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难民是指由于全球的生态状况严重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森林植被被破坏，水资源危机和海洋环境破坏等等，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从而导致受这些状况影响的人们被迫离开自己长久的居住地而四处迁徙。

据国务院1999年1月公布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显示：中国自然生态环境仍很脆弱，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遏制住。主要表现在：①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②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还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③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天然植被遭到破坏，大大降低其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毁林开垦、陡坡种植、围湖造田等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④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以下简称“三化”）面积逐年增加。全国已有“三化”草地面积1．35亿公顷，约占草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并且每年还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一些地区为了短期利益，不合理开垦草原，加剧土地的荒漠化；⑤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中国已有15%至20%的动植物种类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至15%的平均水平。

不可否认，造成前述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生态系统自身演变的影响，又有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作用。但是，过度的人口增长，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工业污染物的大量排放等等，毫无疑问都是加剧环境损害的重要原因。人口数量的增长，必然对经济规模的扩展提出更高要求，由此引起对土地总量的需求，其结果之一便是人均占有土地不断减少。

新难民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土地沙化，全世界共有45亿公顷的土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沙漠化，其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受害最深，许多农户被迫放弃土地，到城市谋生，从而产生了新的移民运动。有的是因人类活动而破坏自然造成的非自然灾害，如滥伐城市周围山丘的树林，导致泥石流频繁发生，危害人民生活。有的是军备竞争的恶化，导致毒物和核污染的扩散，世界上有机化学制品以每7-8年翻一倍的速度增长，在生产过程中，大量的有毒废物处理不当导致许多地区受到了严重污染，当地的居民被迫迁徙。还有全球气候的变暖造成的海平面逐年上升也威胁着靠海居住的人类。

“生态难民”问题已敲响生态保护的警钟。人类对待环境如果只是一味的掘取，那只会快速地埋葬自己。

其一、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用法制作为“守护神”。中国已有《宪法》、《环境保护法》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但还有关环境专家还提出对生态保护立法已经刻不容缓，建议制定更多可操作性强的环境保护部门法规、规章，以便能将法治精神真正贯彻落实到环境保护中去。

其二、生态环境保护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自然客观规律。这就要求环保部门深入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积极探索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客观规律，为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的制度。必须按照环境资源的价值规律和公共属性，明确生态保护的责、权、利，充分运用多种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其三、进行生态保护需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其四、控制人口数量及合理的人口流动、搬迁是生态保护所必需的。当人口总量超过了当地环境承载能力时，任何环保理念都将无从谈起。控制人口数量，进行合理的人口流动、搬迁是减轻一些地方生态环境压力不可或缺的手段。

70年代初，中国的罗布泊、居延海等干旱地区的大型湖泊先后干涸，进入90年代，塔里木河、黑河、黄河断流愈演愈烈；80年代以来，海南省海岸线向陆地移动了300米，渤海的对虾由80年代的年产3-4万吨降至90年代的0.3-0.4万吨；目前全国草地退化面积达135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达262.2万平方公里，不仅使人畜失去生存的家园，而且成为沙尘暴产生的发源地，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点多达41万处。而其中三分之一是人为不合理的资源开发造成的，全国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成为了世界研究候鸟的重要基地，也是世界最重要湿地生态系统。为建立鄱阳湖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江西永修县一批农垦职工将渔场转让给了候鸟保护区。但这批为中国生态保护作出巨大牺牲的群体却因身份不明，十二年来无法得到妥善安置。这些已沦为“生态难民”的职工生活极其困难。

这批农垦职工包括家属共300多人都是靠鄱阳湖生活，湖泊划入保护范围后，这些人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而保护区管理局自身无任何经济来源。地方政府也认为这批人已划离地方不能够纳入当地的“低保”范畴。这些农垦职工变成了典型的“生态难民”：保护区管不了，地方政府不愿管，生计没来源。这批“生态难民”年龄偏大仅平均工龄就达27年，约半数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上，缺乏重新工作的技能。经过十年反复集体上访反映，2002年年底江西省政府借用企业改制的办法，对这批农业工人进行身份置换。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些职工接受了这个残缺的身份置换计划。但这次卖断将这批难民最后一点希望和保障都卖断了。由于缺乏可靠生活保障，两年时间遗留下的一点工龄卖断补助也都陆续用完，这些老弱病残的“生态难民”生活极度艰难。

2009年第一季度，湖北省经济指标统计，全省17个地级城市中，省直辖的副地级城市神农架林区垫底。和排名倒数第二的天门市相比，尚不足后者的七分之一。

神农架因为保护环境，导致有树不能伐、有矿不能采、有药不能挖、有兽不能猎。

全国已有25个地区建立了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但补偿标准普遍偏低。2008年底，神农架终于被湖北省定为生态补偿试点，但落实下来却是 “毛毛雨”。2000年3月，神农架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采伐，关闭了80多家森工企业。长期形成的 “一木独大”的产业格局彻底终结。自此造成的连锁反应是，地方经济滑坡，从事木材生产、加工的工人大批下岗，农民减收，财政锐减。

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苏木(乡)，到2000年前后，草场退化、沙化更加严重，羊迅速减少，人们靠放牧无法维持生计，便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始了农耕生活，这些年曼德拉苏木先后从阿拉善右旗生态脆弱区接纳“生态难民”140多户。 近年来，部分牧民因草场退化沙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草场，还有一些牧民因生产、生活条件太差没有发展前途，被迫搬迁到孪井滩扬水灌区等条件稍好的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另有部分牧民即将失去牧业家园。根据盟行署一项计划，今后每年搬迁5000人以解决这些牧民的生活出路。

2005年左右，达日县曾经作过调查，在总人口不到4000人的吉迈镇，以乞讨、捡破烂、替人放牧牛羊等方式维持生活的“生态难民”总数已近千人。就是说，在吉迈镇里，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生态难民”。

而地处三江源中心地区的玛多、治多和曲麻莱等县，草原载畜量都高达百万头，人均收入居全国前列。然而，由于生态恶化，这个昔日的全国首富地，越来越多逐水草而居的高原牧民开始沦为“生态难民”。

生态移民是指为了保护某个地区特殊的生态或让某个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而进行的移民，也指因自然环境恶劣，不具备就地扶贫的条件而将当地人民整体迁出的移民。

前者如三江（长江、黄河、澜沧江）之源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三江之源是中国最大的生态功能区和水源涵养地，对广大中下游地区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起着生态屏障作用，可是人类活动加剧了这个地区生态的退化。因此，必须采取自然修复的办法，将当地居民移往他处。后者如贵州省麻山地区，因水土资源不断流失而呈现“石漠化”（石质荒漠化）现象，当地人民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不得不迁往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