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任（1918年9月21日—2015年4月10日），又名金友之，满族，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之子，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异母弟。

生前居住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胡同边的蓑衣胡同2号院，一处平房院落内。有妻金瑜庭（1971年病逝）、张茂滢（1975年续娶，已去世）。与前妻共有三子二女，分别为长子金毓嶂、二子金毓峑、大女儿金毓琨、二女儿金毓珵、幼子金毓岚。

自幼学习旧学（旧时的历史文学）、书画。未随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而在1947年，在其父亲醇亲王载沣的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北京竞业小学，并自任校长，父亲载沣任董事长，妹妹当老师。过后将学校赠于政府，自己仅以一名教书匠的身份继续为学校服务，直到1988年方才退职。其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退休后的溥任投入研究清史。1918年，溥任出生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在清末几十年里，醇王府显赫非常，先后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溥任的二伯父光绪帝载湉，一个是溥任的大哥宣统帝溥仪。在宣统王朝溥任的父亲载沣是监国摄政王。溥任是醇亲王府的第三代传人。

1911年12月6日，溥任的父亲辞去监国摄政王位，退归王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率宣统皇帝退位，至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绵延268年的大清帝国结束了。

“9·18”以后，溥任曾陪同父亲以私人身份去过一次东北，看溥仪和溥杰。亲眼看见他们处处受制于日本人和任凭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样子，载沣很痛心。他对溥任说：“当人家的儿皇帝有什么好处？连石敬瑭都不如。”后来，他装病不吃东西，溥仪怕出事，只得让他们回北京。

历史是沉重的，绝非如影视中“戏说”的那样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第一代醇亲王奕譞五十大寿时，曾做了一面桦木镜。镜面上他手书“有镜之名无其用，吾人鉴之宜自重”。这是他一生涉险政治漩涡的真实感受，他堂名“九思”，自号“退潜”，时时自警，如履薄冰。这一点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领悟较深。他每日读书，不涉政局。

1947年，溥任先生利用后海府里的空房子，办了个竞业小学，是私立的，靠变卖家里的东西维持。载沣是董事长，溥任是校长，老师不来他就代课。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最多时有200多个学生。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王府正宅，特务机关也看中了这座幽深的王府，里面秘设了监狱。全家住在花园里，载沣病重只能坐轮椅活动，里里外外全靠20多岁的溥任。大哥二哥自伪满洲国覆灭后生死不知，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围困北京势态不详，而每日艰难不安的生活又受到府内军、特务的骚扰，困苦可知。“那真是度日如年的日子！”溥老回忆说。

1949年1月30日，北京和平解放，盘踞府里的军队特务一扫而光。王府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卧病在床的载沣心里总不轻松。全家赖以生存的王府产业会不会被人民政府没收，一家老小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答案出人意外，又令全家皆大欢喜。当时的市领导请示了中央，醇王府作为载沣的私产，政府可以出钱收购，以解当时办公用房短缺之急。

1949年10月，载沣让溥任出面将王府出售给高级工业学校，年底全家迁到东城魏家胡同一个挺大的宅院。

1951年3月，遵父命，溥任把王府的金印、银册等珍贵文物40多件和《廿四史》等七千多册图书献给文化部文物局，还陆续把府藏的一大批图书献给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其父载沣还率先废除了王府沿袭多年的繁文缛礼，欣然同意七女韫欢（金志坚）与一个平民的自由恋爱，并派溥任作代表出席了韫欢和她爱人乔宏志的集体婚礼。

