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钟祥，教授。河南卫辉人。字瑞生，1906年8月12日生于河南汲县（今卫辉市），1983年10月25日卒于北京。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石油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是中国找油事业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在陕北延川确定了当时产量最高的油井井位；在四川巴县确定了第一口高产气井井位。40-50年代发表的《中国陕北和四川的白垩系石油的非海相成因问题》、《中国西北部的陆相生油问题》都具有突破性的见解，70年代他倡导的基岩油藏等新观点，在中国石油普查勘探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教学科研工作中，领导编定了中国第一本《世界油气田地质学》教材，并培养了几代优秀人才。1945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地质学院教授、石油地质系主任，武汉地质学院教授，中国石油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1941年在美国留学期间，首次提出“陆相生油”新观点，突破了海相生油理论，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著有《基岩油藏》。

1906年4月16日 出生于河南省汲县（今卫辉市）。

1924年 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1926-1931年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中间因病休学一年）。

1931年 大学毕业后到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

1932-1934年 四次到陕北调查石油及油页岩。

1938年 到四川地质调查所任职。

1940-1946年 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石油地质学及矿床学。

1946年 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到中山大学任教，历任教授、系主任兼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

1950年 到北京大学任教授。

1952年 到北京地质学院历任教授、系主任。

1978年 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教授，石油地质研究室主任。

1983年10月25日 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青少年时期

潘钟祥，字瑞生，1906年4月16日出生于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一个经营煤矿的家庭。父亲潘祖莹喜读诗书，除经营祖业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以博学称誉。民国初年，家业衰败，潘钟祥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被外祖母接去抚养，直到小学毕业。外祖母知书识礼，待人宽厚，治家严格，从5岁起就教他背诵《千字文》和《古文观止》等书籍。潘钟祥勤奋好学，成绩优秀，顺利考入名牌学校汲县二中，但回家后又受到继母的虐待。繁重的劳动、单薄的衣服、无端的责骂，给他的心灵带来不少创伤，但也激发他勤奋读书的意志和决心。他在学校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而有抱负的青年学子，对他的成长也有很大帮助。比他高一年级的同窗好友李春昱品学兼优，酷爱收藏石头，受其影响，潘钟祥对历史、地理和石头（矿物、岩石）颇感兴趣，并随时收藏。后来李春昱考上北京大学地质系，潘钟祥十分羡慕，立志向他学习。考入北京汇文中学，因经济困难，白天念书，晚上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1924年，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26年升入地质系。

学术兴趣浓厚

他积极参加北京大学地质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特别对石油地质发生了兴趣。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和世界的文献资料，写成论文《油田之地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他满怀激情地写道：“石油为人日常必备之品，世界愈文明，则用石油愈多……回顾我们中国所用之石油奚自乎？非远隔重洋之美孚油，即俄罗斯之亚细亚油，而有中国油乎？中国地下，并非全无石油，虽不及美、俄、墨西哥等国之丰富，然陕西、甘肃、新疆、四川等省之储油量，不无开采之价值，惜无人过问，弃货于地，可惜也夫！”表达了他为振兴中华立志献身石油地质事业的决心。他1928年因病休学一年，1929年复学。

调研工作

1931年，他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先后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任职，到陕西、河南、察哈尔（现内蒙古一部分）、江苏和四川等省从事石油地质、煤田地质，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工作。1940 年，经考试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留学，在堪萨斯大学及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石油地质学及矿床学，1946年获博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到祖国，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地质系系主任兼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1950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到北京地质学院担任过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勘探系、石油地质系系主任，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石油地质研究室主任。

中国石油学会创始人

潘钟祥是中国石油学会创始人之一，曾任该学会副理事长。在讨论中国石油事业发展历程的学术会议上，在论述中国石油学史的论著中，总要提到潘钟祥的找油实践和理论贡献。潘钟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忠厚学者，而他的论著常具有突破性的见解，读后总会让人们感受到他扎实的基础、广博的知识、丰富的实践。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许多论著、教材和讲稿，闪耀着创造思维的光辉。

