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野（1916-1994），男，编辑家、出版家。1916年生于安徽绩溪，原名程扶铎（程敷铎），1938年后改用今名。1930年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1938年至延安入陕北公学高级研习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毕业后任王稼祥的秘书约5年，其间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作，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编译局秘书长，1946年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编委兼编辑部长，此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1949年至195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1950年至1966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曾任社长兼总编辑。1975年后，历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组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

王子野曾出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子野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曾积极参与创办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他在担任人民出版社领导工作期间，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大量翻译理论读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担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领导工作期间，大力进行了出版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为恢复和发展新时期出版事业作出显著贡献。他翻译有《西洋哲学史简编》《思想起源论》《财产及起源》《论戏剧》等，主持编纂《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其文章结集为《槐下居丛稿》。

繁忙的工作之余，王子野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喜爱艺术，收藏了许多西洋名画集；他喜爱书法，时常挥毫运笔；他还很喜爱竹子。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读书是好事，谁也不会反对。可是要问现在的读书风气怎样？老实说有点不大妙。有人说，现在流行一种风气：不读书好求甚解。这的确是个问题。不读书而又喜欢发议论，其论必败。怪不得有人说，现在阿Q派很流行，都喜欢“君子动口（空口说白话）不动手（下苦功）”。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这里的读书风气又如何？说这里没有人读书是不合事实的。但是应当说还没有形成一种风气，或者说空气很稀薄。我们这里是书籍的制造所，出版社中人不热心读书外面也许不相信，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厨子闻惯了油腻，不馋吃。我们不大读书的原因是否也在这里呢？假如真是这样，那实在糟糕得很。

要确实知道这里读书风气如何，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每年读书的总账，看看究竟一年能念几本书。我们可以把一位比在座各位都年轻的俄罗斯思想家杜勃洛柳波夫作标兵，来比较比较看。杜勃洛柳波夫是个喜欢读书的人，13岁那年，据统计一共读了413本有名的著作。一个13岁孩子一年读400多本书，我们又如何？我们一年能读40本书能有几人？

算账以外，还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知识、理论水平究竟怎样。例如，哲学编辑不妨考一下自己，究竟懂多少哲学。假如只知道物质第一性，唯物论比唯心论好，不知道古今中外的哲学派别、源流，那末农民也可以做哲学编辑了。搞经典著作的编辑，假如猝然问他马克思什么时候诞生，哪里人，家庭情况怎样，哪年流寓英伦，哪年搞《新莱茵报》……我看也未必能随口答出。但是这样一些具体知识没有，光知道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哪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辑呢？正因为我们的理论、政策水平不高，现在出的书几乎天天出错，天天在写新的《笑林广记》，制造笑话。要克服这种现象，除了学习以外，别无他法。

没有读书风气的原因在哪里？有人说，是因为没有时间。诚然，有时确实忙，例如杂志要发稿的时候，搞运动的时候，就一点时间也抽不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这样忙，我看未必。我同一些同志研究过，一个星期读10小时书，是没有问题的。一星期读书10小时，一年52星期，就能读520小时，能坚持做下去，就是一件大事。

也有人说，是因为领导上没抓紧。批评领导是应当的，但是要认真读书，主要问题还在自觉。大家有兴趣读书，领导不抓，也会读书。没有兴趣读书，领导上硬叫你坐下来读，形式上在看书，心里却在想别的，当然没有效果。总之，自愿读书，事半功倍，强迫读书，事倍功半。

读书对于什么人都重要。任何工作不读书就做不好。经验主义只能苦干，不能巧干。马克思恩格斯假如只搞工人运动，不读那么多书，不去吸取人类精神文明的遗产，就不会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自然科学如果不在接受先人遗产的基础上前进，就不会有今天的卫星、火箭以及各种尖端科学。知识来源于实践，这是不错的。但不能太简单化地去理解。我们现在的理论工作还是落后于革命的实践。党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正在大力提倡读书风气。我们这些编辑出版工作者也应当跟上去，不要掉队。

