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中》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创作的短篇小说。该故事讲述了一个武士带着妻子真砂在前往若狭的途中，遭遇大盗多襄丸后，武士被缚，武士之妻真砂被大盗凌辱。事件结果：武士死去，多襄丸被抓，真砂逃到清水寺。故事以在公堂上审讯相关证人和犯人为主要背景展开。

《竹林中》故事是以在公堂上审讯相关证人和犯人为主要背景来展开，通过七个人物的叙述来建构凶杀案的真相。这七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讲述却莫衷一是，既互相印证又彼此矛盾。在叙事的迷雾中，唯一能确定的是武士金泽之武弘死了，他的妻子真砂被强盗多襄丸强奸了。而案子的关键问题——金泽之武弘是怎么死的却被悬搁。若想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正的凶手，最终发现那是不可能的。

砍柴人、行脚僧、捕手、老妪四人给审讯官叙述了证言。四人的证言提供了一个对故事进行回顾的场所：砍柴人是尸体的最初发现者，他详细交代了现场状况。同时以一个砍柴人的经验对案情做了初步推测和判断：武弘是他杀，且在被杀以前一定有过一场恶斗。行脚僧叙述的是对武士夫妇的印象，他感兴趣的是色彩。他注意到女人穿着胡枝花纹的衣服，他们骑着棕色的马，武士随身携带着黑色的剑筒。他的叙述更多体现了出家人人生如朝露的悲悯情怀。捕手不仅交代抓住多襄丸的时间、地点以及当时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和砍柴人、行脚僧叙述的某些细节刚好吻合。这些吻合除了说明多襄丸是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之外不能再证明什么），而且凭他的职业眼光断定：凶手是多襄丸，他是见色生淫心而最终杀人的。他的推理依据是多襄丸是京师大盗，好色，曾犯过两桩命案。老妪是真砂的母亲，她以母亲的独特视角交代了真砂和武弘的身份、年龄、性格，认定是多襄丸杀了他的女婿。

看来“众望所归”：多襄丸是凶手无疑了，况且多襄丸也对自己强奸杀人罪供认不讳。案子似乎可以圆满了结。然而事情却远没有结束。到清水寺忏悔的真砂，面对俯视、怜悯众生的观音菩萨道出了心底的秘密：是她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她之所以杀死他，是因为她无法忍受她被强奸后，丈夫冷酷、蔑视的眼光。这真是异峰突起。然而，更出人意外的是，死者武弘的幽灵借巫婆之口，发出了来自黑暗地狱的倾诉：他说强盗强奸了他妻子后，就坐在旁边安慰她，他妻子竟然听信了强盗的话，愿意跟他走，并且发疯似的强烈要求强盗把她丈夫杀了。面对妻子的所作所为，武士真是太伤心太痛苦太恼恨了，于是拾起掉在地上的小刀，“一刀刺进自己的胸口”。就这样，案件最重要的两个当事人以各自最不容置疑的“自白”彻底颠覆了前面五人对案情真相的建构。

《竹林中》借鉴《今昔物语》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位武士和他的妻子出远门，途中被一个强盗骗至树林中捆绑，强盗侮辱了他的妻子后逃走。其妻哭着为他松绑，并责骂武士——你身为武士，却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这个故事显然是对武士阶层的嘲笑。武士阶层曾是日本封建王朝国家机器的支柱，担负着维护政权和社会治安的责任。在传统观念中，武士应该果敢睿智、重义轻利、武艺高强。芥川龙之介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但武士的利欲熏心、懦弱无能却与原文保持一致。

《竹林中》创作于1921年（大正十年12月），同年3月至7月作者曾以大阪每日新闻视察员的身份到中国上海、湖南、北京、天津等地旅行。在这之前，芥川从中国古典小说里所得到的中国印象应该是繁荣昌盛、洋溢着蓬勃向上气息的千年古国，中国人也应该像盛唐诗人一般浪漫、洒脱。在他写给薄田淳介的信中，他说道：“前天于‘静养轩’欢送会席间，里见弓享致词云：中国人在古代时期很是伟大。然而古代伟大的中国人现在突然不伟大了，令‘我’百思不解。到中国去后，切莫只看过去中国人的伟大，还要找到如今中国的伟大之处。‘我’亦如此打算。”

