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星（1886—1914），字东亚，号国权、中葡血统，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蓝坊乡大地村，生于印尼雅加达，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广东蕉岭“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之一。少年时期始终怀着为国雪耻、振兴中华的抱负。1903年，随父迁台，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事业。

罗福星，别名东亚、中血、国权，母亲为印尼葡萄牙裔人，1886年2月24日生于南洋爪哇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祖籍广东省蕉岭县，客家人。罗福星周岁即返回祖籍地广东蕉岭县高思乡大地村居住，自幼受祖国传统文化熏陶。

6岁在乡受启蒙教育，10岁随祖父罗耀南再去巴达维亚，入当地华侨所办学校华侨中学，1902年7月毕业。

1903年，随祖父到台湾，居住在苗栗一堡牛栏湖庄（今苗栗县造桥乡丰湖村一带），在苗栗公学学习。

1906年2月，迁回广东原籍，在返乡路经厦门时，秘密加入同盟会。返回广东后，先在故乡大地村学校担任体育教员，后受广东全省学务公所参议丘逢甲之聘，任广东视学兼广州府中学堂监督。

1906年底到1907年，被派赴南洋、爪哇等地考察华侨教育工作。

1908年春，被聘为新加坡中华学校校长，以此身份经常往来于新加坡、缅甸和巴达维亚之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09年11月20日，同盟会缅甸分会正式成立，为扩展党务，在缅甸25个城市设立了小分会，设立书报社，罗福星被派往缅甸同盟会分会书报社任书记。

1910年，从新加坡转到爪哇，担任巴达维亚中华学校校长，其间与胡汉民等同盟会要员往来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

1910年2月，广东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策反工作颇有成效，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举事之际，部分新军与警察发生冲突，引起督署的密切关注，起义被迫提前举行，倪应典等革命党人壮烈殉难。同年10月，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在庇能（今马来西亚槟城）举行会议，决定筹款购械，重整旗鼓，再度举事。会后，孙中山前往越南河内，黄兴一行人则去巴达维亚等地视察党务，并约见罗福星等人，要他们尽快在南洋各地发展同志，组织敢死队，以便听命行事。遵照指示，罗福星积极奔走串联，积蓄组织力量。

1911年春，毅然辞去校长职务，先到香港，后于4月27日上午，潜回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在战斗中受伤、脱险后再去巴达维亚。同年10月，罗福星奉革命党军事领袖黄兴之命赴南洋招募民军，亲自率领乘船抵西贡与胡汉民会合，再一同赴广州增援。广州光复后，罗福星奉胡汉民之命，与朱玉廷率民军2000人经上海入苏州驰援革命党。年底，南北和议成功，于是解散民军，再回原乡执教。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克复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黄兴获悉起义成功，立刻密电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呼吁在财力等方面急速予以支援。华侨书报社在接到黄兴密电后，即通知罗福星等二人招募民军。罗福星在短短四五天的时间内就从华侨中招募了2000余人，星驰赴难，北上支援湖北军政府。不过，队伍到达福州时，恰值南北议和成功，于是民军奉命解散。

1912年3月6日，回到广东，任大地学校校长。8月，罗福星受革命党人刘士明之邀来到台湾，从事抗日活动，组织“华民联络会馆”，筹划台湾起义。同年12月初赴汕头“台湾革命本部”商谈台湾起义事宜。12月中旬，罗福星、罗国亚等人分别自汕头、福州、东京先后赴台。再度去台湾，积极联络抗日爱国志士，组织同盟会支部，对外用“华民联络会馆”名义开展活动。与刘士明、江亮能、彭云轩、邱维藩、林达荣等12人被称为“十二志士”。在苗栗建立领导机关，以大湖为根据地，派出同志分赴南北各地，设立同盟会分部。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从台南到台北有1500多人参加了同盟会及外围组织。下旬，他们齐集台北大稻埕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分工，分头发展党员准备起义。罗福星负责苗栗、台北的准备工作。因他是客家人的关系，易于接近群众，工作进行得格外顺利。

1913年3月，罗福星认为他们在台湾的起义工作已进行得很有眉目，便托吴颂贤带一封密函赴广州，与广东都督胡汉民联络。这封密函带回国内时，正值袁世凯指使凶手在上海北站刺杀了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黄兴正忙于筹备军事策划讨袁。在形势紧张戎马倥偬之际，黄兴仍然非常关注台湾起义的进展情况。