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

在北京鼓楼大街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有一座老式的四合院，前后两个小院的房子看上去都显得破败而陈旧，置身其中，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王朝渐渐远去的背影。在经历了数次搬迁之后，爱新觉罗·溥任先生最终把家安顿在了这里，他已经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院内草木丛茂，他并未刻意修剪，而是任其由着天性生长，倒也别有一番情趣。他和老伴住在里院的正屋里，屋内显得有些拥挤，几个硕大的书柜最为醒目，里面插满了各种版本的史书。书房的墙壁上端端正正挂着其祖父的治家名言，写字台旁挂着他早年用传统笔法所画的一幅山水画，笔清墨润，不染俗尘。 由于溥任先生的特殊身份，他的行踪和生活情况格外引人关注。他曾3次东渡日本，并赴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参加书画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在国外，溥任的书法和山水画颇受观众好评。他曾同妻子一起赴香港游览，香港的多家新闻媒介报道了他们的行踪，一家电视台还专门邀请他们去做直播节目，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人求他写字作画，尽管他执意不收报酬，但还是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回报，回来后不久，他就将这笔钱捐给了希望工程；同时，溥任向国家捐献出大量文物，更体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1951年，他先后3次分别向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捐献了“醇亲王宝”金印和镀金册、铜镜、八音盒等珍贵文物共28件及《二十四史》等古籍7121册、清朱批谕旨14包和孙中山照片、载沣照片等大量文物，文化部向他颁发了奖状予以嘉奖。1982年，他和溥杰向承德市博物馆捐献了清帝康熙、咸丰的御笔书法、慈禧太后书法等文物。1983年他们又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乾隆御题澄泥砚、清宫皇帝画像和末代皇帝溥仪的书法等文物。1997年他向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捐献了《清史稿》《十一朝东华录》等古今版本图书211册。1998年再一次向西城区档案馆捐献了图书。

在资助公益事业方面，溥任更是不遗余力，曾分别向希望工程、灾区人民和民族中小学捐款捐物，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91年，他和溥杰一道，将书画款10000元捐献给北京郊区檀营满蒙小学。同年，安徽、江苏等省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溥任又向灾区人民捐赠5000元。1994年，他和二哥溥杰合作的书画在日本售出得60万日元，回国后全部捐献给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建立中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首开先河。1996年，他作为市政协委员赴密云县视察民族教育，当即向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捐款。该校特聘溥任为名誉校长，并将此款设立“友之奖学金”，奖给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1998年，再次向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捐赠10万元。1996年6月，他应邀赴韩国举办书画展，行前置装仅用300元人民币买了一套廉价西服。回国后，却把在国外出售书画的钱全部捐献，溥任热心祖国民族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实为罕见。

溥任年逾八秩，淡泊名利，甘守清寒。他所居住的几间旧平房，年久失修，夏天漏雨，本来可以将书画所得用来修缮，他却将大量款项捐献给公益事业，宁愿同老伴靠本来不丰的退休金节俭度日。

他参加文史馆的活动，本来可以报销出租车费，可他总是尽量骑自行车，以便节省开支。平日，所用是花5元钱买来的旧式书包，穿的是花30元钱买来的处理夹克衫。他的这种俭以律己、厚心以济众的好品德，使周围的人深为感动。

2015年4月10日下午3时，97岁的溥任因病在南锣鼓巷旧宅去世。4月16日上午10时，爱新觉罗·溥任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上百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到现场悼念。

溥任先生的晚年生活原本是十分平静而淡泊的，但也时常被一些麻烦事所困扰。经常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写歪曲历史的作品以及冒充清室后裔的行骗者，为了维护家族和亲人的名誉，他都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和纠正，还历史本来面目。像1991年台湾冒出了3个溥任，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介纷纷误导，4个溥任真假难辨。当时在北京的溥杰、溥任兄弟几人，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通过台湾《中国时报》揭穿了假冒者的嘴脸。曾经，浙江还出了一个叫溥儇的人，冒充是清室后裔，他说他是清末摄政王的庶出之子。一时海内外十几家报刊对溥儇“王子”身世进行了报道。经溥杰、溥任二人联名向中央反映并公开发表讲话和文章，终于使政治骗子曝了光。有人大肆炒作他的大哥溥仪先生晚年的婚姻生活，书中充满了对溥仪先生的人格尊严的践踏，溥任先生愤慨地说：“我的大哥溥仪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其功过是非可以任人评说，当然也可以严谨的态度批评，但个人隐私不应当大肆宣扬。这样做既有违公序良俗，也是对溥仪作为一个公民名誉权的侵害。我们近亲属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广州有一位爱新觉罗·州迪，穿黄袍蓄长辫，以皇族后人自居。2007年，州迪回辽宁抚顺拜祭先祖，期间在北京拜访了溥任先生。溥任和州迪的父亲有一面之缘。当时溥任居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年事已高，深居简出，谢绝探望。回忆当时见面的情景，溥任一见州迪一身清装打扮，劈头就劝他：“不要眷恋清朝，不要搞特殊化，改去清装，做回一个寻常百姓。”

溥任先生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一向为人正直、纯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第四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