抱什么态度读书

读书抱什么态度，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以为，读书应当去三怕，立四要。

先讲去三怕。

第一、是不要怕读了书以后变成教条主义者。

一个人多读了书，可以成为教条主义者，也可以不成为教条主义者。主要看方法和态度对不对头。因为怕成为教条主义者，就索性连书本也不读了，这是因噎废食。不读书没有教条主义，但是不读书就没有知识，害处会更大。我们只要抱定一个宗旨，要读活书，不要读死书，读了书一定要用，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就绝不会成为教条主义者。即使中国过去的旧学者，也有些是读书而不教条的，何况现在呢？

第二、是不要怕读了书以后会脱离实际。

我们提倡读书，并不是要大家不去接触实际。理论结合实际是我们的根本原则。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问题作简单化的理解。实际固然重要，理论也不可忽视。有人说，理论就是实际，实际也就是理论，这是很错误的说法。革命理论是近代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但又不是直接从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一再说过的。我们如果只到实践中去求理论，不去吸取前人和别人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就是再多两倍年纪，也不会使革命得到胜利。

有的同志认为学以致用的学习才好，否则不好。这是对的。但是也要防止简单化。有的东西学了就能用上，有的则未必，不学到相当程度，看不出什么效果来。例如学一章《资本论》，未必就会理解现在的商品经济现象；读了黑格尔的《美学》，不一定就会懂得梅兰芳的艺术。但不能因此说这些人是白学，是教条。学习需要细水长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急于求功不是好事。假如只顾眼前的需要，我们也不必再去搞什么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了。但是实际上，懂得了甲骨文，有益于将来的文字改革工作，搞清楚古代社会的性质，绝不能说同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无关。这种联系一眼是看不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

第三、是不要怕变成书呆子。

书呆子的名称很不光荣，大家怕做。我们先要弄清楚书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种人未必是书呆子。只有那些关了房门读植物学而到了田里却韭麦不分的人才能说是书呆子。

假如把呆气理解为人迷的话，我以为有几分呆气倒是好事，并不可怕。这种人对读书有高度兴趣，满腔热情，废寝忘食，那又有什么不好呢？看戏有戏迷，下棋有棋迷，做诗有诗迷，读书也可以有书迷。有些科学家对科学入迷得实在厉害，例如爱迪生新婚之夜路过实验室，就忘了结婚这件事。从这里看，我们现在对书着迷的人还太少。要学习，就得花一定劳动，入一点迷，“皇天不负苦心人”，化一点功夫，就会有一定收获。

去掉了三怕以后还要立四要：

第一、是要有目的。

有的人读书没有明确目的，为读书而读书，这是不好的。虽有目的，而目的只是为个人，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而发奋读书，也是不好的。这种目的一定要反对。读书应当首先是为革命、为工作，为集体的利益，为人民的事业。

第二、要有决心。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从来提倡持之以恒。学习也这样，一定要做到不管领导上抓不抓，自己都能坚持不懈。一曝十寒，效果很小。现在很多人学外语就是这样，今天学明天丢，念来念去ABCD，老学不会。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持之以恒，那末“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就不会没有结果。

第三、要虚心，

又要敢于独立思考。学习不能有先入之见，要抱谦虚态度。但是也千万不要虚心得毫无主见，人云亦云。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不要光记结论，还要搞清楚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我们提倡独立思考，当然这独立思考是要有立场的。

第四要塌塌实实。

偷巧，好高骛远，不是学习的正道。学习超乎自己可能的东西，一定不会发生兴趣，就不能持久。现在有些同志的学习热情有点鼓起来了，我看了一些学习计划，都很庞大。有一个人一个月要读《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十几本。对于这些同志，我首先表示敬意，但同时也要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些书是否都读得了。照我理解，是有困难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我读了好几遍，只懂了一半。

