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带又称超级经济区，是经济区划的最高层地域单元。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全国经济开发程度、经济技术发展总体水平以及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域差异大势，对全国地域进行战略性、长远性的概略划分。

为编制地区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国土开发与整治规划、地区布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服务。划分经济地带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如苏联将全国分为东部（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区）、西部（苏联欧洲部分和乌拉尔区）和东南部（中亚和哈萨克区）三大经济地带。中国“七五”计划（1986～1990年）提出，按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三大经济地带，即：东部沿海地带（包括辽宁、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提出“七五”期间至90年代，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经济、技术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的开发和建设重点放到中部地带，积极做好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这一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主要是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建设条件和现实的经济技术水平，所存在的地区差异等，将全国划分为三大经济地带。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可以充分发挥各带优势，进行科学地域分工，实现各部门、各地区、各层次的生产布局的有机联系，求得整个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使各地明确各自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经济技术特点，便于国家对各地经济规划进行分类指导；可以推动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地区分工合作、联系，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各地共同繁荣。

东部沿海地带

东部沿海地带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12个省、市、自治区。本带地处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上，面向海洋，背靠大陆，地表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历史开发较早，技术条件较好，宜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带。本带经济发展主要是加强传统工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大力开拓新兴产业，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档消费品工业，使产品向高、精、尖、新方向发展，加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的建设。限制耗能高、用料多、运量大、“三废”污染严重的产业和产品的发展，逐步把一般产品转移到能源、原材料资源充裕的地区生产。使这一地带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基地，培养和向全国输送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基地，向全国传送新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的基地。促进和帮助中部和西部地带的发展。

中部地带

中部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区。本带地处我国内陆腹地，位于东部沿海经济带和西部经济带之间。因此，本带最大的特点是过渡型的经济带。从总的方面看比西部地带基础好，但不如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资源比较丰富，煤、石油、铜、铝、铅、锌、钨、锑等多种矿产的探明储量占全国重要地位。水能和森林资源也很丰富，很多工业部门，特别是原材料生产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经济基础比较雄厚，交通运输比较发达，科技力量比较强，历史开发比较早，传递信息比较快。本带经济发展主要是加快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建设，发挥全国性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的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城市和地区，积极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农业，促进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稳定增长。大力发展同东部、西部地带的横向经济联系。有计划地接收从东部地带转移过来的消耗能源、原材料多的产业和产品，积极扶持地方采矿业发展，加强自西向东的运输通道建设，使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布局由东向西逐步转移的重要纽带。

西部地带

西部地带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10个省、自治区。本带地处我国的西部，深入内陆，地势较高，地域辽阔，人口较少。从总的方面看，自然资源最丰富，而经济基础、科技力量、交通运输等条件都不如东部和中部地带。本带经济发展主要是大力发展农林牧业，稳定粮食生产，加强草原、牧区建设，种树种草，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畜牧业。加快发展交通运输，对现有铁路干线的电气化改造，建设与中部、东部沿海地带联系的铁路干线，大力抓好公路建设，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发展地方民用航空事业。加强地质普查和勘探工作，有步骤有重点的开发能源、矿产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加工工业。在经济技术基础比较好的城市和地区，积极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做好人才培养工作。加强与东部、中部地带的合作与联合，加强西部地带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横向交流。加快陆地边境口岸建设，积极发展边境与对外贸易。国家对西部地带继续实行“六五”计划时的各项优惠政策，做好各项基础设施，为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作好前期的准备工作。

长三角超级经济区

报告主编、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发布会上说，

世界上已形成六大城市群，其中两个在美国，分别是以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日本、英国、法国则分别拥有以东京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倪鹏飞说，排在第六位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它在经济规模、城市化水平等方面与上述五大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

他认为，建设沪苏浙皖长三角超级经济区，将能充分整合区域资源，扬长避短，带动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1982年，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形成了长三角的最早雏形，当时只包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随着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长三角的区域范围持续扩展，截至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会员城市扩充至30个，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全境以及安徽省的合肥、芜湖等。

出炉的报告指出，从空间维度来看，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多和空间范围的扩大，长三角在六年后将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北至连云港、徐州，西至安庆、六安，南至温州、丽水，包括沪苏浙皖40个城市的超级经济区。据估计，沪苏浙皖一市三省的人口达到两亿，地域面积34万平方公里。