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正是战乱频仍、满目疮痍的时候，作者到达中国后所见到的景象尽是与他想象中的中国景象格格不入的贫穷、混乱与肮脏。他在《中国游记》中描写到：“且说这个中国人正在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陈树藩叛变也好，白话诗的流行已走下坡路也好，日英两国是否继续结盟的议论也好，这些事儿根本不在话下。至少，从这个中国人的态度和脸色上，有一种十分悠闲的神色。一间耸立在阴沉天空里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爱好忧郁的作家所追求的风景画，同时也是对这又老又大的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加上作者身体疾患在身、工作任务繁重、旅途的不适等等原因，此次的中国之行可谓彻底改变了芥川对中国的想象。

更重要的是，自小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芥川失去了他在文艺上所设想的一个“天堂”和精神家园，从他赤裸裸的描绘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当时纲纪动摇、文化失范、人文失序的痛心。这种美好想象的失落，使得他再一次看到了现实的丑恶与黑暗，同时也加重了芥川的“怀疑主义”，《竹林中》正是这种种经历和体验的合成品。

真砂

真砂19岁，她是一个“脸色微黑，左眼角有一个黑痣，小小的瓜子脸”的“有丈夫气的好强的女子”，对丈夫很忠诚；在多襄丸看来，她美丽得“好像一位观音”，周身散发出难以言说的魅力；而丈夫武弘却在地狱里也不能忘却对她的怨恨，在他看来，没有比真砂更放荡、更轻浮、更恶毒的女人了。

真砂的丈夫眼睁睁看着妻子被凌辱后，不但没去找强盗报仇，反而把怨恨发泄到受害者妻子身上。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真砂却比号称武士的武弘要刚烈、果敢得多。她不是任人欺凌的弱女子，随身带着一把小刀，危难之时，果敢无畏地拔刀自卫。

金泽之武弘

武弘是若狭国国府的武士，26岁，性情温和。他的妻子是真砂。武士已经死去。尸体穿的是浅蓝绸子外衣，戴一顶城里人的老式花帽，仰躺在地上，胸口受了刀伤。

已经死去武士的叙述是借鬼魂之口表述的，他的叙述表明是自杀。最让武士痛苦的是，妻子“如梦如痴，让强盗拉着她手，正要走出竹林，猛一变脸，指着杉树下的‘我’，说：‘把他杀掉，有他活着，‘我’就不能跟你’”。从武士灵魂的叙述来看，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无非就是妻子的背叛让他的愤怒无法发泄于对手身上，又在心里极度失衡的情况下转向了自己。或者更严重地说，是他无法承受亲情在灾难面前的变化给他带来的巨大心里落差而最终导致自杀。

多襄丸

多襄丸是一名强盗。他被人从马上逮住，跌下来在栗田口石桥上呜呜叫痛。他穿一件蓝黑绸衫，带一把没鞘的刀子，还带得有弓箭，是包牛皮的弓，黑漆箭筒，17枝鹰毛箭。多襄丸在京师大盗中，是出名好色的。

《竹林中》主题思想之一：“绝望”——人的一种生存状态。

绝望就是“求死不得的无望”。根据基督教的理解，生理的死亡是进入新的生命，而绝望这种“致死的疾病”的特点是既没有生的希望又不能死。所有绝望的公式是：对自身绝望，在绝望中想摆脱自身，却又处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我折磨之中。以此观之，《竹林中》的确是一个关于“绝望”的文本，一个关乎“致死的疾病”的恰当隐喻。