背景

在近代石油工业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世界上已找到的3万多个油气田，绝大多数都产于海相地层中，因此，C.舒克特（Schuchert，1919），W.H.埃蒙斯（Emmons，1921），E.克拉克（Clarke，1926），N.M.古勃金（Губкин，1939）等世界著名的石油地质学家，都认为石油只有在海相沉积中才能形成。

学术探索

20 世纪40年代初，潘钟祥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发现老师讲的和教科书上写的，都说石油来自海相地层，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所有的石油必然是海相成因的。一般不相信石油可以从淡水沉积物中形成，即使石油可以形成于淡水沉积物中，也不会有工业价值。在此期间，他看到W.T.奈廷格尔（Nightingale）发表了一篇关于科罗拉多西北部泡德尔瓦什（Powder Wash）油田石油产于下始新统的陆相砂岩中，是非海相成因。潘钟祥联想自己1932-1934年间四次赴陕北调查石油及油页岩，发现油苗主要产于三叠系延长层及侏罗系延安组中。岩层由灰绿色砂岩、页岩、少量灰黑色灰岩及煤层组成，砂岩常成交错层状，主要为河流、沼泽、泥沼及湖相沉积。含植物、淡水瓣鳃类和鱼类化石，没有海相化石及其他海相迹象，无疑属陆相沉积。1935年他赴四川调查石油地质，发现油气产于白垩系下部的自流井层（后划为侏罗系）。由灰黑色页岩及一、二层石灰岩组成，富含瓣鳃类化石，是湖相沉积，对“四川主要油层，普遍均相信属于上三叠纪”（海相地层）表示怀疑。

陆相沉积

潘钟祥根据对中国外石油地质文献的综合分析，联系考察到的上述地质现象，认为证据确凿，觉得有提出“陆相沉积也能生油”的必要。为此，他还根据生油理论，深入论述了陕西、四川的陆相地层有丰富的有机物质堆积，有足够的水量和盐分及不渗透的粘土质保护层，具备了生油的主要条件，如果有适宜的构造，就能成为良好的油田。他按上述观点写成学术报告，受到他的导师、美国著名经济地质学家K.K.兰德斯（Landes）的好评，以此形成的《中国陕北和四川的白垩系石油的非海相成因问题》论文，1941年发表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志》（AAPG）上。论文明确指出：“石油也可能生成于淡水沉积物，并且可能具有工业价值”。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学家对只有海相才能生成有工业价值的石油的论点提出挑战，受到中国外石油地质学家的重视。这是中国人最早提出的“陆相生油”论点，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将有创新观点的石油地质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世界上。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评论说：该文“明确提出了陆相地层也可以生油并能形成油田，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见解。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找油工作有着重大影响。”（《潘钟祥石油地质文选》序，1986。）

验证

随着中国石油地质调查的发展，黄汲清（1943）、谢家荣（1945）、侯德封（1947）、阮维周（1947）、严爽（1948）、尹赞勋（1948）和王尚文（1950）等学者都对陆相生油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玉门油田、独山子油田和四川圣灯山天然气田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陆相沉积含油，是中国石油地质的特征。1951年，潘钟祥提出中国石油大多生于沉积盆地之中的“盆地说”。随着新中国石油事业的蓬勃发展，潘钟祥进一步研究了陆相生油问题，1957年发表了《中国西北部的陆相生油问题》，他研究了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外学者有关陆相生油问题的研究成果及看法，在文中写道：“陆相生油问题在过去认为是不可能的，近20年来慢慢地才有人相信，但仍有人怀疑或反对。有的人认为即使陆相能生油，恐怕油量也不会太大。”潘钟祥介绍了中国西北部的陆相油田，略述了外国陆相生油的实例和现代湖相沉积中所含的碳氢化合物等，认为中生代第三纪，中国西北部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内陆盆地，其中沉积了湖相、沼泽相及河流相的沉积物，产有丰富的石油，进一步论证得出了“陆相不仅能生油，而且是大量的”这一重要结论。1959年大庆油田的发现，60年代找到胜利、大港、辽河三大油田，1975年又发现任丘古潜山油田，都证明陆相地层中可以形成大型及特大型的油田。