1913年4月21日，与江亮能等人在苗栗召开台湾省同盟会支部的代表大会，动员革命同志迎接抗日起义。会后以革命志士名义发表《大革命宣言书》。并仿照大陆革命党武装形式，在抗日起义队伍中，设旅长、团长、排长等职，由江亮能担任司令军长。6月，黄兴派潘某前往台湾协助罗福星积极发展组织。7月，又派陈士、王渊两人赴台视察工作。7月27日，罗福星与陈、王二人在基隆举行秘密会议，由罗福星做工作报告，并且商议如何在台湾起义举兵，驱逐日人。这时台湾起义已届付诸实施阶段。8月1日，胡汉民又派吴颂贤、吴觉民前去了解起义准备情况。根据罗福星所提供的数字，参加组织的人数已达5000余人，前途大有可为，二吴备感兴奋。8月16日，他们和罗福星在台北大瀛旅馆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国内如何接应、支援台湾起义的具体问题。

罗福星和二吴都认为应由福建和广东两省联手共同策应台湾起义。因此，8月19日罗福星派金星桥专程赶赴福州，征询福建都督孙道仁的意见。9月18日，罗福星接到孙道仁的回信，后者对于罗福星的建议，除表示完全接受外，还告知闽、粤两省已有准备，愿做台湾起义的坚强后盾。“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北洋军大举南下，闽粤支援无形中停顿。虽然突遭如此重大挫折，罗福星和他的同志却毫不气馁，起义之事仍按部就班进行。罗福星风尘仆仆，奔走各地，联络组织毫不懈怠。他赴台南视察，见当地下属组织——“林季商会”即已拥有会员2万余众，于是决定让岛内反日团体统统加入“华民联络总会馆”，以总会馆为总指挥机关统一领导全台起义。12月间，在台北秘密召集同盟会成员会议，研究如何发动起义。但因敌人搜查甚严，起义计划无法诉诸实行，他也于12月18日，被捕。在狱中及法庭上毫不畏惧，严厉斥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还写下了许多充满必胜信心的诗词。

1914年3月3日，罗福星以“首犯”罪名，被处以绞刑。他从容就义，年仅28岁。此为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上震动一时的“苗栗事件”，该事件震惊日本政府，引发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随后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的统治由高压政策改为怀柔政策。

加入中国同盟会

罗福星，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蓝坊乡大地村，1886年2月24日生于印尼雅加达，罗福星出生时，祖父罗耀南热望他将来能造福社会，故为其取名“福星”。罗耀南是一位思想传统的客家人，他希望罗福星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客家人勤劳淳朴的民风影响，在罗福星满周岁后将其带回广东老家生活。1887年，罗福星随父母返回广东大地村，在这里他接受了启蒙教育，6岁便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等，后又熟读《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儒家经典，耳濡目染，中华传统文化的胚芽在小福星的心田里孕育成长。

罗福星10岁那年，父亲罗经史带着他到印尼，就读于当地的中华学校。经过几年的学习，罗福星掌握了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受到有关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政治思潮的洗礼，这为他日后追随孙中山参与反清革命斗争、发动抗日活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03年，罗福星中学毕业后随祖父移居台湾苗栗牛桐湖庄居住，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在罗福星就读的苗栗公学任教的日籍教员，总有一种优越感，言行间常流露出对中国人的鄙视。罗福星十分不满。再加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使祖父罗耀南承建台湾铁路工程的愿望难于实现，于是罗福星与祖父在1907年5月决定一同离开台湾，返回广东老家。罗福星后来谈到他当时的心路历程时说：“余在数年之前，在台湾有房屋，见日本官吏之逆而恶，既专横，且不仁，愤慨之极，早已倾家荡产，悉已抛弃之矣。”

路经厦门期间，罗福星经革命志士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回到家乡后，罗福星在小学担任体育教师，他要求学生建立强身强国的观念，并灌输民主思想。

在这期间，他受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逢甲之命，赴南洋一带视察华侨学校。任务完成后，他返回南洋群岛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3月，同盟会南洋支部正式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统筹管理南洋地区的20个分会。3月15日，孙中山在新加坡新舞台大戏院演讲，罗福星聆听了演讲。

