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在朝鲜的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因此，《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个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而且，书中文字的长短、卷数的多寡均不受限制。

《燕行录》是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的书的总称，因而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著名的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这些人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最早的《燕行录》著述的时间开始于崇德二年（1637），今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写的《沈阳日乘》，而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光绪十四年（1888）无名氏的《燕辕日录》。

《燕行录》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收藏的《燕行录选集》，除了记载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尤其对于中国的时政、著名人物、藩属外交、边境贸易、商人市集、士人科举、以及婚丧风俗都是记述较多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的侧重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朝鲜学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非常感兴趣。

《燕行录》在内容与时间上都覆盖极广，同时由于是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直笔、全面、完整是《燕行录》的最大的优点，也使其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朝鲜三节年贡使团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从汉阳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清代朝鲜使团所行路线多利用陆路，沿线所经过的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等等。总路程在3100里左右，途中约需50～60天左右。这样，整个旅程、包括在北京的日子约需5个月左右。他们在北京的驻留时间一般可在60天左右。朝鲜使团人员以私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并可游览书肆以及名胜古迹。

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它们多是用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谚文（即朝鲜文）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

自隋唐征高丽，到元明清朝鲜成为藩属，中国与三韩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太宗三年（1231）耶律楚材入相，他在太宗四年所作的《和高丽使三首》（其一）中提出“仁绥武震诚无敌，重译来工四海同”， “仁绥”以“来王”的政策深刻影响了自元朝以后的中朝关系。尤其是忽必烈即位后，中朝的藩属关系一直是稳定发展的，其文化交流也日益密切，而“燕行录”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证明。从广义上看， “燕行录”就是泛指从高丽到朝鲜这七百多年间形成的文献，指元、明、清时期朝鲜人在中国所见所闻的文字记载；而从狭义上看，则是专指“朝鲜时代使臣们来往燕京（北京）时根据所听所见而记录下来的纪行录”。事实上，许多并非以北京为目的地的作品也被视为“燕行录”，如李晚秀、李田秀的《入沈记》，朴来谦的《沈槎日记》和金钟正的《沈阳日录》都被林基中收入《燕行录全集》中。

在长达近700年的时间里，共有740余位燕行使所撰写的1040种“燕行录”流布于世。今按其创作编纂的年代，大略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型期、成熟期、鼎盛期与衰微期六个阶段。

（一）“燕行录”初创期

这一阶段的截止时间为高丽朝高宗二年至恭让王三年（金宣宗贞祐三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即1215—1391年）。在这一阶段，高丽政局动荡，与元朝及后来灭元继起的明朝关系不稳，甚至一度恶化。使臣王事鞅掌，奔波于路，流传下来的“燕行录”相对较少，共有14种，无单行本，多附于高丽诸家文集而行，其作品大多数为诗歌，如陈澕《使金录》、金坵《北征录》、李承休《宾王录》、李齐贤《清游稿》、李穀《奉使录》、郑誧《上国游稿》、李穑《使行录》、金九容《奉使录》与《流云南》、郑梦周《赴南诗》、郑道传《奉使录》、李崇仁《奉使录》、权近《奉使录》、赵浚《朝天诗》等。

（二）“燕行录”发展期

这一阶段的时限为朝鲜朝太祖元年至明宗二十二年（明太祖二十五年至隆庆元年，即1392—1567年）。在这一时期，随着朝鲜朝与明朝关系的趋向稳定，家国平和，百姓安居，双方正常往来，使节不断。除了诗歌之外，后世“燕行录”的主要体裁日记与札记等皆已出现，共有43种，代表作有李簷《观光录》、张子忠《判书公朝天日记》、成三问《朝天诗》、申叔舟《朝天诗》、金守温《朝天诗》、鱼世谦《己卯朝天诗》、徐居正《北征录》、成伣《观光录》、崔叔精《朝天诗》、洪贵达《朝天录》、申从濩《观光行录》、李荇《朝天录》、金安国《燕行录》、苏世让《赴京日记》、苏巡《葆真堂燕行日记》、崔演《朝天诗》、郑士龙《朝天录》、尹根寿《朱陆异同》、柳中郢《燕京行录》等。

（三）“燕行录”成型期

这一阶段是从朝鲜朝宣祖元年至光海君十四年（隆庆二年至天启二年，即1568—1622年），其特点是围绕“壬辰倭乱”与光海君王位的正当与否等，朝鲜朝遣往明朝的使臣急如星火，络绎于道；后期由于满洲在东北的崛起，辽东路塞，海路朝天线路再开。“燕行录”数量激增，共有129种，卷帙增加，内容庞杂，体裁较前更为丰富，代表作有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赵宪《朝天日记》与《东还封事》、金诚一《朝天日记》、裴三益《朝天录》、李睟光《庚寅朝天录》、洪纯彦《唐陵君朝天奇事征》、郑昆寿《赴京日录》、崔岦《四行文录》、申钦《甲午朝天录》与《甲午朝天路程》、申忠一《建州闻见录》、黄汝一《银槎日录》、李民宬《壬寅朝天录》、李廷龟《甲辰朝天录》、申钦《奏请使朝天日记》、李尚毅《辛亥朝天录》、许筠《乙丙朝天录》、李民■《西行录》、李廷龟《庚申朝天录》、吴䎘《己未朝天录》、安璥《驾海朝天录》、吴允谦《海槎朝天日记》等。

