有领导的民主”代替议会民主制，尤其是苏哈托建立“新秩序”统治后，国家权力日益集中于中央政府。亚齐的特别行政区地位有名无实，经济长期停滞，社会发展缓慢。面对这种遭遇，哈桑·迪罗意识到在印尼实行联邦制已经没有可行性，思想开始发生改变，明确主张亚齐争取独立，认为这是外岛地区的唯一选择。

概括来说，哈桑·迪罗的分离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强调亚齐民族的历史荣誉感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合法性。哈桑·迪罗反复指出，“当荷兰在1873年向亚齐宣战时”，亚齐早已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家，“遍及整个苏门答腊的主权已经被广泛和正式地承认属于亚齐”。亚齐战争是两个国家——荷兰与亚齐王国——之间的战争。基于这样的历史，“……二战后，整个苏门答腊应该归还亚齐政权，自动恢复独立。”另外，哈桑·迪罗在其著作中，大量描述了亚齐人民不屈不挠的抗荷斗争过程，指出亚齐民族视独立为最重要，现在的亚齐人也应该继承这种民族传统，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其次，否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合法性。哈桑·迪罗认为，从历史上看，印尼不是一个自然的地理整体，尽管各岛曾经被同一个殖民宗主国统治，但是爪哇和外岛地区没有历史的联系，各部分之间缺少“共同的命运感”。 而且，二战后荷兰殖民者把“印尼”转移给爪哇统治者并没有得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同意。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有关章程，这种“转移”是非法的，成立的印尼共和国也是非法的。不仅如此，在“印尼”的名义下，爪哇人对其他民族实行“新的殖民统治”。在政治方面，爪哇人控制着印尼的政治，少数在政府中的非爪哇人也只是一种宣传工具而已，为的是制造外岛人在行政机构中没有完全被剥夺权力的假象。在经济方面，在所谓的“发展原则”的指导下，亚齐自然资源的开发只是为爪哇的利益服务，爪哇人利用军队维持对外岛的控制，并且通过大量的爪哇移民确保对亚齐长久的控制。所以，如果说亚齐民族是这个国家的成员之一，并没有享受到公正的待遇。爪哇人的统治是非法的，是新的殖民者，正在摧毁亚齐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

第三，主张亚齐脱离爪哇人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基于亚齐作为独立国家长期存在的历史以及“印尼共和国”的非法性，哈桑·迪罗指出，所有的亚齐人应该争取独立，确保亚齐——苏门答腊人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亚齐——苏门答腊”政权不仅包括亚齐民族，而且包括所有“希望苏门答腊是苏门答腊人的苏门答腊”、拒绝“爪哇殖民主义统治”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各个民族。他的计划是要建立一个瑞士类型的自由联邦，使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权（在地位上与亚齐平等），能够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

关于运动的性质问题，哈桑·迪罗在公开发表的日记《自由的代价》（the Prcie of Freedom, the Unfinished Diary）一书中，大量阐述了运动的宗教性质，认为亚齐的政权与伊斯兰教是无法分割的，独立斗争是为真主和阿拉所战。但是从整个著作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有些内容是在80年代补充的。另外，一些学者在分析自由亚齐运动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哈桑迪罗最初并不想公开提出建立伊斯兰教政权的主张，目的在于更多的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正因为如此却失去了亚齐当地人民的支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80年代以后，哈桑·迪罗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性质的亚齐政权。

对于哈桑·迪罗的政治主张，参考有关学者的分析，本文认为：第一、“亚齐——苏门答腊”的观点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哈桑·迪罗关于亚齐疆域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在17世纪初伊斯坎达尔·慕达（Iskandar Muda）苏丹统治时的状况。事实上，到18世纪中期荷兰入侵时，亚齐王国的统治范围已经缩到苏门答腊岛的东部沿海，而不是整个苏门答腊。而且，亚齐扩张时期的残酷程度与“爪哇人的印尼”不相上下。因此哈桑·迪罗宣称亚齐人统治苏门答腊的权力与1949年后荷兰把苏门答腊转让给“爪哇人的印尼”同样是不公正的。第二，就印尼共和国合法性的问题，哈桑·迪罗无法对亚齐乌里玛在1945年10月的宣言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宣言明确将亚齐带入到印尼的独立斗争当中。他对非爪哇人希望成为新的国家的一部分的愿望的简单解释是：他们缺乏政治意识，结果被“爪哇殖民者欺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民族概念，多数形成于反殖民运动的过程中，不可否认亚齐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但并非每一个民族都必然要相应的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从历史上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亚齐地区参与了这一运动，对现代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和国家观念具有认同感，尤其在40年代印尼共和国抗荷战争时期，亚齐人民给予了中央以积极的支持。因此当共和国成立时，亚齐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的一部分。在建国初期，亚齐地区完全是自愿接受中央领导，并不象哈桑·迪罗所说的，亚齐是被动地被荷兰旧殖民者转让给“爪哇新殖民者”的。

