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贳（Tong borrow），一个汉语词汇，意义是教育。

在提交的论文《论梁山泊“替天行道”》中，提出了“聚义不是起义”说，因为仅是一篇短文的一部分，所论是十分匆忙而且简单的。本文重拾那个未尽的话头，且命题为《再论聚义不是起义》。李卓吾先生言道：“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这是对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在小说研究方面的发挥。历经坎坷方有不平，多遭失意才得发愤。纵观中国小说史，实则是一部历代失意文人发愤所作之记录：他们或失意于科场，屡试不第。如蒲松龄，从小就热衷功名，并曾在十九岁时连考县、府、道三个第一，名声在外，无奈何，“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1]一生终老穷秀才。或家运多舛，盛极而衰。如曹雪芹，一生经历了家庭由显耀到衰微的过程，从早年的“锦衣纨裤”、“饫甘餍肥”到晚年的“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历经这许多变故之后，才在贫病交加中撰下《红楼梦》。

因失意才有所著，唯发愤才有所作，我国古代小说家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因此常常耻于让世人知道自己的创作，不署名或胡乱填上一个名字的现象是常见的，就这样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关作者问题的无头公案。然而，也正因为作者历经忧患，前程迍邅，也就有机会较多地接近了下层民众，反映在小说中也就有了不同程度的人民性。

尽管这样，由于他们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他们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具体归结到本文的主题，便是他们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竟没有一个不持儒家的正统观，也没有一个不是敌视的。哪怕在公认较有进步意识的作品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中，在被评论界充分肯定的作家如蒲松龄、曹雪芹笔下，对农民起义也是一概否定的。

先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着力塑造、极力赞赏的是作为汉室苗裔的刘备，作者盛赞他在剿灭黄巾起义中的作用，在镇压黄巾起义的战场上开始树立这个英雄。自然而然，作为对立面的黄巾起义军，作者就只好寄予切齿之恨、无情责骂了。撇开具体的描写且不说，单在短短几页的叙述中，作为代称的贼、逆贼、众贼、贼众、妖贼、黄巾寇等等，那是随处可见的。

《聊斋志异》中也有涉及农民起义的地方，《庚娘》中不但骂李自成起义军为“流寇”，同时称颂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袁公、金大用：“流寇犯顺，袁有大勋；金以参机务，叙劳，授游击以归。”《素秋》则渲染了起义军的劣行：“闯贼反顺，村舍为墟。”有《白莲教》两篇，批判了白莲教起义参予者“左道惑众”，称领导者徐鸿儒为“白莲盗首”。《小二》则竭力赞赏白莲教头目小二的叛变行径。《邢子仪》对坚持斗争的白莲教壮士杨某予以彻底的否认。

曹雪芹自是古代作家中享誉最高的，他对农民起义也持敌视的态度。《红楼梦》中不但借贾政之口把“黄巾”、“赤眉”余部称之为“一干流贼余党”，被人称作封建叛逆的贾宝玉也骂他们为“流寇”。一篇“众人都大赞不止”的姽嫿词，一方面对黄巾、赤眉余部的继续斗争大加责骂，另一方面则对矢志要为被起义军杀掉的恒王复仇的林四娘极尽吹捧歌颂之能事。

显而易见，在中国古代小说家笔下，历代农民起义均被抽去了它的正义性与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均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对农民起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与丑化。《水浒传》自然也无法突破这一局限性，贼兵、贼将、反贼、贼人、贼军、贼臣、贼道、强贼、叛军、奸徒、贼阵、贼势等等也便反复出现对田虎、王庆、方腊起义的有关描写中，毫不隐瞒地亮出了创作者们对农民起义所特有的憎恶、仇视的思想感情。但是，对宋江及梁山好汉则相反，作者为他们塑下了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描写中流露出由衷的感佩。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思的。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带着问题去阅读《水浒传》，心中的疑团也不难逐渐冰释。作者其实早就抽出了历史上宋江农民起义的实质，给宋江等梁山好汉戴上了“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的桂冠。即是说，作者并没把宋江等梁山好汉的故事当作起义来敷演，而是巧妙地换了一个字，改起义为聚义。聚义者，集结忠臣义士之谓也。可不要小看了这一字之差，在封建文人的笔下，这两者的描写也是完全相反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水浒传》关于宋江等梁山英雄的描写，对照田虎、王庆、方腊等的相应内容，看看聚义与起义的本质区别。