也许读者会奇怪，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或者说人证、物证都很可疑，没有很强的说服力，京师大盗多襄丸何以那么干脆利落地承认是他杀的人。其实，他完全可以蒙混过关。谁都知道等待杀人犯的结局是什么。他活腻了，没错，他就是活腻了——他是彻底绝望，生不如死。现在正好有一个死的机会，甚至可以死得很“豪气”，他当然要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他的绝望首先是对社会现实、对国家权力机关的绝望。在多襄丸的口供中，有一段与案情毫不相干的话：“你们杀人不用刀，用你们的权力、金钱，借一个什么口舌，一句话，就杀人，当然不流血，人还活着——可是这也是杀人呀。要说犯罪的话，到底是你们罪大，还是‘我’罪大，那就说不清了。”

这段辛辣尖刻的嘲讽出自强盗多襄丸之口，似乎有些不协调，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正是这种不和谐突显了作品的社会批判价值。也许多襄丸就是那些被权力、金钱所“杀死”的人中的一个？也许他就是要以这种极端的、邪恶的方式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以此和这个邪恶的社会对抗？总之，现实社会让他绝望。然而，他却在真砂火一样的目光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萌发了和真砂结为夫妻、从此改邪归正的强烈愿望。这是一个浪子、一个漂泊的灵魂对爱的期盼，对家的渴望，对最终归宿的祈求。为此，他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即使一下子会被天雷打死，‘我’也必须将这女人做‘我’的妻子，把她作妻子——这就是‘我’那时唯一的心愿”。

这也许是多襄丸黑暗人生中最美好、最亮丽的一瞬，是他摆脱绝望人生的电光石火。然而，真砂到底逃走了，那美好的时刻也如电光石火一般转瞬即逝。由此，多襄丸陷入更深的绝望——不仅是对社会的绝望，更是对爱情、对家的温暖、对所有美好希冀的绝望。对他而言，生命已毫无意义，唯有死才能得到彻底解脱，所以他才会昂然地说：“反正‘我’这颗脑袋迟早得挂在樗树上，那便请判‘我’死刑吧。”

金泽之武弘自杀了，但在黑暗的地狱里，他的幽灵依然经受着绝望的煎熬，他依然听到妻子的“把这个人（指她丈夫武弘）杀了”的叫喊，这喊声让他的灵魂永远不得安宁。事实上，武弘不仅绝望于妻子的无情和狠毒，更绝望于自己的无能与窝囊。作为一名武士，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侮辱自己的妻子，他或许是没有颜面活在世上。武弘对妻子的恨只不过强化了这种自我绝望的情绪而已，或者说他在潜意识中把对自我的绝望转嫁到妻子的头上。就这样，武弘在绝望中毁灭了自身，却又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我折磨之中受煎熬。

与多襄丸和武弘不同，真砂选择了杀死“他者”的办法来摆脱绝望。因为在她看来，她最大的不幸不是被强盗侮辱，而是被侮辱后丈夫对她的蔑视和冷酷。丈夫不仅见证了她的耻辱，而且彻底摧毁了她做人的尊严和信心。她以为消灭了她的耻辱的见证者，她就可以摆脱耻辱，减轻绝望。但事实上，杀死丈夫之后她不但没能摆脱痛苦，反而在已有的绝望之中又增加了无法摆脱的负罪感。现在，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好在菩萨面前忏悔，与其说她想祈求菩萨的怜悯和原谅，不如说她在寻求自我救赎。但她的内心早已被迷茫和恐惧掏空了，她是一具绝望的行尸走肉。

总之，无论是多襄丸、金泽之武弘还是真砂，他们都是绝望的化身，这种绝望来自于生存的荒谬和自我超越的虚妄。无论他们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绝望的折磨。就这样，芥川龙之介以诗性方式诠释了存在主义哲学观——人就活在无法逃避的绝望之中。

《竹林中》主题思想之二：真理是不可知的，真相总是被歪曲。

正因为人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人性是值得怀疑的，人的行为总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维护自身的形象和权益。

对人性的怀疑——人的“利己主义”