亚齐是印尼共和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位于印尼最西部，苏门答腊岛北端，北临马六甲海峡、西临印度洋，面积5.539万平方公里，约为印尼国土总面积3%。居民以亚齐族为主，人口410万（根据1997年统计），9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亚齐是印尼天然资源蕴藏量最丰富的省份之一，盛产石油、天然气、橡胶、金矿、银矿和木材。其中，天然气厂每年生产约1200万吨液化天然气，占印尼液化天然气出口的1/3。

亚齐是伊斯兰教输入印尼时最早到达的地区，也是印尼最笃信伊斯兰教的地区。16世纪初，亚齐建立了伊斯兰教政权，并在17世纪初发展成为印尼群岛西部地区最强大的、最富饶的和文化最发达的苏丹王国。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亚齐王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形成了以乌略巴朗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和以乌里玛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势力共同管理亚齐事务的局面。

西方殖民者入侵印尼后，一直未能征服亚齐地区。1871年荷兰与英国签订《苏门答腊条约》，荷兰加紧向苏门答腊扩张，开始向亚齐发动殖民战争。从1873年到1903年，荷兰殖民者经过3次“亚齐战争”后，才在该地区建立了殖民统治。在战争中，乌里玛领导穆斯林进行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使荷兰殖民者耗资巨大，统治艰难。因此荷兰在亚齐力图通过扶持乌略巴朗的传统世俗权力和推行世俗教育，以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这激化了乌略巴朗和乌里玛之间的矛盾，也直接影响到战后亚齐社会结构的变化。

二战期间，随着荷兰殖民者撤离亚齐，乌略巴朗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削弱。在40年代乌略巴朗与乌里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最终乌里玛取得了胜利，在亚齐树立了牢固的统治，伊斯兰教成为该地区单一的思想意识。

从亚齐与印尼其他地区的关系来看，在20世纪上半期的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亚齐积极参与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自从印尼共和国建立以来，亚齐地区与中央的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50年代初期，亚齐参加了“伊斯兰教国运动”（Darul Islam），是当时地方叛乱活动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进入苏哈托统治时期，亚齐地区的分离运动时断时续，并在1998年后进一步扩大化，成为影响印尼国内政治稳定和东南亚地区安全的重要问题之一，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哈桑·迪罗的政治主张的指导下，“自由亚齐运动”于70年代成立，成为目前亚齐地区最早开展分离运动、影响较大的组织之一。其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1998年到现在。

“自由亚齐运动”组织活动的第一、二阶段处于苏哈托军人政权统治时期，苏哈托总统从1965年上台后，以军人力量为基础，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对外岛各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采取严密的控制，实行一种倾斜性的经济政策，注重对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发展，造成亚齐、廖内、伊里安查亚等外岛地区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停滞不前。

在这种背景下，哈桑·迪罗从美国返回亚齐，于1976年11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成立“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宣布为捍卫“亚齐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1977年，由于行动计划被泄露，“自由亚齐运动”被迫转入丛林，开始武装斗争。这次分离运动只有不到200人直接参与。主要的活动形式是散发传单，并有零星的暴力活动，以致于当地人民把他们等同于有武装的土匪。。尽管如此，印尼政府还是迅速采取军事行动，镇压了“自由亚齐运动”，而哈桑·迪罗则于1979年流亡到瑞典。

虽然“自由亚齐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促使亚齐分离运动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并没有消失，随着印尼的经济建设，地区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亚齐与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锐。