观点传播

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学习，潘钟祥与苏联专家Г.Е.梁布兴合作进行石油地质学教学工作，他讲授中国石油地质特征和介绍中国油田的分布规律，突出了陆相生油观点。梁布兴对潘钟祥的陆相生油观点十分推崇，讲授生油理论时多次进行介绍，并合作撰写了论文带回苏联发表，还合作编写《石油地质学原理》专著（地质出版社，1959），为中外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陆相生油理论不仅指导中国的石油勘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影响到国际上。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李庆远高兴地说：“我看现在应该是外国人向中国学者学习陆相生油理论和找油经验的时候了。”

领导编写了中国第一本《世界油气田地质学》教材

中国的教学科研工作，长期处在较封闭的环境中，早在20 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潘钟祥教授就结合教学工作，潜心研究了国外一些重要产油区的石油地质情况，领导编写了《世界油气田地质学》教材。他执笔编写了北美西部褶皱区石油地质、加拿大阿尔伯达盆地、委内瑞拉马拉开波盆地、西北德意志盆地等部分。位于北美西部褶皱区的加里福尼亚含油区，与中国东部含油区同属环太平洋构造带，它的产油量在美国各州中占第二位。他全面深入地介绍了含油区的大地构造概况及含油气盆地分布规律。落基山含油区中有许多陆相油气田，对中国研究石油地质问题，都有借鉴价值。潘钟祥在《世界油气田地质学》的结束语部分，把前苏联和美国的石油地质理论融会贯通，将世界油气田的分布规律归纳为16条，论述了大地构造及地形与石油分布的关系，含油气盆地、沉积环境对油气生成和分布的控制、油气生成、运移及聚集的时间、坳陷或沉积中心与油气分布的关系、石油在深度上及时代上的分布、断层与石油运移聚集的关系、不整合对于石油运移聚集的重要性、地层一岩性油藏的重要性等，反映了当时的油气田地质学的世界水平。著名石油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院士评论说：“这些分布规律，80年代仍有重要参考价值”（1982）。由于当时的条件，此书未能正式出版，但通过潘钟祥的助手和培养的一批批学生介绍到全国，对中国的油气勘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89年，由潘钟祥助手选编的《潘钟祥石油地质文选》，由石油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文集选载了潘钟祥在1963年主编的《世界油气田地质学》教材中的几个重要章节。翔实的内容、精辟的论述，仍有借鉴价值。

