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门之变是1864年8月20日（
元治元年七月十九日）发生在日本
京都的武力冲突事件，又被称为蛤御门之变、元治之变、元治甲子之变。
“禁门之变”、“蛤御门之变”的名称缘于激战地在
京都御所（从
镰仓时代中期到
明治时代初期
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宫殿被称为京都御所）的宫殿门口附近。禁门指皇宫之门。蛤御门是京都御苑的西侧禁门之一。蛤御门在禁门之变时是会津潘、桑名藩、萨摩藩联军的防卫据点，其门梁上至今仍有着长州藩军队进攻时的留下来的弹痕。
长州藩持激进的尊皇攘夷论，曾一度主导京都
政局。1863年（
文久3年），会津藩、
萨摩藩等势力主导了八月十八日政变，长州藩在京都的驻防权力被解除，藩主
毛利敬亲及其养子
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同时，在京都和大阪潜伏的数名长州藩尊皇攘夷派，以恢复长州藩势力为目指继续行动。
虽然因为八月十八日政变，不惜对外战争的激进攘夷路线被否定，但
日本朝廷仍然继续攘夷的政策。1864年（元治元年），朝廷、幕府双方一致同意
横浜港的锁港方针。但由于幕府内部的对立，锁港并没有被执行。3月，要求执行锁港的
水户藩尊皇攘夷派发动
天狗党之乱。在这种情势下，日本各地的尊皇攘夷派中期望长州藩复返京都政局的呼声高涨。
在长州藩内部，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开始讨论率军开进京都的激进策略的可行性。主张积激进策略的有
来岛又兵卫、真木保臣等，
木户孝允、
高杉晋作、
久坂玄瑞等人主张以更慎重的方式开展斗争。6月5日，
池田屋事件爆发，多名长州藩士被新选组杀害。慎重派的
周布政之助、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宍户真澄等虽然力图使因愤怒而沸腾的藩内舆论降温，但以福原元僴、益田亲施、国司亲相三家老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向天皇陈诉藩主的冤罪”为名，决定起兵。久坂玄瑞在无法控制过热的藩内舆论下，不得已参与举兵。益田亲施、久坂玄瑞等人在山崎天王山、宝山，国司亲相、来岛又兵卫等人在嵯峨天龙寺，福原元僴在伏见长州屋敷集兵、布阵、扎营。
得知长州藩不穏的动向后，朝廷内部根据对长州藩势力的驱逐态度的不同，形成强硬派和绥靖派。7月18日夜间，属于绥靖派的栖川宫帜仁亲王、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中山忠能等紧急参谒天皇，请求准许长州藩势力入京，并驱逐会津藩主、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属于强硬派的禁里御守卫总督
德川庆喜则坚持主张击退长州藩军队。向来支持会津藩的
孝明天皇最终决定对长州藩持强硬态度，下令征讨长州藩。
7月19日，在京都蛤御门（今京都市上京区）附近，长州藩军队与会津藩、桑名藩军队发生冲突，由此点燃战火。长州藩军队一度突破由筑前藩军队把守的中立卖门，攻入京都御所内，但当把守乾门的萨摩藩军队作为援军赶至后，形势发生逆转，长州藩军队败走。在御所内，来岛又兵卫、久坂玄瑞、入江九一、寺岛忠三郎等人自尽。
决定撤退后，逃脱的长州藩军队在长州藩屋敷纵火，会津藩军队也攻击有隐藏长州藩士的中立卖御门附近的民宅。战斗虽然在一日之内结束，但战火从以上两处，蔓延至京都的大街小巷，燃烧至7月21日早晨方被扑灭。北起一条通，南至七条的东本愿寺的广大范围内的街区、
神社、佛寺等被焚成灰烬。
8月24日，幕府策动天皇下诏，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也于9月5日再次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失败，对幕府屈服。这成为幕府第一次征伐长州的导火线。
禁门之变的战斗中，大炮被投入使用，京都市区的战火烧毁了约3万户民宅。长州藩军队战败，尊皇攘夷派的真木保臣等激进领袖牺牲大半，长州藩的势力大大受损。另一面，担任长州讨伐主力的德川庆喜、会津藩、桑名藩成为后来京都政局的主导者。
禁门之变后，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及其养子毛利元德授予国司亲相的军令状被发现，长州藩被指为“朝敌”。长州藩士兵的鞋底则加上了“萨贼会奸（指萨摩藩和会津藩为奸贼）”的字样，行走时则好像把仇敌踏在脚下。长州藩与
萨摩藩、会津藩的仇恨甚至遗留到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