《水浒传》的作者确实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他也完全明白中国人传统的欣赏习惯，于是，便紧紧地扣住了忠、孝、节、义这四大内容，塑造出正反两个方面的形象，从而构成鲜明的对比：宋江及其梁山聚义的弟兄，无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田虎、王庆、方腊这些高举义旗的叛逆，一个个都成了流氓无赖。

大家都清楚，所谓忠，其标准即是指对帝王的态度。宋江及梁山聚义的英雄们对此是一点也不含糊的，那就是“替天行道，并无异心”[2]。

在北宋末期那样一个“奸臣当道，不许忠良进身”的社会环境中，既有耿耿忠心，又有奇能在身的梁山英雄们是绝对没有晋身机会的。因为当权的奸佞太害怕，既怕英雄们的忠心更衬出他们的奸，或者洞察他们的奸，又怕英雄们一旦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衬出他们的无能，怕他们被取而代之。他们因此对天下忠臣义士极尽刁难陷害之能事，英雄们一个个走投无路了，这才聚义于梁山泊。就这样，相对于朝廷，也便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廊庙上奸佞荟萃，水泊中忠良云集。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权借水泊梁山为朝廷保存了一大批忠臣义土，关键时候让他们报效朝廷。这些听任作者摆布的英雄们，心在水泊，心怀朝廷，屡遭缧绁，还念当今“皇上至圣至明”，不可不谓忠之至也！

田虎、王庆、方腊却是作为祸国殃民的叛逆出现《水浒传》中的，举凡脸谱化奸佞所具有的一切劣根性，他们莫不全具备。自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对皇帝的不忠，妄图夺取大宋江山。比较宋江等梁山好汉，本文且略举两点为证。

其一，聚义英雄尽管势力强大，所向披靡，却没有做皇帝的野心，108条好汉一律称头领，上下俱行兄弟之礼，而没有君臣之别。田、王、方三位可不同，田虎“称为晋王”，王庆“自称楚王”，方腊“自为国王”，并模仿赵宋王朝，纷纷建宫殿，且“伪设文武官僚，内相外将，图霸一方”。

其二，军事行动的目的不同。宋江等聚义梁山泊，虽也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每一次均属事出有因，并非有意与朝廷对抗。为救英雄豪杰，赤忱弟兄，他们打了江州、高唐州、青州、华山、大名府。为了反击挑衅，他们才攻了祝家庄、曾头市、东平、东昌。为了对抗进攻的官军，他们才大破连环马、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在这些战斗中，他们均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是，他们却从不考虑扩大根据地，不占据任何一处攻克的地方。即是说，他们只满足于拥有一块暂时的栖息之处。田、王、方三位又不同。田虎“占去了五州五十六县”。王庆“占了八座军州”，“所属州县，共八十六处”；方腊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占有“八州二十五县”。他们是准备得寸进尺，逐步蚕食整个大宋江山的。

再说“孝”，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孝”可是道德价值观的核心。《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孝”因此也是一切社会伦理规范的渊源。宋江等梁山聚义英雄都是“于家大孝”的。比较集中描写的第四十二回所提供的三组镜头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镜头一：宋江被救上梁山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绝挂念”，且不顾刚刚大闹江州之大忌，“坚执要行”，“若为父亲，死而无怨”，独自一人奔回故里。

镜头二：晁盖设宴“庆贺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思忆老母在蓟州，离家日久，未知如何”，急着要“回家参过本师真人，安顿了老母，便回山寨”。

镜头三：宋江父子完聚，公孙胜回家安顿母亲，往日间杀人如麻的李逵竟“放声大哭起来”，要去接母亲“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

作为反面形象塑造的王庆正相反。王庆是独子，父母对他“十分爱恤，自来护短，凭他惯了”，因此养成了他那以我为中心的品性，“逆性发作，将父母詈骂，王砉（庆父）无可奈何，只索由他”。更有甚者，“王庆的父王砉，已被儿子气瞎了两眼，另居一处，儿子上门，不打便骂”。自古忠臣出孝门，像王庆这样，也就只能做一个不忠不孝的衣冠禽兽了。

按照儒家的高标准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还可以把“孝”字推而广之，把范围拓宽到普通的黎民百姓。这就更显出宋江等聚义英雄们的难能可贵了，因为扶弱凌强、恤老怜贫、仗义疏财正是他们能够惺惺相惜而欢聚一堂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英雄们的一大共性。有关事例俯拾皆是，人人都有，随意可举出一大溜：鲁智深对金翠莲父女的救人救彻；林冲的陪话、陪钱使李小二“脱免”；柴进的资助“流配来的犯人”；被称作“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的宋江，类似的故事则更多，“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