1909年11月20日，同盟会缅甸分会正式成立，为扩展党务，在缅甸25个城市设立了小分会，设立书报社，以宣传革命为主要工作。罗福星在印尼熟悉书报社业务，又常在宣传的书报里以“东亚”“国权”等笔名发表文章，因此被派往缅甸同盟会分会书报社任书记。缅甸华侨反清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清政府的密切关注与恐慌，他们便向缅甸政府施压。迫于压力，罗福星被迫离开腊戍，转往巴达维亚从事教育工作，出任当地中华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不但与当地的华侨领袖建立良好而深厚的关系，并且和流亡南洋一带的革命党人如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交往甚密。

参加黄花岗起义

1910年2月，广东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策反工作颇有成效，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举事之际，部分新军与警察发生冲突，引起督署的密切关注，起义被迫提前举行，倪映典等革命党人壮烈殉难。同年11月，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在庇能（今马来西亚槟城）举行会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会后，孙中山前往越南河内，黄兴一行人则去巴达维亚等地视察党务，并约见罗福星等人，要他们尽快在南洋各地华侨中发展同志，组织敢死队，以便听命行事。罗福星暗中积极奔走串联，积蓄组织力量。

1911年4月18日，正当罗福星四处奔走、忙于募捐时，接到广东将举事的电报，遂与一批同志联袂回国参加起义。各地同志陆续抵达广州，以白布缠臂为发难标志，以海螺为音响信号。4月27日下午5时30分，罗福星随黄兴率领的敢死队，攻打两广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军队短兵相接。黄兴眼见将身陷重围，便带领起义人员设法脱离险境。混乱之中，罗福星掩护攻击，不幸为流弹伤及左腿，一时血流如注，遂以缠臂白布裹伤止血，并趁炮火间隙潜入一南货店后院暂避，后幸赖新军同志掩护脱险。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罗福星偕同胡汉民等避难至缅甸，不久又到巴达维亚，与黄兴相见，计划再次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黄兴获悉起义成功，立刻密电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呼吁在财力等方面急速予以支援。华侨书报社在接到黄兴密电后，即通知胡汉民、罗福星等人招募民军。罗福星在短短四五天的时间内就从华侨中招募了2000余人，北上支援湖北军政府。不久，南北议和告成，罗福星奉命解散屯驻在苏州的南洋民军。

1911年12月23日，这天是农历冬至。罗福星心里还在牵挂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他彻夜难眠，写下这首与台湾同胞共勉的诗：

猎猎寒风彻夜吹，萧萧落叶故园悲。

市中有客皆瓦缶，台上无冠不野狸。

破碎山河谁补缀，天涯兄弟合流离。

新亭夜夜添新泪，都在二更月冷时。

领导苗栗起义

孙中山将收复台湾作为革命目标之一。1912年5月，孙中山对罗福星谈到，“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收复，但为大局着想，必须讲求方法，基于种种原因，自己不便出面，亦不宜直接过问。可以去见闽督孙道仁，将来如需军火，可电告闽、粤两省都督，自会全力支持”。这对罗福星是极大的鼓舞。同年8月，罗福星接到福州同盟会负责人刘士明的来信，大意为：调查、视察台湾，以举事于台湾，愿君同赞此举。罗福星接信后欣喜万分，第二天即离开故乡镇平前往福州，这是罗福星最后一次离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罗福星到福州后，福建都督孙道仁向他布置了任务，要他去台之前，先到内地汲取斗争经验；台湾活动所需经费，原则上自行筹措，军火部分，则由闽粤两省支援；此行任务以发展组织为第一；有关组织名称，可以灵活处理，以不使日本人生疑为原则。此外，孙道仁表示，有事可直接与他联络。同时，选派了刘志修、徐金因、吴达江、江巴山、林修五、吴修建、金星桥、林志远、古维新、罗国亚等十一人随同罗福星到长江一带考察。1912年11月，罗福星和金星桥、罗国亚来到台湾淡水，随后，刘志修等人也赴台。