研究三角洲沉积获突破性进展

20世纪70年代初，潘钟祥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不顾年迈体弱，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十分关心世界石油地质学的发展情况。当时学校图书馆尚未恢复，要查阅新的外文书刊，只能到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借阅。据老师们讲，北京地质学院留守处仅有的一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书证，经常由潘钟祥使用，他废寝忘食地查阅文献，搜集了世界上石油地质学最新进展的资料。1973年，从“五七干校”回校的一些教师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科学研究，潘钟祥提出研究三角洲沉积。因为他联系中国的地质条件，围绕三角洲沉积体系查阅和分析了大量外国文献，已经写出了1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三角洲沉积体系特征及其和石油的关系”，总结了当时石油地质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教师们听了他的报告很受启发。根据潘钟祥的意见，一支由石油地质学、微体古生物学、沉积岩石学和数学等多学科组成的科研队伍开赴大港油田。教师们给当地生产部门的同志们讲述三角洲沉积体系的特征和石油的关系，讲述沉积岩石学、微体古生物学；生产单位的同志们向教师们介绍油田地质情况，提供电测成果及其他有关资料。经过几次野外工作，徐怀大老师等查阅了所有的电测记录，看了上百口测井的测井曲线，观察了大量岩芯，在潘钟祥讲述介绍的理论及方法的指导下，他们和生产部门的同志，终于在大港找到了典型的三角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三角洲沉积虽然早就有人研究（Gilbert，1885；Barrell，1912），但其重要意义长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石油地质工作的发展，发现很多油田和三角洲沉积有关，而且其中很多是大型和特大型的。潘钟祥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列举了科威特的布尔干油田（世界第二特大油田）、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盆地玻利瓦尔沿岸油田（世界第三特大油田）、美国的东得克萨斯油田等实例，说明三角洲沉积与石油的生成和聚集关系至为密切，对找寻油气田有极其重要的实际意义，此研究课题，潘钟祥认为，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三角洲体系的各种沉积环境和岩相特征上，寻找、勘探与三角洲沉积体系有关的油气田。潘钟祥指出：“地质情况是很复杂的，由于当时沉积的地质背景和各种条件不同而有所变异，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外国的材料不能死搬硬套，只能供参考。”实践证明，潘钟祥关于《三角洲沉积体系特征及其和石油的关系》（1973）一文，在指导中国石油工作者开展科学研究和推动中国碎屑岩沉积学研究及地层油藏勘探方面起过重大作用。

探索基岩油藏分布规律

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岩油藏是在钻探工程中偶然碰上的。1948年委内瑞拉有计划地钻探变质的基岩时，于1953年探明了拉巴斯基岩油藏。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及利比亚相继发现了基岩油田，而且都是大油田。1959年中国在玉门鸭儿峡发现了志留系变质岩裂缝油藏，成为中国最早发现的基岩油藏。潘钟祥敏感地注意到了中国外这些发现，曾于1965年在石油工业部召开的海湾盆地油气勘探技术座谈会上提出海湾盆地内可能存在两类重要的油气聚集带，即不整合面以下的古生代碳酸盐基岩油藏及滨岸砂体油气聚集带。华北石油会战期间，1972年12月在济阳坳陷发现的义和庄基岩油田，石油产于奥陶系石灰岩中。有人认为，这类油田虽然产量高，但难于开发。1974年夏，在石油工业部召开的勘探工作会议上，潘钟祥建议在渤海湾盆地内或边缘凸起上勘探义和庄式基岩油田，认为这是发现高产油田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大有可为的。可惜，这一正确的科学预见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直到1975年7月中国在任丘发现了基岩油藏（称古潜山油田），才迅速掀起一个在渤海湾盆地内寻找基岩油田的高潮，潘钟祥非常高兴，打算进一步开展研究。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潘钟祥指导研究三角洲沉积的科研组，被批判为搞“洋奴哲学”，因为他提供的许多资料、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从国外引进的，潘钟祥非常生气，他放不下对科学新知的探索，顶着压力，在家里搞基岩油藏研究。他曾了解到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兰德斯（Landes）等，在1960年收集到了世界上25个基岩油田的资料，在听到任丘发现古潜山油田这个好消息的鼓舞下，潘钟祥查阅到了分布在北美、南美、北非、西非、欧洲和前苏联几十个基岩油田的资料，研究它们的特点，有什么运移聚集和分布的规律，力图供中国找寻和勘探这类油田参考。潘钟祥的拳拳报国之心，结出了丰硕的科学果实，写出了9万字的《基岩油藏》论文。1982年在北京召开国际石油地质大会期间，他以此和美国总统的能源顾问哈尔波特教授交流了基岩油藏的研究成果，哈尔波特听了很感兴趣，很快把潘钟祥的论文推荐到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志（AAPG）上发表（1982，Vol.66，No.10，pp.1597-1643），受到外国同行们的高度重视。美国、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都有人来函索要资料，有的还要求拜访和进行交流。潘钟祥早年留学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在校刊上宣传了这项成果；在潘钟祥教授去世两年后，该校还提出转载他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