若从时间维度看，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两小时经济圈”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到了2020年将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全境，以及安徽除亳州以外的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届时，所有城市与上海之间的最短往返通勤时间将控制在四小时内，能实现当日工作往返。

报告认为，若中国政府能顺应上述客观趋势，因势利导，克服在战略规划、空间布局、体制机制、公共治理、产业体系、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沪苏浙皖这一超级经济区的建设，对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将有重大战略意义。

为此，倪鹏飞建议政府修改长三角的规划，将安徽也纳入其中。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以大上海为中心的扇形结构，在江北的南通建成“江北上海”，并打造两岸对称的超级中心及“两岸一岛”的大上海格局。

此外，未来的南北长三角应该是对称的，可分别将南通、扬州、泰州、连云港建成江北的上海、苏州、无锡、宁波，形成多对“双子城”。至于西三角，可将以南京为中心的南京城市群和合肥、芜湖为中心的江淮城市群融合。

倪鹏飞也认为，建设超级经济区不应由政府主导，而应该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各方参与”的开放模式展开。

由经济波动曲线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各个地带之间的波动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波峰、波谷、上升或下降的区间所对应的时间段几乎一致。这主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在不同的地带间依据资源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所以当冲击来临时，各地带对冲击的反应没有大的差别。这一结果是与中国宏观产业布局的初衷相违背的。中国在产业布局的伊始，就是希望通过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构筑与各地带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以实现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国有经济占据优势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较多干预，中国的产业结构并没有体现产业政策的初衷，产业重构化严重，这使得中国总体经济波动与各地带波动间并没有因为产业结构的差异而对冲击表现出不同的波动特性。（2）政府部门的干预对我国大震幅经济波动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完善，以及宏观调控经验的增多，政府的调控将会逐渐变成熨平而不是引致经济波动。

在中国的三大地带中，中部地带的经济波动对中国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带次之，西部地带的经济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很小，达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东、中部地带“热”“冷”差异很大,对宏观调控的承受能力及反应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尽管中国政府针对不同的地区实施了差别性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承受能力的差异使得中部地带对政府宏观政策的反应要明显大于东部地带。中部地带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高，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低，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不利冲击对中部企业的影响远比对东部企业大得多。东部企业的市场融资渠道多，在紧缩情况下企业融资的调整能力较强。中部企业基本依赖国家资金,一遇紧缩便易发生资金断档、生产经营难以为继。当宏观紧缩刚使东部经济从过热状态冷却下来的时候，中部经济却已从正常增长陷入停滞衰退；而调控措施一放松，又会出现东部经济再度趋热及通货膨胀进一步蔓延。宏观调控紧不得，松不得，可调整的空间很小。宏观紧缩常常未达到预期效果便中途放松，有时不是出于兼顾经济适度增长的考虑，而是迫于中部企业经营危机的压力。宏观调控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紧缩，不是“软着陆”过程中“紧”“松”搭配的主动调整，而是地区贫富差异及“热”“冷”差异压力下的被迫应急措施。因此，尽管东部地带经济总量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巨大（1978－2004年东部地带GDP在中国GDP总量中所占的平均份额为54.9%），但其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却小于中部地带。

西部地带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且第一产业所占的比例很大。1978－2004年，我国经济总量按照地带来划分，平均来说西部占18%，中部占27%，东部占54.9%，西部地带所占的份额大大小于中东部地带；在产业结构方面，西部地带的第一产业比例比东部地带高8.5%，比中部地带高1.27%，而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说，第一产业对经济的冲击更缺乏敏感性。这是中国西部地带经济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可以忽略的重要原因。

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不断地深化。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并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化宏观调控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督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法规，同时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抓住经济回升的有利时机，加速经济结构形成机制的转变，通过市场机制培育、建立体现地带优势的产业结构。政府可以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与其他各项政策更好地配套结合，使政府投资能够带动社会尤其是民间投资，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回升。加速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包括：一方面要加强法制、税务、工商管理、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机制，积极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实行“差别性”宏观调控政策，对不同的地带要根据其波动特性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确保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中部地带尽管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其波动却是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力量。要实现我国经济波动在高位的平滑化，除了要加强中西部地带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要对西、中、东三大地带采取不同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实施力度。比如说，由于东部地带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融资手段较为齐全，所以对东部地带要以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主，尽量减小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而中西部地带则由于在各方面相对落后，所以有必要加大调控力度，同时确保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