在台湾的刘士明将罗福星等安排在位于台北大稻埕的大瀛旅社。罗福星就以大瀛作为在台北的联络点，会见抗日志士。经过多次详细讨论，罗福星等决定：立即成立中国同盟会台湾支部，对外称华民联络馆，将来组织扩大，再以其他不同名称发展力量；革命机关设在苗栗，以打瀛为分部办事处；目前任务以招募党员，发展组织为主，将在日本机关担任公职的华人列为优先争取对象。罗福星通过同学旧识先后结识了苗栗的谢德香、黄员敬、傅清风、江亮能和台北的黄光枢等有志青年。遵照罗福星的指示，随罗来台的刘志修等11名同志，分赴台湾南北各地，招募党员，发展组织。罗福星则乔装成商贩，在苗栗一带组织抗日力量。

不久，罗福星在台北大稻埕遇到大陆来台招募革命同志的同盟会会员吴觉民。此后，他们经常在台北会面。两人共同研究了推进台湾革命的办法，如首先要举例证明日人欺负台湾人；其次要宣传祖国革命的成功和共和政治的理想；最后商定分头组织革命团体，由罗福星领导华民联络会馆，吴觉民领导共和联络会馆，以便积极募集革命志士。为了壮大力量，罗福星与大陆同盟会保持密切联系，互相策应；发动民间宗教性、职业性、慈善性的公开组织成员入会，壮大革命队伍；严格入会宣誓手续，采取暗号联络、密码通讯。

1913年3月15日，罗福星在苗栗召开各地抗日志士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宣言说：日本据我台湾，于兹十有九年，而人民受害匪浅。今日剥我皮肤，四五年后削我骨肉，八九年后必吸我骨髓矣！哀哉！吾台民！慨自日本之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绝我生命，日本苛政，无所不用其极，岂有诸君甘心受此苛政之下乎？《大革命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暴虐统治的罪行，斥责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血腥迫害和残酷掠夺，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配合祖国革命，开展抗日斗争。《大革命宣言》散发后，受到全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极大鼓舞了与会的抗日志士。大会结束后不久，在罗福星的发动和组织下，谢德香、黄光枢等台籍志士，以苗栗为中心，在台北、桃园、台南、基隆、宜兰等地，分别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党等各种名义招募会员，甚至以山地原住居民同胞作为对象。同时以江亮能为司令军长，下设旅、团、营、队，分别以“东王”“西王”“南王”“北王”为代号。经过罗福星等人广泛深入发动，不到一年的时间，同盟会台湾支部会员增至9万多人。此外，罗福星还积极筹措经费。雾峰林家的林祖密对罗福星十分敬佩，不但捐助2万银元，并表示如果革命起义，他可以率两万人帮助罗福星一起抗日。

当罗福星等人积极筹备苗栗起义时，正值宋教仁被暗杀，“二次革命”爆发。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北洋军对南方各省的控制，孙中山和革命派的许多重要人物被迫流亡海外，不仅革命形势出现危机，也使罗福星等人期望中的大陆支援化为泡影。罗福星等人遂决定以岛内革命力量为主要依靠，积蓄力量，准备起义。在罗福星等人的组织与影响下，台湾中南部相继发生了4起抗日事件，分别是南投事件、新竹事件、台南关帝庙事件、台中东势角事件。使日本殖民统治者极为震惊，他们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搜捕。

1913年12月18日，罗福星在淡水被捕。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于这次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革命取得联系并带有全省规模的革命运动，大为震惊，遂即进行4个月的大检举，逮捕4000多人。罗福星被捕后，日警想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情况，日夜对他反复审讯，用残酷手段逼他招供。但罗福星除了对“抗日复台”一事承认外，让日警一无所获。当他在苗栗临时法院接受审问时，神情非常镇定，斥责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他还在狱中写了一篇扣人心弦的自白书，详细列举日本虐待台湾同胞的种种暴行。他在《自白书》中这样写道：“古语云：杀头相似风吹帽，敢在世中逞英雄。人生只有一次生，绝无二次死之理。当死而不死，遗污名于千载。当死而即死，留芳名于百世。此乃真正之男子汉大丈夫也。余唯欲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耳。”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壮志豪情。

1914年3月3日上午9点25分，在台北监狱绞首台上，罗福星泰然受刑，年仅28岁。他为争取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谋求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临刑前，罗福星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8个字嵌于句首，以此颂扬孙中山领导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丰功伟绩：