作品中，大盗多襄丸强调自己本不想杀死武士，是因为受到真砂的鼓惑；真砂要求他与武士决斗时，他望着她“火烧火燎的那对眸子心想：‘就是天打雷劈，也要娶她为妻。’”并且他采用的是一种公平决斗的方式，说自己“即便开杀戒，也不愿用卑鄙手段。”在多襄丸的叙述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武艺高强、光明磊落、重情重义的英雄形象。且作者在行文中通过加括号的方式来描述叙述者的状态，而多襄丸的神情也是诸如“讽刺地微微一笑”、“阴郁的兴奋”、“快活的微笑”、“态度昂然”等，更具化了他的这种英雄形象。真砂说自己杀死丈夫是因为他对自己轻蔑的眼神，“他那灼灼的目光，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只有对‘我’的轻蔑，真个是冰寒雪冷呀。”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目睹她被辱的丈夫必须死去，因为丈夫的视线等同于社会的视线；并且她的丈夫也“愿意”死去，（当然，这种“愿意”是她自己臆想的）；从她所描述的杀人后“昏过去”的情况，可以推想她把自己杀人时的状态看作一种无意识的陷入疯狂的状况，女人为自己所堆砌的形象是一个柔弱而自尊的贞洁女子。因此，真砂的描述使自己的杀人动机获得了重要的道德伦理上的支持。武士的自杀首先是因为自己目睹妻子被辱，其次妻子的背叛，让武士感到既羞耻又绝望。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名誉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的自觉”武士的自杀使自己的死亡变成了对名誉和尊严的追求，是“死得其所”。武士与真砂本是夫妻，在面临灾难时却各自为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武士的死也是因为对人类感情的绝望。

真相是不可知的，三个人的叙述或开脱罪责，或成就自己完满的形象，根源就在于人性的自私自利，人总是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芥川看透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这层利益关系，他怀疑人性，怀疑“无私的爱”的存在。事实上，“怀疑主义”的根源就是人的“利己主义”。

对真理的怀疑

在对人性怀疑的基础上，芥川在《竹林中》更进一步表现出对真理的怀疑，这使得他的作品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不仅探讨了现实和人性的问题，更对终极的“存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竹林中》一件事被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心理描绘出来，就是说，历史事实或事件真相，不过都只存在于人们的话语或文本叙述中，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人的意志、利益、所处的角度都可能影响叙述中的历史真实，而基于对人性的怀疑——认为人总是利己的——真理也是可疑的、不确定的。

在《竹林中》，芥川已经通过其内容的矛盾和独特的形式消解了文本的真相，通过对人性的怀疑消解了真理存在的基础，真理是不可知的，真相总是被歪曲。因此，寻找案件的真相是没有意义的，去探索人生的真相也是一种徒劳，这也流露出芥川所怀有的一种虚无主义精神。

多重叙事

《竹林中》采取的叙事方式，与传统的迥然不同。文本中七个人从不同角度讲同一个故事。七个人中，四个是证人，三个是当事者。他们的叙述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矛盾，构成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樵夫是尸体的最初发现者，他在叙述中交待了尸体的状态和案发现场的状况（散落着绳子、梳子等物品）。樵夫的叙述并没有附加明显的感情倾向，但却夹杂着判断和推测（“想必那男子被杀之前，曾经有过剧烈的搏斗吧。”“那一带大体不是马能进去的地方，因为那儿离开马走的道路，还隔着一带竹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樵夫的判断中有些细节是含混不清的：“虽说那只是一刀，”樵夫并没有根据伤口的情况推测到底是什么刀（大刀还是小刀）刺进了胸部。这个语焉不详的细节为后文中几种完全不同的叙述创造了空白：在盗贼多襄丸的叙述中，武士被大刀杀死；在女人的叙述中，武士被小刀杀死；在武士的叙述中，他用小刀自尽。

文本整体叙事的展开，与该故事人物叙述中制造的空白点是密不可分的。行脚僧是小说中案件的证人之一，他叙述的是案发之前他对武士夫妇的印象。他的叙述的侧重点是武士夫妇的装束打扮。他的叙述从宗教观念出发，带有佛教信徒的悲悯：“那个男人怎落得这般下场，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诚然人的生命如露又如电，一点也不错的。”在他看来，就是武士这样的全副武装的人，生命同样没有保证。行脚僧的叙述不是樵夫那样的直观描述和判断推测，而是用佛家的悲悯来观照遇害者，乃至扩展到对人生的关怀。

