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生，江苏南通人。2011年7月22日逝世。被学生评为“十佳教师”之一，获“新世纪奖教金”1等奖。

1957年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业余习天文和哲学，览百科全书，闲暇以诗画自娱。学生时代发表哲学论文，提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应以‘综合’为主”的论点，此后一直受此观点支配。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对前人“崇而不拜”，以审稿的方式对待教科书，坚持“钻进去，跳出来”的做法，全部教学内容都要亲自论证，抛弃了传统的以科学发现的历史顺序为线索的体系，建立了以科学本身固有的逻辑关系为线索的新体系。

视课堂为战场，背水为阵，不许带任何教学资料上讲室，所教10多门课无例外者。被学生评为“十佳教师”之一，获“新世纪奖教金”1等奖。结合教学任务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在力学方面，探讨了“时间”的本质，建立了“光学时机”，道出了光速不变原理；在电学方面，道出了热力学第三定律；在光学方面，道出了光见度函数；在引力论方面，证明了引力场具有负质量；在宇宙学方面，发表爱因斯坦宇宙模型的基本论据有错误，认为宇宙背景辐射是宇宙尘埃的常规的热辐射。在应用物理方面，发明了“浮栓式保温水箱”、“补偿式防冻水管”等。在计算机应用方面，创立了定量化的汉字编码理论，发明了“共鸣码”和“新式拼音码”。曾任南京市物理学会理事、国家教委理科普通物理教材编审组秘书等职，现为全国高等学校理科非物理业基础物理研究会理事、南京市鼓楼区人民代表、南京大学副教授。

——与潘根老师一席谈

与先生约好晚上七点半见面，我们提前十分钟到了采访地点。已经七点二十八了，怎么还不见先生呢？正在焦虑之际，先生象往常一般，面带微笑，健步走来。好一个如约而至啊！宾主坐定，采访就开始了。

每个人都有童年，那么先生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呢？他略一沉思，面色凝重起来。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他出生在南通一个小学教师的家中。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南通城，城门口有鬼子站岗，中国人进城时都要向鬼子鞠躬。不然，轻的是一个耳光，重的就可想而知了。他说：“父亲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发誓不向鬼子鞠躬，而又不愿挨皮肉之苦，所以就再也不出城门了。尽管如此，也还是不能安宁。他一直是无党派人士，而且曾以‘君子不党’为座右铭，但居然被伪教育局长指控为共党嫌疑，仅仅是因为他在国文课上介绍了岳飞的《满江红》词。伪警察到学校里去抓他，激怒了全体教师，未能得逞。形势险恶，他只好离乡背井，携全家赴盐城附近的垦区务农。童年的生活是很苦的，荒年的时候是靠阿苦菜、青蒿充饥，这种滋味我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鬼了投降后，他的父亲先回南通去安排，但不久就爆发了内战，亲人天各一方。两年后，先生随母沿海滩步行了一个月，终于回到了家乡。

先生十岁时才上学，比同龄人晚了两三年，又发现城里的孩子见识比自己多，内心里感到有压力。压力给人以窒息之感，却又能转化为动力。父亲给了他很有效的鼓励，晓之以“勤能补拙”的道理，使他成为非常刻苦的学生。他跳了两级，用三年半读完了小学。

1954年，先生考上了省立南通中学。他说：“进了这所学校，对我的一生影响是很大的，该校早期的教师中有一些是请末状元张謇出面聘请来的社会名流，因而历来对南通地区的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该校有很好的学风，刻苦学习是普遍现象。我所在的班又算是较为突出的，因为不光是刻苦学习成风，还有一种带有科学幻想色彩的研究气氛，这种气氛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1957年，先生考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次年，他利用业余时间研制红外线防护镜取得成功，创办了红外线防护镜厂，使学校获得了十多万元的效益。1959年获校级“红旗手”称号。1960年获校级“优秀学生”称号，同年入党，被抽出来担任了一年“预备教师”，脱产半年到“自然冷言冷语下法学习班”学哲学，自学了逻辑学和科学史。这种特殊的经历对先生后来的工作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1962年大学毕业，先生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和团总支副书记。他说：“安排我搞学生工作，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重用，但不是我乐意干的事。说句心里话，当初报考物理系，是希望将来有机会从事物理学研究。但是，作为党员，不能不讲组织观念，不能把个人志趣置于组织需要之上。党总支书记说：‘个人的要求虽有合理性，但往往是从局部看问题，组织上安排工作时是从全局考虑。辅导员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党员不干谁来干？’此话也在理上，所以还是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既然接受下来，那就要尽力干好。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想的。”