（四）“燕行录”成熟期

这一阶段是从朝鲜朝仁祖元年至景宗四年（天启三年至雍正二年，即1623—1724年），为明末至清初时期，随着明朝的覆亡与清朝的兴起，朝鲜朝被迫向清朝称臣纳贡。燕行使臣创作了大量前往沈阳、北京的纪行录，共305种，数量庞大，诸体皆备，且基本定型，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等为典型，标志着“燕行录”成熟期的到来。其他的作品有李民宬《朝天录》、李德迥《朝天录》、未详《航海朝天图》、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未详《昭显世子沈阳状启》、申濡《沈馆录》、麟坪大君李㴭《燕途纪行》、姜栢年《燕京录》、金锡胄《捣椒录》、崔锡鼎《椒余录》、柳命天《燕行别曲》、朴权《西征别曲》、姜鋧《看羊录》、李颐命《燕行杂识》、李器之《一庵燕记》、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李健命《塞圃斋使行日记》、权以镇《燕行日记》等。

（五）“燕行录”鼎盛期

这一阶段是从朝鲜朝英祖元年至正祖二十四年（雍正三年至嘉庆五年，即1725—1800年），是清王朝的全盛期，也是朝鲜王朝平稳安定的时期。以李德懋、朴趾源、柳得恭、朴齐家、洪良浩、徐浩修、赵秀三等人为代表，将“燕行录”的创作推向了鼎盛，共有235种。代表作有姜浩博《桑蓬录》、金在鲁“燕行录”、俞彦述《燕行诗》、黄梓《庚午燕行录》、俞拓基《沈行录》、李基敬《饮冰行程历》、李商凤《北辕录》、蔡济恭《含忍录》、李德懋《入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洪良浩《燕云纪行》、朴齐家《戊戌燕行诗》、姜世晃《燕京编》、金照《观海录》、赵秀三《燕行纪程》、徐浩修《热河纪游》、柳得恭《热河纪行诗》、白景炫“燕行录”、李在学《燕行日记》等。

（六）“燕行录”衰微期

这一时期是从纯祖元年至高宗三十一年（嘉庆六年至光绪二十年，即1801—1894年），此时清朝与朝鲜王朝同时走向衰微，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侵入与国门洞开，以及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落败，朝鲜独立，旋为日本吞并，燕行使从此辍绝。在“燕行录”的创作方面，共有348种，虽然数量最多，但无论从体裁内容，还是质量水平方面，皆无法超越前辈，进而走向衰微。代表作有李晚秀《輶车集》、李海应《蓟山纪程》、金正喜《燕行诗》、李鼎受《游燕录》、李肇源《黄粱吟》、朴思浩《燕蓟纪程》、韩弼教《随槎录》、金景善《燕辕直指》、李尚迪《丙丁燕行诗》、赵凤夏《燕蓟纪略》、李有骏《梦游录》、徐庆淳《梦经堂日史》、柳厚祚《柳万笔谈》、洪纯学《燕行歌》、柳寅睦《北行歌》、郑健朝《北楂谈草》、姜玮《北游日记》、金允植《天津谈草》、鱼允中《西征录》、李承五《燕槎日录》等。

对戏曲演剧过度解读

《燕行录》中的戏曲史料，既补充了清代戏台资料，又阐释了朝鲜王朝在叙述中国戏曲过程中所彰显的文化心态：由于深受儒家文艺观念的影响，“厌清思明”的文化心理浸透在字里行间，故笔记中不免有对戏曲演剧过度解读的现象。

女子风貌

《燕行录》内容繁复，书成众手且前后相袭的情况频现，燕行使对于满族女子的描述大多较为零散，缺乏统一性与整体性，常常呈现片段式的描写特征，梳理其中，将这些零散的印记勾连起来，不难发现朝鲜使臣的关注焦点，而这恰恰又是满族女子特有民族风貌的再现。

目前对“燕行录”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从文献的整理来看，韩国学者做了较多工作，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编纂了《燕行录选集》两卷本；1967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译了《燕行录选集》11辑本。此外还有一些文集与单行本，如韩国文集编撰委员会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本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标点影印的《韩国文集丛刊》。而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的由林基中编辑的一百册《燕行录全集》，收入五百余种，并计划出版续集五十册，内容搜罗比较全面。在国内，也翻译出版了一些“燕行录” 作品，如1997年上海书店出版了朴趾源《热河日记》，但总体数量不多。许多作品是以专著附录形式出版的，如2005年，学者张杰从韩国复印了李田秀、李晚秀的《入沈记》，朴来谦的《沈槎日记》和金钟正的《沈阳日录》并加以校注，于2009年在国内以《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之名首次出版；邱瑞中将李磺的《雪汀先生朝天日记》作为其专著《燕行录研究》的附录于2010年出版。2010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燕行录全集》第一辑十二册，此后又于2012年2月出版了第二辑十册，但尚未见到后续部分。

自1644年满族入关，定都北京，每一届来华的朝鲜使团的成员，他们将其亲身经历的诸多内容，或整理成文，报告朝廷；或著录成书，刊行于世，虽然他们对满族建立的清王朝还有其传统看法，但他们在自己国内报告和著书时无需讳言，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说。例如，洪大容、金景善等朝鲜著名学者在评述清代戏剧文化的内容、功效时就曾发出“惟陆沉以来”、“遗民所耸瞻”的感叹，是时，洪大容使清正值乾隆盛世，金景善则在洪使清七十年后来华。在此期间，清代已由盛而衰，可是，他们的感叹并未因清王朝的变化而改变。纵观已见到的多种《燕行录》，直笔、直言是其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他们留给我们研究的诸多史料就更加重要。

《燕行录》不仅记录了清代康熙朝前后东亚音乐的多样化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面貌，为中国学界进一步研究清代音乐提供了新材料。清代《燕行录》中大量记载中国乐器、西洋乐器、中国戏曲及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重要文献，成为恢复和完善朝鲜宫廷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