行脚僧的宗教情怀的抒发与案情关联不大，只标记出了叙述人的身份意识。对于武士当天所骑的马的高度，行脚僧并不能准确描述：“我们出家人对这些事情是不大清楚的。”而对于男子的装束，僧人却能细致地描述出来：“特别是那黑漆的箭筒里，插着二十来只战箭，这个贫僧还记得很清楚。”从这一段叙述可以看出：行脚僧观察的重点是有侧重有选择的，这或许只是无意识的侧重或者选择。“在视觉中，感知意味着一种记忆，它不是具体的，而是图式的。在一系列目光凝视之中，感知者将他面前的情景综合成一个模型或图式，用来自每一凝视的信息为该构造增添细节或扩充它。”

读者可以联想到佛家经典中经常使用箭来比喻说理，所以僧人对于箭的形象比较敏感，这个形象容易引起僧人的感知和判断。

衙吏的叙述交待了逮捕盗贼多襄丸的时间和地点，并且顺带回顾了多襄丸的案底。衙吏根据办案经过作出的判断比前两个证人更为详细。比如对武士佩带的弓箭的描述：“用皮裹着的弓，黑漆的箭筒，鹰羽的战箭十七支，”远比行脚僧描述得详尽细腻，而且更为专业。

老妪的叙述交待了死者的身份、姓名、年龄以及性格——若狭县的武士金泽武弘，26岁，性情温和。武士的妻子则是“一个不让须眉的倔强女人，可是除了武弘之外从来没有过其他男人”。

盗贼多襄丸的叙述中贯穿着欲望。首先是作为心理动力的欲望（色欲）。欲望不仅仅是多襄丸一个人行为的心理动力，而且在该小说中还可以作为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换的因素存在。色欲是多襄丸行为的心理动力，而武士对于财物的贪欲，则是推动武士行为的动力。多襄丸正是利用武士对于财物的欲望引诱他进入丛林，从而实践并满足自己的欲望的。

在该故事叙事中，欲望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成为可以流通的“心理货币”。多襄丸在交待案情的时候说：“那男人贪得无厌，当然没有异议。”另外，欲望在他的叙述中还与官场上的权力之争勾连在一起，充满了讽刺意味：“官府杀人不用刀，只用权力，用金钱，说不定只用假公济私的话，也就把人给杀了。”反讽的意味在小说中奇峰突起，增加了文本的社会指涉性。

女人作为欲望的对象，在多襄丸的叙述中被构建成为一个欲望的符号。女人的形象在多襄丸欲望的发展中不断地被重新叙述，由此可以反观欲望本身的不同形态。欲望本身在多襄丸身上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叙述中不断发展变化。“当风一吹的时候，那斗笠的面纱揭开来，一眨眼我瞧见那女人的脸，一闪——好像看见的瞬间，便已不见啦。”凉爽的风吹过时面纱下女子的形象引起的是比较单纯的色欲。欲望推动他去做出决定和实施行动：“就在那一瞬间，‘我’下了决心，即使杀掉了那个男人，也要把女人夺过来。”而后来这种色欲在强盗身上却发展成为对夫妻关系的期待：“‘我’跟那女人眼光碰在一起的一刹那，‘我’就想：就是给雷劈死了，也要讨她做老婆——‘我’的心里只盘算着这件事。”如多襄丸自己所说：“如果那时除了色欲之外，‘我’没有什么其他欲望的话，我可踢倒那女人，早就逃之夭夭了吧。”

由此可见多襄丸自始至终都是主要在叙述自己如何想尽一切手段解决自己的欲望问题，欲望也始终推动着他的行动。

如果说强盗的叙述是欲望叙事的话，女人的叙事则是耻感叙事。因为该小说中女人的叙述始终关注着自己所经受的耻辱。强盗的凌辱令她感到耻辱，但是丈夫的冷漠却让她长久地停留在耻辱之中无法自拔。女人的叙述中多次出现对武士冷漠眼神的刻画：“连一句话也不能说的相公，他在那一刹那的眼神里已把一切的心意都表现出来。可是在那眼神里闪现的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竟然只是轻蔑我的、冷冷的眼光。仍然在冷冽的蔑视的眼神底下，露出憎恶的神色。然而，相公还是厌恶地，只是凝望着‘我’。”