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

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

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

罗福星的父母，祖辈为了生计飘洋过海到荷兰属巴达维亚(即印度尼西亚椰加达)谋生，他就诞生于侨居地。出生后随祖辈东奔西走谋生计。1887年随祖母，父亲返唐山蕉岭县蓝坊乡大地村。稍长接受启蒙教育，后随父复返侨居地印尼巴城，就读华文学校，兼习读荷兰文。1903年中学毕业后，随祖父往台湾苗栗县造桥乡，就读苗栗公学。1907年随祖父重返故乡。

在这22年期间，他切身感受到荷兰殖民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台湾亡国奴生活的欺凌忍辱的痛苦，激发了爱国主义思想，深深体会到“无国就无家”，“祖国弱受人欺”的苦楚，蕴藏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

青少年的罗福星始终怀着为国雪耻、振兴中华的抱负。1907年6月，他由台湾返回故乡途中，在福建厦门聆听老师讲述革命道理，明白必须唤起民众，才能救中国，于是毅然参加“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事业。

他在家乡小学任教，利用讲坛，撰写《从军乐》教材，寓教于课本，学生有时高歌吟唱，有时操练乐府，灌注着爱国主义思想。

后来，他在荷属巴城、英属新加坡等地担任中华学校校长期间，还奉广东总教育会长丘逢甲之命，到南洋一带视察华侨学校，宣传革命。同时与同盟会胡汉民等奔走南洋各埠为革命募集款项，支援国内起义活动。1911年他在黄兴领导下返国参加“三·二九”广州起义，战斗中腿部负伤。起义失败后，复返南洋活动，等待时机为国效忠。

“三·二九”起义失败后，他毫不气馁，与胡汉民、黄兴等人频频联系进行活动。1911年10月推翻清朝的武昌起义成功，他奉命在海外招募民军支援革命，并率领一批民军到西贡与胡汉民会合，经香港到广州，领取枪枝弹药。武装后的民军，如虎添翼。他与朱玉廷率二千民军直扑上海、苏州，待命参加战斗。民军完成使命后，他返故乡重执教鞭，继续进行革命的鼓动工作。

1912年8月间，他奉北伐军刘士明之命，赶赴台湾从事抗日光复任务。抵台后他与林修五、刘习修等12人密商成立抗日复台革命组织，定名为“华民联络会馆”，推举刘士明为主盟人，12人分任“募集主盟负责员”，会后分赴台湾各地进行革命活动。通过深入发动，会员大增，在台北集会，制订纲领：一、名称为中国同盟会支部，各地对外利用联络会馆或其它名称为掩护，成立分会；二、总会设在台湾大瀛旅社，以便联络；三、任务是扩大队伍，招募会员；四、联络各地抗日志士，组成抗日复台统一战线。

罗福星明确提出战斗口号：“驱逐日人，恢复台湾。”为了壮大力量，他与大陆同盟会保持密切联系，互相策应。发动民间宗教性、职业性、慈善性的公开组织成员入会，壮大革命队伍。并严格入会宣誓手续，采取联络暗号，密码通讯。为了在起义战斗中统一指挥发挥战斗力，将会员进行军事编队，委派十人长、五十人长、百人长，司令官等领队人员，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

经过罗福星等人广泛深入发动，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台胞，有如即将爆发的火山。一年之久，革命烈火燃遍全岛，会员达9万多人。1913年4月在苗栗县召开同盟会台湾支部大会。会议明确提出以武装起义斗争形式进行抗日复台的方针，罗亲自撰写《大革命宣言书》，公开号召“在日本强权压制下的台湾人民，除以革命手段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以外，别无自救之路。”会议后，志士们着手准备起义事宜。

1913年10月，由于个别会员在搞枪枝时失误，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从而进行大搜查，逮捕密藏枪枝的会员。接着又逮捕8名宣誓入会会员，导致起义事机暴露。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出动大批军警搜捕抗日志士。在搜捕过程中，罗以巧妙机智方式躲过敌人的搜捕，但敌人不甘心就此失败，以缺席判处罗福星死刑。罗福星对敌人的判决采取蔑视态度，在群众掩护下继续战斗。他写下了不少鼓舞人民的战斗篇章：《自叙》《日记》《杂录诗篇》《宣告文》《致闽都督报告》《军人手法》等，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豪迈壮志，表示矢志报国决心，“虽粉身碎骨，而意志仍不屈”，以“救出台民于虎口”为奋斗目标。他化装成商人、学者、侨民、军警等，活动于日本军警眼皮之下。1913年12月由于叛徒告密，他遭日本警察逮捕，受尽严刑拷打，仍大义凛然，誓死不屈。