惠及黎民百姓的另一方面还体现聚义英雄们的军纪严明上，不但平时从不骚扰百姓，行军途中也对百姓秋毫不犯，战斗之后还注意安抚受害的人。且听听晁盖这番能够集中体现“梁山泊精神”的宣言吧：“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他们因此就像眼里容不得沙石似的，不能容忍坑害他人而有辱梁山泊好汉名声的事。杨雄、石秀、时迁一道投奔梁山泊，因时迁偷吃了祝家庄报晓公鸡而引出“火烧祝家店”，一场混战，时迁被捉，杨雄、石秀只好投梁山泊报讯，晁盖便喝令“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的“这两个……快斩了报来”（第47回）。李逵因误听到“宋江和一个年纪小的后生”强夺了刘太公的女儿，赶回梁泊，便“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第73回），这些描写，突出了梁山泊好汉“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的实在性。

就因为这样，梁山泊好汉也就赢得了普天下老百姓的欢迎，梁山泊也成了天下英雄众望所归的地方！也因此就有了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必然性。

回头看看作者笔下的田虎、王庆、方腊领导的起义吧！

“盖州属县阳城、沁水两处军民，累被田虎残害。”（第94回）

“王庆等下山来打家劫舍，……遂将良民焚劫。”（第105回）

“此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个不怨恨他。”（第118回）

突出的就是这三支队伍对黎民百姓的危害。作者的谴责也是直截了当的，他在方腊的“龙楼凤阁”被焚之后“有诗为证”曰：“黄屋朱轩半入云，涂膏衅血自欣欣。若还天意容奢侈，琼室阿房可不焚。”说方腊享乐的奢华宫殿都是人民膏血涂成的，把遗臭万年的秦朝末代暴君比作方腊了。对王庆的判决更直接：“此是恶人榜样，到底骈首戕身。若非犯着十恶，如何受此极刑？”分明是义愤填膺的声讨。

在鉴定聚义与起义本质区别的时候，作者更没有忘记在“节”字上作文章，他紧扣着美女与金钱，让宋江等聚义的英雄与田虎、王庆、方腊等接受考验。

纵观中国小说史，色与财确也是考验每一个文学形象节操如何的试金石。有阅读经验的读者都清楚，任何一个正反面形象几乎没有不经受美女关与金钱关两大考验的，且任何一个正面形象无不视这两关如无物，安然无恙。任何一个反面形象又无不面对这两关而不能自已，由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久而久之，这似乎成了一种创作的模式，时至到今日还少有幸免。《水浒传》的作者对此亦未能免俗，在正反面形象的塑造上也陷入了这一模式中。

梁山聚义的英雄们面对美人关大都够得上好汉的称号，只有个别人对此有些望而却步的，如矮脚虎王英，那理由原也很正当，“自来没有个押寨夫人做伴”，又不过凭宋江的几句话，一个承诺解决了问题。如小霸王周通，强要刘太公女儿做压寨夫人，被鲁智深一顿痛打解决了问题。其他人都是“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也正因这样，宋江、杨雄、卢俊义才忽略了老婆性爱的需要，才有了三个女人的色情案，弄出了几场人命官司。

这方面特别令人称道的是那个绰号“浪子”的燕青其实并不“浪”，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面对着那个连当朝皇帝都十分迷恋的名妓李师师的“撩拨”，耳听着美人的“口儿里悠悠放些妖娆声嗽”，赤膊的上身享受着名妓那“尖尖玉手”温柔的抚摸，燕青却“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第81回）。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那良苦的用心，我们不妨紧接着看看与燕青拒绝美色形成鲜明对比的王庆、娇秀勾搭成奸案。那王庆平日“赌的是钱儿，宿的是娼儿，吃的是酒儿”，一旦看见“如花似朵的一个年少女子，……把个灵魂都吊下来，……看到好处，不觉心头撞鹿，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霎时间酥了半边”。即此就已犯了“溜骨髓”的大忌了。更哪堪“人不知，鬼不觉，与娇秀勾搭”呢！

如果说迷上童娇秀是因为她的花容月貌太诱人的话，那么，接受丑女段三娘却纯粹是身处逆境时的生理需要了——“自从吃官司后，也寡了十数个月。”单是这两桩风流案，一个浮浪子弟的形象就栩栩如生。把农民起义的领袖写成这样，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态度难道还不一目了然么！