在老妪的叙述中，女子是个“不让须眉的倔强女人”。这个倔强的女人无法忍受丈夫目光中的轻蔑，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后，她“又羞，又悲哀，又愤懑”，心理上的冲动推动她去消灭耻辱。她在杀死丈夫之前说：“您已经看了‘我’的耻辱，不能留您一个人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要杀死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丈夫的“看”这一行为中蕴涵的侮辱和轻视。在这个女人的意识中，被强盗施暴的耻辱是在“被看”中被强化的，他者注视的目光和自我身体感觉上的耻辱纠缠在一起，吞噬着她的自尊。他者注视的目光代表的是一种权力压迫，女人不止一次叙述到的那种令她难以忍受的“轻蔑的眼神”正是这种压迫的表征。

耻辱感作为心理动力，与要维护自我尊严的欲求结合在一起，作出了毁灭的决定：毁灭自我之前首先要毁灭旁观者的目光。杀人的目的是消灭他者的“观看行为”，自杀的目的是毁灭耻辱的承载者。

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应当说可以把耻辱彻底消灭，因为感知耻辱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但情节在杀人之后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女子在杀死作为旁观者的丈夫之后，突然失去了进一步毁灭自身的心理动力，最终在彷徨忧郁中放弃了自杀。

隐藏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总之，无论如何，‘我’本来就没有自杀的勇气。有时把小刀竖在脖子上，有时投入山脚的池子里，虽然试了好多种死法，可是我总没有死去，现在还这般苟活着，也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寂寞的微笑）。”也许他者的目光在代表一种轻蔑的注视的同时也是一种支持的力量，推动女人去采取行动，执行自己的对策。而那双轻蔑的注视的眼睛熄灭之后，身处幽暗竹林中的女人发现，耻辱感将仅由她一个人来承担和回忆了。女人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煎熬所导致的心理冲动，在杀死丈夫之后，都归于无可名状的空虚状态。耻辱依然在回忆中存在，但更多的是以黯然神伤的心理表现出来，女人就在这种状态当中失却了行动的能力。

武士的鬼魂作出的叙述，主要倾诉的是地狱的苦闷。在他的叙述中，案发当时他的眼神要传达的却是另外一番意思，他想要用眼神告诉妻子：“无论强盗如何说，都不应当相信他。”但当他看到妻子似乎确实是在顺从强盗的意愿，甚至根本没有看他时，强烈的憎恨就被点燃了。面对妻子的背叛，失望、绝望与愤怒交织在一起。虽然强盗没有听从妻子的话而杀死武士，但是这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他认识到了人性的丑恶。作为一个性情温和的武士，他的郁闷无法发泄于对手之上，最终在极度愤懑的情况之下，这种心理能量转向了自身：“一狠心将小刀插入自己的胸膛。”由此看来，武士与女人都是在遭逢突发事件之后，面对亲人的反常举动而作出反应的。

心理的不平、耻辱与愤懑等等情绪，在他们的叙述中都主要指向了亲人而不是强盗。这种心理在文本中强烈地消解着夫妻亲情，使人与人都陷入隔绝和冷漠的状态之中。

该小说表现了人生真相的难以把握和作者怀疑主义的人生观。

——吉田精一（日本文学评论家）

《竹林中》主题是事实真相是不能被第三者了解的。

——福田恒存（日本文艺评论家、剧作家）

《竹林中》的后现代主义阐释不但是一个假设与尝试，而且也试图证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态势和艺术手法在后现代之前的极具创造性和叛逆性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竹林中》的后现代主义显征主要表现为：去中心化、表征危机或语言游戏、情节的不确定性、形象的不确定性。

——孙立春（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代的小说家，以短篇小说著称。发表于1922年的《竹林中》是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芥川龙之介一生中创作了150多篇短篇小说和众多随笔、游记等。1935年，日本设立“芥川龙之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