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就是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进行的社会哲学研究的综合。

ecology philosophy;

ecolog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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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 ecology;

生态哲学就是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进行的社会哲学研究的综合。起初，生态哲学以“新唯灵论”为理论根据，它宣扬人和宇宙的精神统一性，确认自然界的和谐性和完整性。人的道德问题在生态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生命哲学”也对生态哲学有很大的影响。生态哲学的拥护者反对不加节制的工业发展、技术统治的理性主义、大都市主义，还形成一个政治团体“绿党”。

现今的生态哲学已从一种狭隘的唯心主义哲学演变成一种新的哲学范式，是生态学世界观，它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哲学基本问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目标，因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哲学基础。

生态哲学对人们思维方式转变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明确提出并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的一个综合性、全球性的问题。它首先似乎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严重的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以及能源减少、资源匮乏等危机而提出来的对策，但实际上已涉及到人类文化、人文价值等深层问题。很明显，这些危机的出现，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哲学上说，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运用哲学思维必然引起人们思考生态问题方式的转变。

对传统发展观起支配作用的哲学观点

那么，对传统发展观起支配作用的哲学观点是什么呢？海德格尔和金岳霖这两位大哲学家都认为，人类中心论是传统发展观的哲学根源和致命点。他们都看到了技术的消极方面，看到了无限制的技术化的灾难性后果是人的存在的丧失，是人的全面的异化。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一直活动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由此，人类把自己看成了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世界看成对象，把自然中的天地万物看成技术生产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地向大自然索取。我国从荀子以来“人定胜天”的观念一直很有影响，以至不久前还把“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当作豪迈的气魄加以肯定。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感觉上成了自然的“主人”。这种发展观无形中便把自然放到了人类自己的对立面上，心中想的就要制服它，战胜它。这种发展观造成取予不均，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多于对自然的反哺和回馈，这种发展观无形中会造成人类延续中的代际间的不公平，正如有人所说的“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如果将自然比喻成银行，那么人类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是在透支，所谓“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结果就出现了“生态赤字”，出现了生态失衡。这种有悖道德的发展观无形中即造成了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也造成了同代人之间的不平衡。

生态建设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生态建设目标的实现旨在追求生态的持续性，而生态的持续性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生态建设主体思维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之内，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应有规律。以此为前提决定了生态建设战略的制定和实现，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变革传统的思维定势，按新的思维方式行事，着力实现五个转变。

跳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种草种树所产生的失误去认识生态建设。七八十年代的生态环境脆弱区由于人们对生态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加之吃饭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种草与种粮的矛盾比较突出。由此，未能自觉地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去重视生态建设。生态建设意识不强，导致在工作部署上缺乏全局意识。在建设项目的布局上不系统。人财物使用不集中，使生态建设的整体效益不太明显；在资源管理上，毁草毁树、乱占林地、重造轻管现象突出，加之虫害、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生态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个时期种草种树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许多教训对我们现在所要实施的生态建设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的。许多年龄稍大一些的人对过去的种草种树印象深刻，可能还会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宣传向群众讲清楚，我们现在所要搞的生态建设在内容和实质上较之先前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有：过去的生态建设是一种局部行为，而现在是整个西部地区的全局行为；过去的种草是在粮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现在通过种草不但会得到政府的粮食补给，同时，还会从草业自身中得到许多效益；过去种草种树为国家、集体所有，且草业自身的效益不明显。现在种草种树的使用权、所有权在自己，且草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在国外、国内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草就地转化增值的途径也很多，种草同样能够致富，甚至能更快地致富。

把生态建设上升到人与自然共存的高度上去认识。生存环境的恶化不能不使我们省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人是主动的方面，引发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自身。从本质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看，自然界为生产提供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人与自然物质交换活动是社会的基础；从人与自然的相互使用看，人的活动不能超越自然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人类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续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须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话，归根结底必须和自然共存，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做到：将“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相和谐，从而实现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持续供应能力的前提下促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不超越环境系统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促使人类社会健康发展。这些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道理，听起来很神秘也很遥远，但其实它和我们的现实又非常贴近，只是我们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些问题罢了，这正是我们的悲哀之所在。历史告诫我们：如果不善于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即使我们曾经拥有大自然的丰厚馈赠，即使我们在同大自然的搏斗中曾取得胜利，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将不再是生活的乐趣和发展的希望，而只能是生存的艰难。

实现以生态效益为中心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全面发展的转变。生态建设不能片面强调改善生态环境，一味考虑生态效益和长远效益过多，而忽视经济效益特别是近期效益，种草种树就不可能持久。在退耕种树种草之后，如果几年见不到效益，林草最终又会让位于其它粮食作物。因此，要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服从退田还林致富的大局，作到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双到位。退耕种草种树必须考虑林草牧经的有机结合，在生态植被的选择上，即要考虑生态效益又要考虑经济效益。同时，要通过多种方式支持农民发展畜牧业，大力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使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相同步，特别是在补粮结束后要让群众形成新的，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口粮保证。惟此以退耕还林（草）为主的生态建设才能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够长期不懈地开展下去。

实现以仅把三个效益增长视为目的到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转变。追求生态持续性的发展观，是一种以作为社会“主体”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面向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至少包含两重含义：其一，强调当代人对后代人应当赋有自觉的“类”意识，在思考问题时，应该自觉地从个体本位，群体本位转到类本位上来，承担起为后代开创更美好生活的责任。人对自然界决不能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只是索取，更不能任意掠夺，而要实行“人道主义”。即江泽民所说：“必须切实保护环境和资源，不仅要安排好当代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其二，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人从自然的严重对立中“解放”出来，进入人与自然的高级阶段的统一。也就是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价值，即“共产主义”将“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实现以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为主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转变。生态建设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它和许多产业的开发，包括人文环境的建设等都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系。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要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即在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还要抓生态文明建设。这些学者把生态文明的概念定义为：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如果切实能把生态建设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上去认识，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在主体思路和作法上就应进行两个方面的调整：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应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加强干群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的教育，生态教育甚至要从娃娃抓起。不仅要从小学课本开始增加生态教育内容，更要在大学设置专门的生态专业，培养专门人才。要促使人们了解、掌握生态学知识，明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生物圈中的正确地位，进而在发展意识上能将现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将局部利益同全区、全国利益结合起来，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其次，在实践领域就要设法对现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进行生态化的改造，力图建立起既符合国情，又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而言，在生产上就要建立资源节约，环境污染小的经济实体，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在生活上，则要积极提倡适度消费和替代消费。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只要我们把生态建设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来认识，我们已有文明的建设就会由原来仅仅局限于社会领域而扩展到生态环境领域，这样，生态建设方面单纯意义上的种和管的问题，广义上的生态与发展的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