至于财，宋江等梁山聚义的英雄谁把它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基本态度有二。其一是“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盈余盗是公”，不义之财非取不可，最有名的就是智取生辰纲。其二是“济弱扶倾心慷慨”、“仗义疏财归水泊”，对人“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这样的事例在聚义英雄们身上可就再寻常不过。本文也就不再赘叙。

然而，在田虎、王庆、方腊及其起义队伍的有关描写中，那是根本没有“仗义疏财”之举的，相反的倒渲染了他们对金钱的贪婪。不消说田虎起事“初时掳掠些财物”是直接抢夺百姓的，王庆成了一个“东京积赌惯家”又何尝不是冲着钱财呢！王庆的党羽段氏兄妹对良家子弟的“诱扎”，设下圈套“勾引人来赌博”，赢则作罢，输则伤人，无疑也是贪图钱财的实例。被封为“军师都丞相”的李助“一味撮合山，骗酒食，赚铜钱”，“指望多说些聘金”，实则也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财奴的嘴脸，这些又都是与梁山聚义的英雄们格格不入的。

仗义疏财，“义”字在先，在聚义英雄们身上冠以义薄云天只怕是人人都会赞同的。为了这个“义”，宋江可以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私放晁天王；鲁智深挂着林冲的安危一直跟踪在荒芜的充军路上；朱仝继义释宋公明之后，又甘冒私放死囚的罪名，放走了雷横，自己被“刺配沧州牢城”；燕青对卢俊义忠贞不二，……

那些起义的叛逆呢？我们不但看不到半点义举，倒常常有朋友亲戚的互相算计。王庆的父亲为了争夺亲戚家的“阴地”，与“风水先生设计陷害”，直使人家“倾家荡产，……离了东京，远方居住”（第101回）。已结成姻亲的段家，一旦明白了王庆是一个凶杀犯人的时候，一个个“跌脚捶胸，好似掀翻了抱鸡窠，弄出许多慌来，却去骂王庆，羞三娘”（第104回）。

为了显出义与不义的截然相反，作者又前后呼应，巧妙地设计了同是充军囚犯，同是翁婿相见，同是讨论夫妻问题，却是两番不同景象的故事。

林冲遭高俅陷害，判了充军，动身时主动提出立纸休书，只为妻子“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岳父张教头执意不肯，表示要养赡女儿并使女，待“回来时，依旧夫妻完聚”。林冲的妻子为此“哭倒声绝在地”。三个人都在为别人着想，是有情人争相亏自己，情义无价。王庆是勾搭了童贳之女、蔡京孙媳被判充军的，临行前岳父牛大户立逼着“立纸休书”，“任从改嫁’，王庆“左思右算，要用那银两使用”才写了。王庆的妻子不但不相送，且早把“身上穿着的，头上插戴的，都将去了”。三个人都为自己想，是无情人凡事先算计人，义道何存！

《水浒传》中，宋江等梁山英雄已经得到“提拔”了，他们已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变成了英雄聚义，一个个变成了赵宋王朝最大的忠臣：“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与造反起义风马牛不相及。田虎、王庆、方腊等虽则未改变农民起义的性质，矢志与赵宋王朝斗争到底的决心未改，作者却怀着仇视的思想感情，通过歪曲的描写，也改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使之一个个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一褒一贬间，使我们认清了作者的心迹。所以，我以为，《水浒传》中的宋江等的逼上梁山是聚义而不是起义，宋江等镇压田虎、王庆、方腊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与农民起义军的斗争，《水浒传》是一部依照封建伦理编撰的“劝善惩恶”的专著。

关于《水浒传》是否反映“农民起义”的争鸣中，有人曾以头领各别类型的多寡来定性，笔者是不敢苟同的。我以为，关键是起领导作用的是些什么人，各类型之中又有哪些决定性质的因素。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本文也想给梁山泊好汉作一次归类，并且作些简单的分析。

屈指细数梁山泊好汉，根据他们的思想与气质，大致可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那些拥有一官半职的。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和牢头、小吏。如宋江、关胜、林冲、呼延灼、戴宗、杨雄等。第二类是那些称雄一方的财主与霸主。如柴进、卢俊义、穆弘、李应辈。第三类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平头百姓，除三阮、刘唐、白胜、石秀等之外，还有早就啸聚山林落草为“寇”的，如朱武、李忠、燕顺、杜迁等。

