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急切地呼唤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它注重维护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强调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生目的。这个概念在苏联哲学界关于当代环境问题的讨论中较为多见。Э.В.基鲁索夫认为，生态意识是根据社会与自然的具体的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的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合。

它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把自然、社会和人作为复合生态系统强调其整体运动规律和对人的综合价值效应；突破过去那种分别研究单个自然现象或单个社会现象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局限；要求把人对自然的改造限制在地球生态条件所容许的限度内，反对片面的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反对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乐的盲目倾向。

叶朗，1938年10月生，浙江衢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l993年至2001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l995年至2001年同时兼任宗教学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评议组）召集人，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主要著作《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现代美学体系》、《胸中之竹》等。

在当今世界，国际社会的一个崇高理想是推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推进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面临着一个多元的文明带来的文化差异问题。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人类的文明都是多元共存的格局，而不是一元独存的格局。这种多元文明共存的格局必然带来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文化的差异，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这两方面的差异，往往纠结在一起，显出异常复杂的态势。这种文化的差异，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又往往引发地区矛盾和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

解决这个多元文明的文化差异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从多方面做工作。

从一个方面看，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地区、民族的特殊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尊重文明和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提倡文明和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我们应该采取尊重的态度，要尊重他人，谅解他人，进一步还要欣赏他人，学习他人，并以此来提升自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这是这几年大家谈得比较多的一个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文化，除了有自己的特殊性之外，在某些方面（常常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也会有共同性，会有彼此相通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中，往往会有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而被人们忽视了，或掩盖了。如果这方面的内容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交流，必将大大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明和文化的沟通和互相认同，必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对于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费孝通先生概括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我们中华文化来说，中华文化一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个层面，另一方面又有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这种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也表现在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个层面。其中生态意识就是突出的表现。

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分裂越来越严重。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功利目标和物质享受，利用高科技无限度地向自然榨取，不顾一切，不计后果。自然资源大量浪费。许多珍稀动物被滥捕滥杀而濒于灭绝的境地。大片森林被滥砍滥伐而变成沙漠。海水污染。气候反常。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倡导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学者们呼吁人们关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他们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达到从根本上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西方传统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的观念。“生态整体主义”主张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和人类一样，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这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已经成为当今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

我们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周敦颐说：“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程颐说：“生之性便是仁。”朱熹说：“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生底意思。”“只从生意上识仁。”所以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

和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这种体验给他一种快乐。程颢养鱼，时时观之，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他又有诗描述自己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