日本侵略者经过60天的刑讯，一无所获，于1914年12月将罗福星施以绞刑，终年29岁。他在狱中写下《致爱妻》《致爱卿书》等4封遗书。书中表现他对革命的忠贞：“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实践了他生前豪言壮语：“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还。”

罗福星亲自撰写《大革命宣言书》，并写下了不少鼓舞人民的战斗篇章：《自叙》、《日记》、《杂录诗篇》、《宣告文》、《致闽都督报告》、《军人手法》等，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豪迈壮志，表示矢志报国决心，“虽粉身碎骨，而意志仍不屈”，以“救出台民于虎口”为奋斗目标。他被捕后在狱中写下《致爱妻》、《致爱卿书》等4封遗书。

罗著作“苗栗部共和党机关失败风潮纪念”一书，并在狱中赋言志诗；有一首以罗东亚之名诗如下：

独飘彩色汉旗黄 十万横磨剑吐光 齐唱从军新乐府 战云开处阵堂堂

海外烟飞突一岛 吾民今日赋同仇 牺牲血肉寻常事 莫怕轻生爱自由

枪在右肩刀在腰 军书传檄不崇朝 爷娘妻子走相送 笑把兵事行解嘲

背乡离井赴瀛山 扫空东庭指顾间 世界腥膻应涤净 男儿不识大刀还

弹丸如雨炮如雷 喇叭声声战鼓催 大好头颅谁取去 何须马革里尸回

勇士飞扬唱大风 黔首皆悲我独雄 三百万民齐奋力 投鞭短吐气如虹

青年尚武奋精神 睥睨东夷肯让人 三岛区区原弱小 莫怕日本大和魂

军乐扬扬列队过 天朗风清感慨多 男儿开口从军乐 同唱台疆报国歌

东来客族据吾藩 驱逐夷蛮我国尊 白种更传黄祸说 何难今日此争存。

罗另有名诗句脍炙人口：

“杀头相似风吹帽，敢在世中逞英雄”。(现流行普及版本是“杀头好似风吹帽，敢在世上逞英豪”)

临终诗句

据说罗福星临行前，于狱中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个字嵌于句首：

“中”土如斯更富强，

“华”封共祝着边疆；

“民”胞四海皆兄弟，

“国”本苞桑气运昌；

“孙”真国手著初唐，

“逸”乐中原久益彰；

“仙”客早贻灵妙药，

“救”人千病一身当。

祖父：罗耀南

父亲：罗经史

妻子：黄玉英

孙子：罗国庆

孙女：罗秋昭

罗福星的祖辈漂洋过海到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谋生，罗福星生于侨居地，后随祖辈东奔西走谋生计。对罗福星童年和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亲人是祖父罗耀南。罗耀南初到巴达维亚时，年轻力壮，待人豪爽，刚开始给人打工时，生活十分艰苦，后来成为工头和铁路工程的承包商，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家境逐渐好转。罗福星出生时，罗耀南正在台湾洽谈修建铁路业务，得知爱孙出生，格外高兴，热望他将来能造福社会，故为其取名“福星”。罗耀南是一位思想传统的客家人，他希望罗福星自幼能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客家人勤劳淳朴的民风影响，便嘱咐家人在罗福星满周岁后将其带回广东老家生活。

罗福星返回广东后，先在故乡大地村学校担任体育教员，并在1907年秋与黄玉英女士结婚。罗福星后裔今散居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他们都热心祖国统一事业和家乡建设，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1929年，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将罗福星生前的革命经历呈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为此批准按照国民党党员抚恤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给予罗福星烈士一等年抚恤金。

台湾人民怀念他，将其灵骨迁葬于苗栗大湖罗岗山麓，安眠于祖国山河。民众集资建立“昭忠塔”、“昭忠祠”，以永作纪念。

“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台湾抗日英雄罗福星临刑前的这句遗言，在台湾中小学历史课本中都有体现。