读什么书

读什么书，这里有个读书路线问题。在这方面历来有两种主张，一种是“开卷有益”，碰到什么书读什么；另一种是“非圣贤之书不读”，也就是外国人主张的非第一流书不读。

这两种主张都是极端的。我以为应该折衷一下。读书无边，既不可能，也没好处。据说外国有个人把《大英百科全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大收获的，因为范围太广。但如果非圣贤之书不读，又太专了一些。其实要读懂圣贤之书，也非有广博的知识不可。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就指出过这一点。毛主席也告诫我们要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我们不懂黑格尔、费尔巴哈，很难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懂李嘉图、亚当·斯密，也学不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我们如果对中国历史一团漆黑，那也一定不能理解毛主席的著作。总之读书一定要精，要有方向，但也不要范围太狭。例如，做编辑的，除了本行之外，还可以学点文学。做诗填词，我们学不会不要紧，但是文学知识总该有一点。还可以学点自然科学，至少要知道火箭、导弹是怎样一回事，知道当前最主要的科学成就。要学一点语法、逻辑，外语也要学。

学的东西那末多，但不是要大家一下子都学会，可以慢慢来，先抓主要的。当务之急是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

学习的方法是自由读书，讨论不要太多，没有准备的讨论会绝不要开。但是希望意趣相投、学习的东西相同的人经常能凑在一起谈谈，议论议论，还是有好处的。

我国近代以来编辑出版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精于编辑业务、成绩卓著的编辑家、出版家，人才辈出，前后相望。在现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编辑家、学者和评论家。

王子野，原名程扶铎，1916年出生于安徽绩溪。1930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不久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学问日增，思想上也不断进步。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第二秘书处秘书，兼任军政学院哲学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1942年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资料室副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翻译处处长，《晋察冀日报》编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出版委员会委员，从此一直在编辑出版岗位上工作。60多年来他对我国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极大努力，有着重要的业绩和贡献，赢得很高的声誉。

建国后，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处长，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曾积极参与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文献性刊物——《新华月报》，总揽编辑、出版业务全局，并负责编委会，奠定了该刊的编辑宗旨和编辑风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王子野任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领导编辑职务，对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大量理论翻译读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对党、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坚持做学问，追求真理。1975年，从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论组组长。1977年至1982年任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在国家编辑事业领导岗位上，拨乱反正，落实出版政策，重视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质量，关心和提倡书籍装帧艺术，并多次撰文评论，起过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后，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仍一如既往，关心出版工作。他亲自为《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审同，并撰写该书“绪论”部分；经常在中央级报刊上推荐好书、评论作品。他关心和支持编辑学、出版学的研究，为多咱编辑著述撰写序文。他说：“社会上各种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门学问，经济有经济学，教育有教育学，新闻有新闻学，书刊出版后也有专门的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惟独出版工作本身缺少专门研究。是出版工作没有东西可研究吗？不是的。出版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闻早得多。要研究的东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为不被重视，所以才留下缺门。这空白总不能永远留下去，出版学早晚总要在众多的学科中占一席应的位置。”（1982年《韬奋与出版》一书序）王子野鼓励编辑进行出版理论研究，曾主持全国出版研究年会和编辑出版理论优秀论文的评奖工作。还提倡编辑要读书学习、博学多能，成为通才，并要继承和发扬出版的优良传统。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编辑部建议，约请一些老编辑写一写自己是怎样做编辑工作的。之后该刊开辟“我怎样做编辑工作”专栏，陆续发表了许多著名编辑所写的具体经验和切实体会，在编辑出版界起到了广泛的有益作用。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王子野为出版对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访问日本、美国、意大利等国，跟这些国家的出版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了我国出版事业的成绩，促进国际合作出版的开展。王子野是国内外公认的享有盛誉的出版家、编辑家。

一

王子野的编辑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止，他一直是该社的主要领导，长期主持编辑工作，1960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