毫无疑问，是第一类人决定梁山聚义的前途及其性质的。作者的态度很明朗，让这些人抱定了“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的主意。为此，高明的作者可是煞费苦心的，他将这些人牢牢地拴在正统的封建伦理上，又把“修齐治平”始终当成他们人生的追求，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只能依赖“当今皇上”的恩典，给一个“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的机会，“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第32回）的结局。他们对赵宋王朝是忠心耿耿的。

为了突出这些人耿耿的丹心，作者又精心安排了一个“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第64回）的现实环境。自古忠奸如冰炭，有奸臣当道，哪还有忠臣义士在朝中立足的地方？他们就只能长期得不到重用，不断被迫害，以至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不得不走向高高在上的朝廷的反面——最低洼的梁山水泊蓼儿洼。就这样，颠倒的事出现了，高官厚禄的权臣屡屡陷害忠良、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弄得国势衰微，民不聊生。梁山水泊的“罪人”反倒要将自己的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忠义双全、替天行道、忧国忧民，肩负着辅国安民的重任，聚义的性质也便这样决定了，那就是自始至终为了赵宋王朝保住忠臣义士，时刻准备着与威胁赵宋王朝的“乱臣贼子”——武装起义者作殊死的斗争。这种聚义难道还与起义有相似之处吗？

第二类形象与赵宋王朝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比第一类置身官场的人们还要不如意。且不说作为揭阳镇上一霸的穆弘兄弟空有一身本领仅仅称霸于一镇，那卢俊义不但“积祖富豪门”，而且“护身龙绝技无伦”，也是“平生学的一身本事，未曾遇着买主”，只能做一个无官一身轻的卢员外。即使是金枝玉叶、龙子龙孙、拥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的柴皇城、柴进叔侄，却也“可怪祖宗能让位，子孙犹不保身家”，竟至遭到高俅之叔伯兄弟小小知府高廉妻舅的欺凌，一个丢掉了性命，一个陷进了死囚房。可见这两类人同是不得意，同向往功名，又同受着封建正统观束缚，他们是心气相通的，这就是他们尽管不愿轻易上梁山，一旦遭逢大变，也便很快与梁山兄弟们水乳交融的主要原因，哪还有不唯宋江的马首是瞻的？他们因此也只能是奔赴梁山共聚大义的一分子，不会节外生枝谋起义。

第三类人在梁山泊固然是为数甚多的，大都是些追随者。自然，教书的吴用与道土公孙胜还得另当别论，这是他们的学识不凡、身怀道家神功决定的。他二人已跌身正统的儒、道教派之列，并非凡夫俗子，其气质与立场也就更多地接近了以上两类人。

值得特别指出，这第三类人也并非寻常意义上忠厚老实的黎民百姓，他们比一般的下层人民多了一分本领、一分侠胆、一分亲情，也多了一分恶习。在没有任何机遇之前，他们是没有什么追求的，得过且过中打发着岁月，阮氏三雄就很有代表性。作为渔民，他们空有一身本领，也还有“鱼又不得打”的时候，维持正常的生计且不易，又加上“连日去赌钱，输得没了分文”，还要“讨了我（母亲）头上的钗儿，出镇上去赌”，他们的日子是过得窘迫而又无聊的，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建功立业的打算，仅仅向往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没承想这样的愿望在参予梁山聚义后成了现实，他们俱都成了梁山泊的头领，与柴进这样的贵胄，关胜、呼延灼这样的名将之后称兄道弟，分明已抬高了自己的身份，也就于愿已足，又怎肯轻易地抛舍下这种平等自由的生活呢？他们因此是最留恋梁山水泊的。

不过，耳濡与目染，这些人也从根本上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皇帝在他们的心中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在抗击官军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唱出了潜意识下蕴藏的愿望：“忠心报答赵官家”、“京师献与赵王君”。

上梁山之后，在宋江等的不断影响下，那原本压抑着的潜意识下为国出力，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愿望便逐渐清晰。受招安之后，这种机会又终于来了，阮小七、阮小五等也就再一次超越了自己，有了为国献身的自豪：“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第116回）同样的心态，哪怕是被人称作造反最坚决的李逵也拥有，他不无自得地这样说：“铁牛今日受了招安，真个做了官。”因有了官而觉得脸上有了光彩，为祖宗亲人争了气，显耀之心油然而生，哪还真惦着杀向东京夺取鸟位呢！他们最终也只是参加聚义的一分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水浒传》是一部歌颂聚义糟踏起义的小说，也是一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参考资料。李卓吾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笔者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