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闳，广东东莞人，1918年7月6日出生于北京，台湾著名建筑师，台湾现代建筑运动先驱。

王大闳，广东东莞人，1918年生于北京，于上海与苏州长大，为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司法院长及驻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1881-1958)之独子。

苏州景海小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与苏州东吴初中。1930年，随父亲前往海牙工作，进入瑞士栗子林中学（或称夏德乃中学、夏德美中学）就读。1936年考上英国剑桥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来年转建筑系。1941年受教于德国现代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佩斯（后来担任包浩斯校长）与密斯·凡·德罗，也与另两位知名建筑师贝聿铭与菲力普·强生（Philip Johnson）是同班同学，并于1942年10月取得建筑设计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曾熟读卢梭的著作，对其影响最深是《社会公约》。

哈佛毕业后，拒绝普林斯顿大学弹道(Ballistics)研究计划与布鲁尔(M. Breuer)事务所的邀约，接受当时的驻美大使魏道明邀请，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任随员。回到上海后，与四位友人共同成立五联建筑师事务所(1947)，同时在上海市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大上海都市计划》。

王大闳是少数第一代华人经历过“完整”养成的建筑师，先是出身于中国上层社会的书香世家，体验过北京、上海与苏州的传统建筑空间，之后在人文欧洲浸淫多年，最后在美国又“亲炙”第一代前卫现代建筑师葛罗培斯、密斯等人，这让他自信、轻易地游走在两种文化之间，这也是日后台湾更年轻一辈建筑师无从项背的经历。

至于对中国传统，他认为，中国配置上的一进又一进，一间穿一间，很能满足人们对神秘感的需要。中国的墙也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隔绝住宅与外界，增加了住宅里的含蓄感，这些看似简单易懂的道理，却要完整的养成与生活经验来完成，

1947年王大闳离开美国回到上海执业。1949年以来，台湾的国家主义建筑仓促应对，复古主义于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极端粗俗，然至王大闳设计的“国父纪念馆”为之一变，探讨以现代建筑理念、营造模式与中国传统建筑精神的有机结合，摆脱了近代以来大型公共建筑摹古、复古的定势，遂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坚实转向。

而其故宫博物院方案、建国南路自宅等，更是持守以现代主义理念，对推动台湾现代建筑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与示范贡献，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中承前启后、并引领一个时代的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就像冯纪忠先生一样，现代建筑理念实践一脉在两岸现代建筑史均处于边缘位置。

东吴大学城中校区铸秋大楼（1981年）

东吴大学双溪校区校门（1989年）

建国南路自宅（1953年，已拆），重建基地位台北市立美术馆南侧，预计2015年4月完工。

仰德大道日本驻华大使官邸 （1953年）

台湾大学渔类标本馆（1954年）

台湾大学考种馆（1959年）

马公中油办公大楼 （1960年）

台湾大学第一学生活动中心（1961年）

台北监狱（龟山监狱）总办公室、工厂、礼堂（1961年）

台湾大学化学工程馆（1961年，1971年扩建东西两侧）

台湾大学地质科学馆（1962年）

淡水高尔夫球俱乐部（1963年）

台湾大学法学院图书馆（1963年）

林语堂宅（1963年，现为林语堂故居[1]）

台湾大学化学系馆（1957年建前栋，原名理化大楼，1965年建後栋，原名化学中心，後栋原供化学研究推动中心使用，两栋皆已拆）

亚洲水泥大楼（1966年）

台湾大学女生第九宿舍（1966年）

登月纪念碑计画案（1968年）

台湾大学归国学人宿舍（1970年）

良士大楼（1970年）

中国台湾地区“教育部”办公楼（1971年）

松山机场扩建案（1971年，合作设计）

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办公楼（1972年建前栋，1985年建後栋）

鸿霖大厦（1972年）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大楼（1974年第一期完工，1977年第二期完工，设於台湾大学）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李先闻纪念馆（1975年）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大楼（1976年）

台湾大学农艺馆（1976年）

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大楼（1977年）

庆龄工业研究中心大楼（1977年，设於台湾大学）

天母公寓（1979年）

仁爱路东门基督教会长老教堂（1980年）

中央研究院资讯科学研究所大楼（1980年）

中央研究院欧美联合大楼（1982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文物陈列馆（1984年）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大楼（1985年）

中央研究院学人宿舍（1987年）

台湾大学卫生保健及医疗中心（1987年）

陈夏雨宅 (1995年)

台北“国父纪念馆”、林语堂宅、台湾大学第一学生活动中心是这位“台湾现代建筑运动先驱”的重要作品。

1953年出版《建国南路自宅》、1955年出版《罗宅》、1964年《虹庐》。除了建筑，王大闳先生还翻译波德莱尔的诗歌。曾花费十年时间译写了王尔德的小说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杜连魁》。 将其场景移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