有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项重要的任务。建国初期，除出版《马恩文选》外，还有马列原著单行本，王子野重视序言的校订工作，特别是列入“干部必读”的部分，经常亲自跟译者联系（曹葆华等）。1954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后，马列原著的翻译出版进入更有计划、有系统的新阶段。继《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60年代，又开始了出版《列宁选集》的工作，王子野亲自撰文在《人民日报》上介绍。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种真挚的感情和执着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子野满腔热情地发言，希望译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国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写的前方和注释；对《全集》的装帧设计要求成为善本书。这些真诚的意见，也是他一贯的主张。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时多次讲到普列汉诺夫翻译马恩著作时增加自己注释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费尔巴哈论纲》时，就附了普列汉诺夫写的注释。在“文革”中陈伯达曾以此作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学的根据，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

作为编辑家的王子野，认真贯彻出版方针。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为了执行编辑出版分工原则，他坚决主张不出版专业分工以外的书籍，得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在编辑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视出版物的质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亲自审稿，对各级编辑的审稿意见，总是写上自己意见、看法，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很有说服力。有一部关于辩证法的翻译书稿，编辑的审稿意见很简单，王子野看了书稿以后，写道：“虽然你们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遗留下的问题还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你们的校定者和审稿者也是有意见的。”接着指出该稿译文上的不妥之处、译者杜撰的名词术语，以及误译的例子。然后又说：“希望你们从这部稿子的校定、审读的错误中得出必要的教训，以改正今后的工作。我的意见如不对，也可批评。”（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往往有些译稿原文比较粗疏，即使译者是名家，王子野总是要编辑把审稿意见告诉译者，让译者自己了解后进行校改。

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不少从苏联翻译的哲学、社会方面的小册子。后来认识提高了，1954年9月间，王子野在一本重印书上批语：“不要重印苏联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对于选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般书的选译，必须十分慎重，可缓就缓，可不译就不译，这样做，不会吃亏”（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

王子野对于国内一些学者的著作稿，同样认真审读。一部阐述新中国初期建设成就的书稿。王子野的审稿意见是：“这部稿子只是一些数字的堆积，再插进一些《共同纲领》的引文，使人无法读下去。照此样子不作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实血肉，每一个问题都必须讲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头，才能读下去。”另一部学术著作的审稿意见，是这样写的：“对苏联学者的见解要认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录。但是参考书在文末须作交代。”（以上均见“人民出版社书稿档案”）

王子野还经常提醒编辑部的同志，编辑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一定要认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他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认真严肃、严格细致的工作态度与作风，也是直接影响到全社编辑的业务素质与工作作风的。王子野除了审稿，还要审读、修改编辑撰写的图书“内容提要”文字，有时改动得几乎是重新撰写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后就建立总编辑在审读、签发书稿时，同时要审读、签发书稿的“内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还重视出版社的书刊资料工作，认为做好藏书资料工作，对培养出版社编辑人员有很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内部刊物《出版周报》，刊载上级有关编辑出版工作的指示、选登读者对出版物的批评与建议，以及社内人员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失误的检查。诸如“新华时事丛刊”的编辑工作，书刊中重大的校对错误等，都刊出有关编辑、校对人员做出的检查和认识。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培养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员大会上提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三风”、“一严”问题。“三风”就是：勤俭朴素的作风、谦逊团结的作风、踏实细致的作风。“一严”就是一切从严，首先是政治上从严。从编辑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环节都要求严字当头。选题组稿、审稿、加工要严，出版校对也要从严，行政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要从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版质量的不断提高。

王子野还认为，提高书稿质量，首先必须领先著者、译者、编辑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强编辑工作，在社内培养出更多的好编辑外，同时还应当推动著者、译者和编者也积极改进自己应做的工作，双方努力才能达到书稿质量的普遍提高。

讲到出版社要团结一大批认真著译的作者，总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在编辑访问作者的“访问记录”上写意见、作提示，有时还在全社人员大会上表扬或批评，还提倡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到出版社做学术报告；他自己跟曹葆华、曹汀、朱光潜、吕振羽、季羡林、戈宝权等一大批学者专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