经历了第一次失败后，“自由亚齐运动”的一些成员留在亚齐的丛林中活动，另一部分成员则在利比亚等国接受军事训练。1989年的前半期，“自由亚齐运动”重新兴起，遍及大亚齐、中亚齐、北亚齐、东亚齐和比地亚（Pidie），在后三个县城中尤其活跃。据印尼军方巴拉莫诺（H.R.Pramono）少将称，1990年中期至1993年初，“自由亚齐运动”的游击队成员的数目很难确定，似乎遍及亚齐的每个角落。运动开始不久，印尼中央政府派驻了大量军队镇压“自由亚齐运动”，并从1990年开始在亚齐实行军事占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自由亚齐运动”在第一、第二阶段主要以军事斗争为主，其组织力量相对薄弱。在前两个阶段，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的人数较少，斗争规模较小。虽然一些成员在国外接受了军事训练，武装力量有所增强，并占据了亚齐地区的一些边远村庄。但总体上看，“自由亚齐运动”与印尼政府的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其次，“自由亚齐运动”在亚齐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总的来看，社会支持不足。在第一阶段，哈桑·迪罗试图得到国外援助，忽视当地的社会力量。据说，哈桑·迪罗在回到印尼之初，会见了包括50年代亚齐地方叛乱首领达乌德·贝鲁（Daud Beureueh）在内的一些当地的乌里玛，试图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由于他把希望更多得寄托于西方国家的援助，担心明确表示建立伊斯兰教政权会引起西方的偏见，所以没有接受达乌德·贝鲁建立伊斯兰教政权的建议，致使后者拒绝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自由亚齐运动。在第二阶段，“自由亚齐运动”规模和影响日益发展，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的支持，如知识分子、失业工人和贫苦的农民。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明确主张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政权，符合亚齐当地乌里玛的愿望，对民众有更大号召力；另一方面，由于当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落后，使亚齐社会对中央十分不满，为了本地区的发展，分离思想已经开始出现在当地官僚、公众领袖和民众中，因此“自由亚齐运动”的主张有一定的号召力。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独立”主张并不符合亚齐社会各阶层的意愿，当地群众并没有统一的独立意愿，而是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他们既同情“自由亚齐运动”，但又不认为“独立”是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他们对中央政府抱有希望，试图通过斗争获得地方自主权。所以，在前两个阶段，“自由亚齐运动”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独立”主张并没有被多数亚齐人认同，在当地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而苏哈托政权对亚齐采取的政策始终是以政治和经济上的严密控制、军事上的镇压为主。具体表现为：一、对亚齐采取严密的控制措施。虽然苏加诺政府给予亚齐特别行政区地位，规定亚齐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事务上拥有相对自主的管理权，但到苏哈托政府时期这些规定却形同虚设。苏哈托总统上台后，强调稳定与发展，在政治上，“稳定”表现为通过建立完全的军人统治，依靠武装部队控制国家，实行总统——执政的专业集团——军人三位一体式的统治体制。在地方行政机构中，任命大批军官担任从省长、县长直到乡长的各级行政首长，剥夺地方的自主权。在经济上，“发展”表现为，将大批的在职和退休的军官安插在重要的经济部门，控制地区的经济生产。同时地方收入绝大部分上缴中央，中央在分配过程中对少数地区实行严重的政策倾斜。1971年，北亚齐地区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并于1977年开始生产。然而这并没有给亚齐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任何益处。天然气的收益直接归为中央，而亚齐当地人民本来期望随着工业的发展会出现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些职位大多被从爪哇的移民所占有。繁荣的工业区与亚齐其他落后的农业地带、爪哇人的高收入与亚齐本地人民的贫困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地区对中央、民族间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社会各阶层提出不同的建议以促使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自由亚齐运动”为代表的“独立”主张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极端表现。二、苏哈托政权对“亚齐自由运动”采取坚决的军事镇压。对于亚齐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军人为基础的苏哈托政权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在亚齐修建公路，从政治上抚慰多数亚齐人，但并没有从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发展亚齐当地的经济；另一方面对“自由亚齐运动”采取坚决的军事镇压。虽然在前两个阶段，“自由亚齐运动”组织的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但是印尼中央政府都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镇压。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失误是亚齐分离运动产生的根源，而军事方面的高压政策并没有消除亚齐地区的分离倾向，反而使该问题积重难返。尤其是印尼军人于1991年在亚齐建立军事占领区，对亚齐进行了长达近10年的军事统治。据报道，这期间，军队滥用职权，从恐吓到绑架、从强奸到屠杀，严重践踏了人权，大约有2000多平民因为被怀疑与自由亚齐运动有联系而被杀，许多人被逮捕、审讯。军事行动没有把“自由亚齐运动”彻底消灭，反而殃及无辜平民，使整个亚齐处于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仇恨中，中央与地方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被大大激化。这对亚齐当地的分离倾向产生的“推动力”远远大于“自由亚齐运动”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说这是分离运动全民化的重要转折点。

