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楚英，1923年生，湖北黄梅蔡山人。抗日战争爆发时在武昌接受学生军训，考入18军译电班受训。8月任18军11师准尉译电员，参加淞沪抗战。1938年3月毕业于18军干训军官队任11师骑兵连少尉排长。他先后在彭泽、湖口和瑞昌西南地区抗击日寇，战功卓著，擢升中尉，任军长黄维警卫排长，获干城奖章，忠勇勋章。1939年初入中央军校17期受训，1941年毕业派赴云南54军任军长黄维警卫连长。旋调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长林蔚的机要参谋。12月15日随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侯腾入缅，在毛淡棉(Moulmein)任英17师联络参谋，组织华侨协助英军作战。1942年3月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缅指挥中国远征军，调任史总部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在印缅转战两年有余，1944年攻克密支那后，史迪威被蒋介石排挤回国，王楚英改任新6军14师作战科长，黔南告急，奉调回国，曾率突击队深入衡阳敌后作战，因功获云麾勋章。1945年日本投降，王楚英随冷欣到南京受降。后任14师营长，师参谋主任，代师参谋长等职。1949年任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旋去金门任第5军炮兵指挥官，调入“革命实践研究院”1期受训。1950年任“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高雄警备区及52军参谋长。1952年毕业于“国防大学”战略班，调“国防部”专员。1954年经香港起义归国，现任南京市政协专员。著有《野战炮兵新射击法》、《远程突击战》、《史迪威在印缅战场》等。

王楚英，1923年出生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王楚英在武汉读高中，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高二新生要集体参加军训，“七七事变”爆发时，还在武昌湖北省大中学生军训部队受训的他，毅然考入了18军干训班，学习翻译电报。

一个月后，“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打响。王楚英第一次穿上军装，被安排到了18军11师33旅，赶赴上海前线。淞沪会战是王楚英第一次亲眼看到炸弹在身边炸响、子弹从头顶飞过，他起初吓得浑身发抖，后来看到周围的老兵们胳膊都被子弹打断了，哼都不哼一声，依旧沉着应战，他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还主动跟着去抢救伤员。这一仗后，少年王楚英升任33旅特务排第二班的班长，后又在攻克罗店的战斗中任特务排长，指挥所部与日军恶战83天，两次被创不下火线，多次完成艰险任务，毙敌数百，其中还出计用扁担捆绑炸药包炸毁了敌人三辆装甲车，创造了军事奇迹，被18军军长罗卓英称为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因才智出众、战斗表现出色，王楚英被调任叶佩高的专职译电员。

淞沪会战后，他转战皖南，多次到敌后作战，因英勇善战，获忠勇勋章、干城奖章。为了弥补军事理论不足，1939年初，王楚英考上了黄埔军校17期，1941年毕业后，至54军任军长黄维的机要参谋兼特务连长，不久被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点名要去，任其机要参谋，并协助参谋处少将副处长侯腾起草《保卫滇缅：路作战计划》《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及《组织“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协助中英联军作战实施办法》，在此期间，王楚英还参与筹建了“侨务人员训练班”，负责该班的招生和教育计划策定等工作，并担任联络员兼游击战术课教官。

1941年12月15日，王楚英随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入缅，并奉命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任队长。1942年1月，志愿队在毛淡棉破获了日军的一个情报站，侦破了日谍要炸毁英舰“奥马哈号”的阴谋，并从中了解到日军作战的一些特点。王楚英写了一份作战报告，由于报告的内容对中国军队的未来作战很有启发，最后被呈送到蒋介石手上。1942年3月3日，蒋介石在缅甸腊戌行辕召见了王楚英，和他交谈了约一小时。随后，他被史迪威将军（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点名调任其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3月中旬，王楚英参加了仁安羌战役，这是中国远征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以少胜多轰动了世界。5月，第5军杜聿明决定穿越野人山回国，奉命为第5军殿后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将部队拉往印度，后改称为驻印远征军。王楚英和部队一起，在印度静静地等待着反攻时刻的到来。随后，中国驻印军在兰姆迦重新整编为新一军，史迪威任总指挥，王楚英随其征战两年多。

1944年10月，史迪威回国，不久，王楚英调任新6军14师作战科长，从缅甸回到国内。1945年4月，他在湘西唐湾，率突击队深入敌后，和日军打了最后一仗，获云麾勋章。此后，日本宣布投降，王楚英随中国陆军总部副总参谋长冷欣赴南京受降，在侵华日军投降仪式上，负责会场的警卫工作，成为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抗战胜利后，王楚英继续留在了军中，先后担任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小金门守备区炮兵指挥官兼炮5团团长，还曾入“革命实践研究院”1期和园山军官训练团高级班1期受训。1949年王楚英跟着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先后任“陆总”办公室主任、高雄守备区和52军参谋长。1952年考入台湾国防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国防部”战略计委会专员和“总政治部”第5组组长。1954年，蒋经国派他去香港公干。到香港后，王楚英想方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随后放弃高官厚禄、优越的生活，回到了南京。回来后，他一直在南京市勘测设计院工作，担任工程师一职。

1980年，王楚英被安排到南京市政协文史办，负责回顾和整理研究历史，由此走上了撰写远征军历史的道路。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以国民党为主力的正面战场得到了正视，大大鼓舞了王楚英的写作热情。随后，王楚英还应邀先后到扬州、重庆、云南等地参加有关抗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讲述远征军历史；北京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军事战史时也曾来找过他，《百年潮》杂志还发表了他的回忆录，这都使得他的写作热情更加高涨。

21世纪初，王楚英已到耄耋之年，本该享受清闲日子了，可是他却说，两年半的远征军生涯虽在他八年抗战中只占了约三分之一时间，但这短短的两年多的经历却让他永生难忘；如今，像他这样在世的抗战亲历者、见证者不多了，他希望把这些记忆尽量完整地留下来。就这样，他一边凭借自己的记忆，一边费尽心力地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反复查找资料，用自己的笔记录这段历史，为中国远征军树碑立传。2009年6月13日上午，凝聚着王楚英多年心血、32万字的《军碑一九四二》一书在南京市鼓楼区图书馆举行首发仪式，该书是国内一部比较全面完整叙述中国远征军战史的著作。此外，王楚英还著有《野战炮兵新射击法》《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等著作。

如今，作为见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活历史”，王楚英还一直致力于弘扬爱国革命精神，在支部集体活动及省、市各种纪念座谈活动中，他向青年民革党员们讲述自己亲历的抗战岁月，勉励大家铭记历史，面向未来，传承前辈精神，为建设祖国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