其实，王子野对于社会上人才的重视与爱护，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时，将一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专家王荫庭，请到出版社来让他翻译作品，发挥专长。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子野满腔热情、鼓励安徽一位美学家郭因出版学术著作。郭因的两本专著《中国绘画美学史稿》和《艺廊思絮》，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后记和向王子野的赠书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学者徐学林，研究徽学，学有专长，对安徽出版史情有独钟，写出过大量的论文。王子野对他十分关心和鼓励。我很了解王子野对于人才的爱护和对有价值书稿的重视，只是他不愿意多说自己是怎样做的。

图书质量是由内容与形式两部分构成的。王子野对于图书的外观形式——装帧设计也是十重视的。无疑，这和他的哲学、美学素养，以及对艺术的爱好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编辑岗位上经常关心图书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为封面设计出主意。

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终结着王子野的心血和贡献。1985年纪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时，王子野用秀丽的行书写下这样的题词：“乐为他人作嫁衣。”这也是对他自己服务、献身编辑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

二

早在建国前后，王子野有过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经说到自己对哲学、美学的爱好，到北京以后，想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不是编辑出版工作。不过，王子野又确实干了一辈子的编辑。王子野是编辑家，然而他又是学者和评论家，也是位勤奋的翻译家。他对中外文学、哲学、历史有很深的修养，对翻译工作也很有造诣，。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撰写哲学、美学、文学评论、戏剧评论，以及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出版过多种著译单行本。1984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槐下居丛稿》就是他几十年在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结集。

1991年11月，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绩溪召开。王子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胡适的同乡和后辈，他作了题为《以辩证观点研究胡适》的发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开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对胡适的学术思想采取探讨，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时倒掉的婴儿捡回来。当然应当小心，在捡婴儿的时候不要把污水带回来。……我以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双百方针，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做到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

作为学者，王子野博览群书，勤于钻研，他藏册极富，坐拥书城。他是珍爱图书的藏书家，又是广泛涉猎的学问家。人们很惊奇地发现，王子野面对大量藏书，但又随时能够找出来使用。在王子野的读书习惯中，对于外国文学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欢对照外文原文进行阅读。他懂得俄、英两种文字，去世前几年还在自学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时，这位白发老人正面对着电视机认真地学外文。他对学问的执着追求，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老而弥坚。这也是编辑家一种极其宝贵的品质，是使他集编辑家与学者、评论家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后，人们经常能够见到王子野的书法作品。从图书刊名题字、题词到条幅，生动的行草或古朴的篆隶，似乎突然出现了一个书法家的王子野。其实王子野的书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过去忙于编辑业务和出版领导工作，无暇顾及。这几年他有更多的时间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书则倾慕于右任体，而又着意融合诸家，化为己长。需要说明的是，王子野在书法上的成就，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基础。他很喜爱中西绘画，他的藏书有大量的中外画册，对作品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曾经为画家袁运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评论。他能刻竹、治印，这些艺术修养使他的书法别具神韵，我曾见到过他挥毫书写碑记。

三

跟王子野共事合作过的，或者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们，都会一致称颂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畅晓达；同时也会觉得他讲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讲话、做报告时往往缺少鼓动性和条理性。平时相处，容易见到他不苟言笑、严肃庄重的一面，不易发觉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一面。

50年代在出版社时，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很爱聊天、说笑话。他称赞一个工友的工作有条理，说他有“大将风度”。一次，北京东城智化寺举办个人采集的蝴蝶标本展览，他见人就介绍。只要读一本好书，不住地向人推荐；如果是一本不满意的书，也要说出批评意见。跟他在一起开会，晚上喝了点酒，就会闲聊，从学问到生活，无所不谈。

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极其认真、细致而又有条理。他日常伏案读书、写作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书本和笔纸放得很有规律。书桌抽屉里的东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净几，为他创造了文思如涌、学问日进的良好环境。

1993年春天，我去拜访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来开门的是他的在初中学习的孙子小遥。在小遥居室的墙上，我见到王子野用工整楷书写的几句话：