1998年苏哈托总统下台，中央集权政治结束，印尼开始向政治民主化和多党制过渡，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因此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亚齐当地的媒体上陆续出现了揭露军人暴行的报道，而且“一石激起千层浪”，亚齐当地社会要求撤军、对军人暴行进行审判和对受害者的补偿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正值印尼处于权力交替时期，中央政府无法迅速地做出回应，致使亚齐局势日益动荡。

1999年1月末，全亚齐学生组织发动集会，要求就亚齐的政治地位进行全民公决。“自由亚齐运动”重新活跃起来。流亡海外的“自由亚齐运动”成员回到亚齐，并取代学生组织开始进行全民动员，试图以独立的要求取代民族自决。其武装力量与中央政府军队的冲突不断升级，使亚齐的局势渐趋恶化。1998年以前，游击队的活动中心集中在东亚齐，到2001年，“自由亚齐运动”的活动已经遍及全省。据说，该组织现有17个根据地，每个根据地有7个军事司令部。并拥有自己的军队、警察甚至海军陆战队，共17000名人员。此外，“自由亚齐运动”自称已经在60个国家设有代表处。印尼国防部长马福承认，亚齐80%的土地已经掌握在独运分子手中。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自由亚齐运动”的分离主张外，对于亚齐的走向，在当地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如学生运动主张公民投票，地方政府则主张实行特别自治区。

亚齐分离活动的扩大加上东帝汶的独立，在印尼其他一些地区引起了负面的连锁反应。一直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对中央政府不满的伊里安查亚、马鲁古、廖内和北苏拉威省的独立倾向随之抬头，使拥有1．7万个岛屿的印尼共和国面临解体的危险。有人甚至担心，处理不好，印尼将会成为“第二个巴尔干”，整个国家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面对亚齐的混乱局势，印尼各届政府都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试图通过给予亚齐地区更多的地方自治权，以控制亚齐的分离倾向。对于以“自由亚齐运动”为代表的武装独立力量，瓦希德政府曾通过和平谈判、签订停火协定等措施加以控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01年8月梅加瓦蒂继任总统以来，印尼国内政局相对平稳。中央政府一方面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维持哈比比和瓦希德政府时期制定的有关给予地方更多自治的方案，并与亚齐当地政府进行磋商，试图缓解局势。另一方面，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对以“自由亚齐运动”为代表的独运武装力量进行镇压。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这些措施并不奏效，亚齐地区的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不安中，也直接影响到印尼整个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对军队在亚齐地区侵犯人权的暴行进行调查是亚齐分离运动再次兴起的导火索之一，但从哈比比政府到瓦希德政府和梅加瓦蒂政府，对这一问题都基本采取避而不谈的政策，这是与印尼的政治特征密切相关的。然而，正如亚齐的一些温和的伊斯兰组织所言，如果最初政府能够对一些军人的暴行进行审讯调查，也许事态不会从要求全民公决发展到独立运动。一位亚齐的律师也指出，依法起诉在亚齐省犯下侵犯人权暴行的军警，才是争取民心的恰当作法。

总的来看，亚齐地区分离倾向产生的根源是经济利益，而作为这种倾向的代表，“自由亚齐运动”以武装斗争为主，在亚齐当地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并促使亚齐分离运动“全民化”的因素却是政府政策的失误。在目前的状况下，调查军人在亚齐的暴行是解决亚齐问题的前提之一，但如果调查亚齐问题将直接损害军人集团的利益。因为无论是在苏哈托当权时代，还是对于印尼现政府来说，军队在印尼的政治生活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亚齐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印尼整个国家的政治特性与体制特征密切相关。亚齐问题的真正解决，关系到印尼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第一、纵观“自由亚齐运动”20多年的斗争可以看到，经济利益是分离运动产生的根源，建立独立政权是该组织的斗争目标。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由亚齐运动”从单纯地试图依赖外国援助和亚齐上层社会的支持，逐渐转向动员亚齐各阶层的支持。地区经济利益是重要的动因。此外，作为当今世界诸多试图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建立独立国家的一种民族分离主义思潮的代表之一，哈桑·迪罗大力宣扬“亚齐的历史荣誉感和鲜明的民族个性”，也起了催化剂作用。从而可以理解，虽然印尼中央政府在外岛各地区都实行同样的经济倾斜政策，为何只有亚齐的分离运动最为严重的原因。