1945年，台湾光复后，苗栗客家乡亲将罗福星烈士的灵骨从台北运回苗栗葬于大湖罗岗山麓，并兴建召忠祠。

1952年，在地方热心人士奔走下，将罗福星等烈士忠骸安厝在大湖乡义民庙昭忠塔，上面挂有蒋介石颁赠的“忠烈永式”四个大字。大湖乡义民庙昭忠塔安葬与苗栗素有渊源的抗日革命先烈罗福星、陈阿荣、张火炉、赖来、李阿齐等人的忠骸，与拓垦先民共同安奉于昭忠塔，供后人效法。

1953年，又在苗栗县大湖乡修建罗福星纪念馆，供人民缅怀瞻仰。这一切，正如他在狱中所写“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台湾人民将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1986年，在罗福星志士诞辰一百周年时，台北市民众集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邮政部门发行“罗福星纪念邮票”400万枚，台北市和苗栗县等地竖立“罗福星铜像”供后人瞻仰。

2006年，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特别将罗福星烈士的大幅照片悬挂在中央党部的外墙，藉此提醒大家，爱台湾、爱“中华民国”不是口号，必须要以行动来证明。

2014年3月2日，苗栗县大湖义民庙举办抗日烈士罗福星殉国100周年追思活动，马英九应邀出席，由苗栗县长刘政鸿、“立委”陈超明、徐耀昌、大湖乡长陈永福及罗福星孙子罗国庆、孙女罗秋昭等人陪同上香祭拜，并为罗福星画像揭幕。

2015年7月，大陆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台湾著名抗日志士罗福星的著作《台湾抗日英烈——罗福星传》正式出版。该书选择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得到两岸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2015年10月21日，台湾光复70周年之际，记叙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三位蕉岭籍抗日民族英雄爱国英勇事迹的《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传记丛书》，在北京台湾会馆首发。

罗福星是广东蕉岭“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之一。在他29年的短暂生命中，先在南洋为传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学说、积蓄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为谋求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突出贡献；后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返穗参加黄花岗起义，事败后返回南洋各埠募款图谋再举；中华民国开国大典前，他奉命去南洋筹款并招募民军北上，为拱卫南京新生革命政权而奔波效力。在民国创立之初，罗奉命赴台密谋“驱日复台”，为组织发动台湾抗日运动、谋求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与国家民族的富强而赴汤蹈火，直至被日本侵略者处以绞刑，献出宝贵的生命。（新华网评）

罗福星追随孙中山革命，为争取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谋求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档案报》2017年1月6日 总第3013期 第三版评）

罗福星是印尼华侨，早年投身辛亥革命。为了台湾的光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来到台湾组织起义，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虽败犹荣。（台湾《中外杂志》月刊2003年7月号评）

马英九在纪念抗日烈士罗福星殉难100周年追思会上表示：罗福星一生传奇，是台湾人参加黄花岗之役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没有烈士抛头颅洒热血，革命不会成功，台湾也不会光复”。

台湾苗栗县大湖乡公所所长胡娘妹：罗福星在台湾宣传革命，在很短时间招募同志数千人，除了他本人之前从事革命工作的宝贵经验和胆识才干外，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成功，鼓舞了台湾同胞，也唤起同胞爱国爱乡的民族意识。

徐博东在《蕉岭县“抗日三英杰”传记丛书》首发式上表示：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三位抗日英杰的爱国事迹，分别发生在甲午战后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是对李登辉之流“台湾人没有抗日”、“台湾应该感谢日本统治”等无耻谰言的有力驳斥。我们应该弘扬三杰的爱国事迹，引导教育两岸青少年继承他们的爱国精神，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罗福星故居位于蕉岭县蓝坊镇大地村，距县城有10多公里，是罗福星的祖父罗耀南于清朝咸丰年间亲手创建。故居占地面积1995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2140平方米，共有57间、5厅、6天井，为四杠合面三门楼两层土木结构的客家围屋。蕉岭县重视罗福星故居的保护工作，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划定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保持故居完整，进行了保护性维修和周边环境整治。2011年1月，罗福星故居被省政府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