多做好事，少说空话，

先做后讲，做了不讲；

别人的好事，一件不忘，

自己好事，做了就忘。

这是王子野赠给他后辈的座右铭。我觉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应该说，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铭。这种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同样需要在编辑出版界大大提倡和发扬的。[2]

王子野，安徽绩溪县人，一九一六年六月生。他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现在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王子野在—九三0年当他十四岁时就离家独立生活，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当练习生，这是他从事出版工作的开始。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十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陕公学习结束后留在中央机关工作，给中央—位领导同志当秘书，在首长的亲切关怀与鼓励下，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钻研《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尤感兴趣。他参加了延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学习，写了一些论文和杂文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一九四六年，他担任《晋察冀日报》编委兼编辑部长，编报之余还写过不少嘲讽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杂文。

一九四七年，他在华北解放区离开报社投身出版工作，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出版战线，时达四十年之久。

解放初期，王子野在胡愈之任署长的出版总署工作，担任编审局的处长。他在胡愈之的亲自指导下创办了《新华月报》。一九五O年调到人民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后任社长、总编辑，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在这十七年里，他始终遵循党的出版方针，把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放在首要地位。在他的领导下，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一贯重视出版物的质量，尤其是对经典著作的出版更不允许有半点差错。对编辑干部的培养提高也很费心血。他经常鼓励干部要博览群书，增长知识，还经常给他们作报告和讲课。“文革”中，他受到颠倒黑白的诬蔑和迫害，下放干校五年多。一九七五年调国务院政研室任理论组组长。一九七七年调到国家出版局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这正是拨乱反正的时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肃清出版界“左”的流毒，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工作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出现的萧条局面开始逐步繁荣，这中间有他一份劳绩。王子野时刻把抓出版物的质量作为头等任务。一九七九年底，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出版物必须质量第一，他认为评判书的质量不能只看。市场价值”，要下决心多出一些受读者欢迎的好书，这些书要站得住脚，是值得经常再版的。王子野对编辑工作有深刻的体会，他经常讲：“编辑工作做起来的确趣味无穷，其中的学问大着呢，当好一个编辑实在不容易。首先编辑要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知识面太狭了不行，没有对某一学科专业知识也不行，既要成为‘通才’，又要成为小小的专家。作选题计划要掌握各方面最新的信息。审稿时既要高瞻远瞩，又要明察秋毫，尽可能对它作出科学的、公允的评价。编辑加工更要心细如发，东查西找，不怕麻烦。为了开拓稿源，不能不同作家搞好关系，更要千方百计地去发现和培养青年作家。”（引自《书海耕耘——编辑札记·序言》）

王子野虽然没有进过中学、大学之门，但由于他能一贯坚持刻苦自学，靠自学学会了英、俄、法三种文字，现已年近古稀，还在学日语。他的第一部译作是（苏）薛格洛夫主编的《西洋哲学史简编》，是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窑洞里翻译的。六十年代又陆续翻译了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财产及其起源》《宗教和资本》《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等著作，这些译文已大部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法格文选》（上、下两卷）之内。目前他正在翻译卢梭的文学艺术论著和《邓肯自传》的续编（已定稿）。一九八三年三联书店将他解放前后发表的论文、文艺评论、杂文等编辑出版，取名《槐下居丛稿》。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长期以来我主要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没有什么专业。就是业余爱好也不专一，除了攻外语搞翻译之外，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都沾点边。有人称我是杂家，我也愧不敢当。其实当个杂家也并不比当个专家容易，当专家只须精通一行，当杂家却须懂得多行，要拥有百科知识才够格，我哪里够得上？”他给人的印象是爽利明快，有什么说什么，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论是讲话还是作文，他总是毫不隐讳地亮出自己的观点，上面这段话，就是一个老编辑家的由衷之言，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他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不懈的奋斗精神。

王子野除了担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主席之外，还担任国家出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同时还是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文联全国委员以及中国作协理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