亚齐与印尼其他民族拥有共同的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经历，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后，亚齐又自愿加入统一的印尼共和国，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并参与印尼的政治生活，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在当代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内部，任何民族，不管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历史上曾经单独建国的民族还是历史上一直受他族统治的民族，……以及在它虽然有相对集中的人口和地域而已经和别的民族结成相共相永的历史命运的情况下，都在结构上失去了单独建立国家的合理性。

第二、导致亚齐问题产生和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是印尼政府在处理中央与亚齐地区的政策上的失误。首先是发展政策方面的严重不均衡。在多民族国家中，价值[28]在各民族间的不平衡分布是共有的现象。其中，结构性分布的不均衡是客观存在和相对难以改变的，而在族际间进行以权力和利益分配为主的政策性分布则起着关键性的调节作用，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印尼，爪哇族作为主体民族，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占主导地位，而本国的自然资源分布则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外岛地区，其政策性分布可以说是高度集权下的不均衡分配。在再分配过程中，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剥夺了亚齐等外岛地区的管理权，在经济上将大量自然资源的财富通过税收转移到爪哇岛等少数地区，使亚齐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是导致亚齐分离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央关于处理亚齐分离运动的政策有误。几十年来，虽然亚齐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长期被印尼中央忽视，处于边缘地带，但导致独立要求的提出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亚齐问题，苏哈托军人政权始终采取高压政策，企图实行武力解决，而不注重通过发展当地的经济，解决社会和民族不平等问题，逐步消除亚齐民族分离的根源。尤其从90年代初对亚齐实行的军事占领，军队大批的屠杀、逮捕、绑架平民，激起了远比政治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更加强烈和难以消除的民族仇恨，这是整个亚齐分离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地区政治经济的压迫和剥削是亚齐分离运动产生的根源，那么40年来中央政策的失误是造成目前亚齐独立呼声高涨的关键原因。因而政府调整好自己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由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多样性，中央政府应该给予少数民族以地区自治权，防止政治歧视、经济掠夺和强迫的文化同化是至关重要的。事实证明，对于亚齐分离运动，靠武力镇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采用和平谈判和政治协商的方式才是出路。这是印尼政府和人民面前的重要课题。当然这条道路会有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例如对印尼军人在占领亚齐地区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处理就存在很大的难度，然而亚齐问题的处理，不仅是民族问题或一个地方问题，它直接涉及到印尼国家发展的全局利益，人们相信，印尼的政治家会从战略的高度审视亚齐问题，并最终会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解的方式妥善加以解决。

2010年6月3日，一度争取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分离主义组织“自由亚齐运动”创始人哈桑·迪罗(Hasan di Tiro)去世，时年85岁。

因身患重病，“自由亚齐运动”组织的创始人迪罗已经在印度尼西亚西部苏门答腊岛的一家医院加护病房内度过了2周的时间。一名发言人说，迪罗于当地时间2010年6月3日中午12时20分左右不治身亡。

反政府人士迪罗曾流亡瑞典近30年，于2008年10月回到印度尼西亚国内养病。

迪罗从1976年年底开始，发起“自由亚齐运动”，担任该组织领导人。亚齐(Aceh)是印度尼西亚最西部的一个省，该组织以资源分配不均和宗教文化差异为理由，与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进行武装对抗，并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长期以来，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都坚决反对亚齐独立，并对其武装进行军事打击。

2000年时印度尼西亚政府曾与“自由亚齐运动”签订了停火协议，但好景不长，1年后，因多次谈判未果，停火协议也没有得到执行，政府宣布“自由亚齐运动”为分离主义组织，誓言对其采取行动。在2003年，印度尼西亚军方展开了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经过1年多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势力被严重削弱。

2004年12月，由于印度尼西亚发生地震、海啸等灾难，政府与“自由亚齐运动”领导人谈判，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全力救灾。2005年政府与该组织进行了数轮和谈，双方立场逐渐接近，到当年年底，多方证实，“自由亚齐运动”已经完成了解除自身武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