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夷善後事宜条议》（或称《张汝霖制夷十二条》），是指清政府为澳门的外国人而制定的一部法例，内容共十二款，於1749年（清乾隆十四年）颁布。

导致要制定《澳夷善後事宜条议》的事件，发生於1748年。当时有葡萄牙士兵在大炮台拘捕了华人李廷富和简亚二，最後将他们毒打致死。但当时的葡萄牙派驻澳门总督梅内泽斯却坚拒不肯交出凶徒，待经多番交涉事件才得以了结。其後香山知县暴煜与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张汝霖便在《管理澳夷章程》的基础上增订，拟定了《澳夷善後事宜条议》。经过两广总督策楞与新任澳门总督美露（Joao Manuel de Melo）赞同核准後，《澳夷善後事宜条议》的葡文石碑竖立於澳门议事会的所在地议事亭，中文石碑则立於望厦村的香山县丞衙署。直到1849年3月13日，第79任澳门总督亚马留派兵捣毁清朝海关和香山县丞衙署，并将竖立在议事亭的《澳夷善後事宜条议》石碑拆毁。

《澳夷善後事宜条议》的一些内容是过往从没有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与界定的。而石碑上的法律条文，全收录在史籍档案。至於葡文碑石的内容，基本上是按中文石碑翻译，但条款却有所不同。明显地，葡文石碑的翻译曾被葡萄牙人修改或删掉，故其内容文字被明显简化和修改。而昔日澳葡当局与张汝霖翻译之葡文版《澳夷善後事宜条议》，现存放於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

这十二款条议是：

（一）驱逐匪类。凡有从前犯案匪类，一概解回原籍安插，取其亲属保邻收管，不许出境，并取澳甲嗣后不敢容留结状存案，将逐过姓名列榜通衢，该保长不时稽查。如再潜入滋事，即解究原籍，保邻澳甲人等，一体坐罪。

（二）稽查船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项蛋户、罟船，通行确实造册，发具编烙，取各连环保结，变保长管束，许在税厂前大码头湾泊，不许私泊他处，致有偷运违禁货物，藏匿匪窃，往来诱卖人口，及载送华人进教拜庙，夷人往省买卖等弊。每日派发兵役四名，分路巡查，遇有潜泊他处船艇，即时禀报查拿，按律究治。失察之地保，一并连坐。兵投受贿故踪，与犯同罪。

（三）赊物收货。凡黑奴出市买物，俱令现银交易，不得赊给，亦不得收买黑奴物件；如敢故违，究逐出澳。

（四）犯夜解究。嗣后在澳华人，过夜提灯行走，夷兵不得故意扯灭灯笼，诬指犯夜。其或事急仓促，不及提笼，与初到不知夷禁冒昧误犯，及原系奸民，出外奸盗，致被夷兵捉获者，立即交送地保，转解地方官，讯明犯夜情由，分别究惩，不得羁留片刻，并擅自拷打；违者照会该国王严处。

（五）夷犯分别解讯。嗣后澳夷除犯命盗罪，应斩绞者，照乾隆九年（1744年）定例，于相验时讯供确切，将夷犯就近饬交县丞，协同夷目，于该地严密处所，加谨看守，取县丞钤记，收管备案，免其交禁解勘。一面申详大意，详加复核，情罪允当，当即饬地方官眼同夷目，依法办理，其犯该军流徒罪人犯，止将夷犯解交承审衙门，在澳就近讯供，交夷目分别羁禁收保，听候律议，详奉批回，督同夷目发落。如止杖笞人犯，檄行该夷目讯供，呈复该管衙门，核明罪名，饬令夷目照拟发落。

（六）禁私擅凌虐。嗣后遇有华人拖欠夷债，及侵犯夷人等事，该夷即将华人禀官究追，不得擅自扣禁死牢，私行鞭责，违者按律治罪。

（七）禁擅兴土木。澳夷房屋朝宇，除将现在分别勘查，造册存案外，嗣后止许修葺坏烂。不得于旧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违者以违制律论罪，房屋、庙宇仍行拆毁，变价入官。

（八）禁贩卖子女。凡在澳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1744年）详定之例，分别究拟。

（九）禁黑奴行窃。嗣后遇有黑奴勾引华人行窃夷物，即将华人指名呈禀地方官查究驱逐，黑奴照夷法重处，不得混指华人串窃，擅捉拷打。如黑奴偷窃华人器物，该夷目严加查究；其有应行质询者，仍将黑奴送出讯明定拟，发回该夷目发落，不得庇匿不解；如违即将该夷目惩究。

（十）禁夷匪夷娼窝藏匪类。该夷目严禁夷匪藏匿内地犯罪匪类，并查出卖奸夷娼，勒令改业，毋须窝留内地恶少，赌博偷窃。如敢抗违，除内地犯罪匪类按律究拟外，将藏匿之夷匪照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断，窝留恶少之夷娼男妇，各照犯奸例治罪，如别犯赌博，窃盗，其罪重于宿娼者，仍从重拟断，并将失于查察之夷目，一并处分，知情故纵者同坐。

（十一）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许出澳，奉行已久。今多有匪夷，籍打雀为名，或惊扰乡民，或调戏妇女，每滋事端，殊属违例。该夷目严行禁止，如敢抗违，许该保甲拿送，将本犯照违制律治罪，夷目分别失察、故纵定议。

（十二）禁设教从教。澳夷原属教门，多习天主教，但不许招授华人，勾引入教，致为人心风俗之害。该夷保甲，务须逐户查禁，毋许华人擅入天主教，按季取结缴送；倘敢故违，设教从教，与保甲、夷目一并究处，分别驱逐出澳。[2]

此条议经过时任两广总督策楞与新任澳门总督美露（Joao Manuel de Melo）赞同核准后颁行澳门地区。

《澳夷善後事宜条议》的颁布重申了《管理澳夷章程》，增添的条文进一步具体完善了对在澳外国人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澳夷善後事宜条议》重申了清政府在澳门的行政司法权，籍此加强了清政府对澳门的全面管治，约束了在澳居住的外国人。其後发生在澳外国人与华人之纠纷便有据所依，可以依法办理。

而澳门总督亚马留派兵拆毁《澳夷善後事宜条议》石碑一事，意味著宣布清政府管治澳门的终结，并销毁清政府在澳门显示主权的证据。从此标志了澳门已从葡萄牙租地，成为葡萄牙的占领地。

对後世来说，《澳夷善後事宜条议》是澳门管理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重要标志，同时宣示了昔日澳门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