先生一直有教学任务。作为一名教师，他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初听他的课，许多同学都感到十分困惑，觉得他讲授的顺序与课本上的大相径庭，让人摸不着头脑。然而，当大家认真看过笔记之后，就会猛然发现，他的课逻辑缜密，结构严谨，脉络清楚，完全不必去看课本。原来，他是打破了传统的以科学发现的历史顺序为线索的体系，凭借自己深厚的数学和逻辑学功底，建立起一套以科学本身固的逻辑关系为线索的新体系。

凡是听过先生课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上课进从未翻看过课本、讲义之类的东西，往往是大步流星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准时开讲，而且他带上讲台的书包里压根儿就没有任何教学资料。谈到这一点时，他的神色再一次凝重起来，说：“这种特殊的做法，在我这里是有特殊背景的。我出身在教师世家，在兄弟几人之中，我是唯一继承父业的人。父亲在我毕业那年患肝患去世，临终嘱咐：‘我教了四十年书，贫困潦倒一辈子，能够留给你的，只有教学经验一条：背水为阵。’所谓“背水为阵”，他解释道，“照书念是最糟糕的。背水为阵，就是要求自己上讲台时什么资料也不要带，一到台上就无退路。这就要求在课前必须消化教学内容，把书本上的东西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课。我父亲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看来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希望你也能做到。’他是忍着晚期肝癌的剧痛讲这番话的，额上冒的虚汗至今还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答应：‘我以后一定做到。’”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教一门新课，他都要在课前关在房间里预演好几遍，就象演员背台词那样。有时要预演好几遍，直到完全不需要翻看资料时为止。有趣的是，先生的草稿纸常常是些小纸片，烟盒和旧报纸的空白处也被用上，有时走在路上突然想到了某个问题，就停下脚步，掏出烟盒，就地演算起来，随时能有心得。

作为一名教师，先生是成功的；作为一名学者，先生的成果也是有特色的，尤其是在物理基础理论方面。我们特别谈到他在统一场论方面的研究情况。他说：“我自信已经攻克了引一电统一场论，但目前只是发表了一些前期工作，已经是属于‘难产’了，主体工作还没有发表。发表这类文章，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将来纵然有幸能发表出来，算不算‘成果’，也还得让历史去评说。”先生把统一场论确定为主攻目标，还是在担任预备教师期间。在学习自然辩证法时他已对爱因斯坦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兴趣，稍后的教学任务又恰巧是电动力学（包括相对论）习题课，这就使他很自然地要对电动力学和相对论作较为深入的思考。统一场论是爱因斯坦在1918年提出的课题。人们早已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质量守恒原理在数学形式上分别与库仑定律、电荷守恒原理相似，这就很容易使人们提出“引力作用与电磁作用是否统一”的问题。爱因斯坦对此思考了三十七年，但未能成功。原因是：相对论表明，质量与速度有关，而电荷与速度无关；电荷有正负之分，质量 却只能是正的，其结果是牛顿引力论中会出现佯谬；电磁理论是以大量的经验定律为依据，引力作用要比电磁作用弱三十多个数量级，凭现有的实验技术条件无法获得与安培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相应的经验定律。如今，这些困难在先生看来已不存在，只要引入“复质量”，把引力质量和电荷分别理解为复质量的实部和虚部，就很容易把引力作用同电磁作用统一起来，而且能导出许多令人惊异的结果。

先生是个有个性的人，一旦认准了理，就不会轻易放弃。他所说的“理”是指：真正的科学论断应当是真言判断而不是假言判断，也就是说，论据必须是实证的。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固然需要有假说，但不能允许把明知与事实不符合的东西选定为论据。一旦有了可靠的论据，只要逻辑推理过程是严谨的，所得的结论就不容否定，不必去考虑反对派的人数有多少、地位有多高。几十年来，先生在科学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谈到这些时，他笑了笑，说：“要想探索真理，就得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我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无论如何，今后再也不需要象布鲁诺那样以生命为代价了。不过，从‘生命’的另一种含义上讲，也还是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工作，否则就是行尸走肉。如果不能工作了，那么，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就已经死了。科学工作者的使命是把研究成果献给人类，否则就毫无意议。所以，如果研究成果发表不了，那么对他来说就无异于‘枪毙’了。人活着就要干事情。要干事情，就得准备遭受挫折。我欣赏亚里斯多德的格言：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但真理更可贵。”

先生平易近人的态度，时而风趣幽默、时而严肃深沉的谈话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三个半小时。看看表，已是十点半钟了。尽管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继续和先生谈下去，但还是不得不结束了采访。望着先生渐远的清瘦的背影，我们在心中诚挚地感谢先生，衷心地祝愿他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